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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府釋義及漢樂府概況

　　“樂府”，本是上古掌管音樂的行政機關。設置長官管理音樂之事，古已有之。西漢的樂官有太樂令和樂府令，分別掌管雅樂和民間俗樂；至于掌管民樂的樂府衙署究竟何時設置，尚無定論，但至遲不晚于武帝時。西漢末年，衷帝罷黜樂府，保留其部分職能合并入太樂機關。東漢掌管音樂的機構，分為太予樂署和黃門鼓吹署，大致相當于西漢的太樂機關和樂府衙署。到晉、宋之際，人們把樂府演唱的歌詩也即稱之為樂府，于是，樂府又成為詩體的名稱（參見蕭滌非《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l984年）。

　　關于漢代樂府機關的職能，《漢書·禮樂志》說：

　　至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即今存之《郊祀歌》19章）

　　由此可知，樂府有采集民間歌詩、組織文人創作、負責演唱等職責。它所演唱的樂府詩歌，包括民歌和貴族、文人的創作。

　　樂府機關匯集了大量的民歌和貴族、文人創作，如何分類編排呢？據現存史料，較早給漢樂府分類的是東漢末年的蔡邕，他分為四類：大予樂、周頌雅樂、黃門鼓吹和短簫鐃歌。其后，多有學者為樂府歌詩分類，而以南宋郭茂倩《樂府詩集》最受推重。郭氏基本依據音樂的不同，分樂府詩為l2類：郊廟歌辭、燕射歌辭、鼓吹曲辭、橫吹曲辭、相和歌辭、清商曲辭、舞曲歌辭、琴曲歌辭、雜曲歌辭、近代曲辭、雜歌謠辭、新樂府辭。郭氏分類比較系統，繁簡適當，后人研究樂府多遵從這個分類。

　　漢代樂府詩歌原本數量不少，僅西漢時期，《漢書·藝文志》即著錄28家314篇（其中138篇為民歌）；東漢樂府史籍不載，已難曉其詳，當也不在少數。這些詩歌，大多已失傳，今僅存約百篇（其中民歌有40首左右），主要保存在《樂府詩集》的郊廟歌辭、鼓吹曲辭、相和歌辭、雜曲歌辭、雜歌謠辭幾類中。《樂府詩集》中有題名或標明“古辭”的，一般就是漢代樂府。

　　漢樂府中貴族、文人的詩歌，多是歌功頌德之作，風格典雅古奧而缺乏生氣，文學價值不高。漢樂府的精華是民歌，它們大多保存在相和歌辭里。

　　漢樂府民歌的文學價值

　　漢代樂府民歌的創作精神，與《詩經》的周民歌一脈相承，“感于哀樂，緣事而發”（《漢書·藝文志》），情感真摯濃郁，風格平實樸直。同時，在具體的題材內涵和表現手法上，又有不同于周民歌的新變。

　　（一）題材的承變

　　與《詩經》民歌一樣，漢樂府民歌繼續詠唱那些與百姓生活息息相關、感受深刻的生活內容。

　　有譏刺達官顯貴的詩，如《雞鳴》、《相逢行》、《長安有狹斜行》等。它們描寫貴族的顯貴、浮夸和奢侈，頗具漫畫意味。

　　有反映人民厭倦戰爭的詩，如《古歌》寫戍邊將士深切難耐的思鄉之情；《戰城南》悼念陣亡的將士，把野死不歸的凄涼和壯烈的豪情熔鑄在一起，涌動著沉重的悲涼感；《十五從軍征》寫一個老兵被迫征戰一生，年老終于可以回家了，但是已經家破人亡！只剩他孤苦伶仃，無依無靠，晚景凄涼！以獨特視角，揭露了戰爭的慘無人道。與《詩經》的同類詩歌相比，漢民歌顯得更加悲涼。

　　當然還有愛情、婚姻的歌唱。像《江南》、《有所思》、《上邪》這些膾炙人口的愛情詩，或柔美含蓄，或濃烈直率，就像愛情本身，純潔美麗。

　　與《詩經》一樣，漢樂府的婚戀詩也反映了相關的社會問題。如耳熟能詳的《陌上桑》，寫采桑女秦羅敷以夸飾夫婿的地位和英姿，巧妙拒絕太守的公開調戲。（轉于浙江自考365）

　　漢樂府民歌還有周民歌中鮮見的題材，即：傾訴生活艱難困頓和漂泊流蕩的詩。《東門行》、《婦病行》、《孤兒行》等，極寫生存的艱難。如《東門行》寫一個貧民，因生活困苦之極打算鋌而走險，妻子勸阻他，他卻義無反顧：

　　出東門，不顧歸。來入門。悵欲悲。盎中無斗米儲，還視架上無懸衣。拔劍東門去，舍中兒母牽衣啼：“他家但愿富貴，賤妾與君共鋪糜。上用倉浪天故，下當用此黃口兒。今非！”“咄！行！吾去為遲！白發時下難久居！”

　　此詩揭示了民眾被迫無奈，走上反抗道路的情狀。《婦病行》寫丈夫喪妻，自己帶著兩三個幼兒艱難度日，窮困潦倒，不禁對孩子感慨：我們也要隨你母親去了！《孤兒行》寫孤兒備受兄嫂虐待，痛不欲生：“居生不樂，不如早去，下從地下黃泉。”

　　此外，漢樂府民歌中還有表達人生哲理的作品。如《長歌行》：“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常恐秋節至，焜黃華葉衰。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指出生命和時光的可貴，鼓勵人們珍惜。而《薤露》和《蒿里》，更深刻抒發了對生命終結的悲哀：

　　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薤露》）

　　蒿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蒿里》）

　　生命的短暫猶如朝露，但露有再生，生命卻不能復歸。生命既已終結，生前的賢愚臧否，又何足道！這種人生體驗有些大徹大悟的味道，但是非常悲涼。

　　總之，漢樂府民歌抒寫民眾切身的情事，情深意真，這是對《詩經》民歌創作精神的繼承。同時，漢樂府民歌在訴說生存的艱難困頓以及披露戰爭的殘酷等方面，較之周代民歌，似乎更加悲涼厚重。

　　（二）藝術表現手法的演變

　　第一，與周民歌相比，漢樂府民歌敘事成分增多，許多民歌都有情節，有的還描寫了人物的形象。

　　在敘述和抒情中插入情節，如《東門行》寫貧民男子與妻子的爭論過程，《婦病行》寫鰥夫向親友求乞，《孤兒行》寫瓜車翻覆、孤兒的哀告，《戰城南》寫“我”與烏鴉的對話等等。這些情節對詩歌思想情感的表達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有的情節，具有偶然性或理想化傾向。如《上山采蘼蕪》，寫棄婦與故夫山腳相遇，就是偶然事件；但是如果沒有這一偶遇，就沒有棄婦在被棄之后仍須向故夫跪訴的情節發生，也就不能在更深的層次揭示婦女地位的卑下。《陌上桑》寫秦羅敷與太守的對話，就是理想化情節；但只有在這樣的情節和結局中，才能充分體現秦羅敷的智慧。情節設置的偶然性和理想化，表明漢樂府民歌在真實敘事抒情的同時，也不乏靈動的虛構和想象。

　　有的民歌還著意于人物的描寫。如《孤兒行》，通過父母在世時“乘堅車，駕駟馬”與父母死后種種不幸遭遇的對比，通過兄嫂對孤兒苛刻的待遇，通過“行賈”、“汲水”、“收瓜”四季不停的勞作以及“頭多蟣虱，面目多塵”、“冬無複襦，夏無單衣”的描寫，表現備受欺凌的孤兒形象。漢樂府民歌寫人物最為成功的，當屬《陌上桑》。它寫秦羅敷的美貌，先是以衣飾妝扮襯托：“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緗綺為下裙，紫綺為上襦。”接著以他人見到羅敷的反應從側面烘托：“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須。少年見羅敷，脫帽著悄頭。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來歸相怒怨，但坐觀羅敷。”始終沒有直接、正面的描寫，而羅敷之美呼之欲出。　（轉于浙江自考365）

　　第二，漢樂府民歌抒情真摯濃郁，有直抒胸臆的作品，如《有所思》、《東門行》、《孤兒行》等；同時也善于以比興、敘描的手法抒情。

　　《上邪》羅列五種不可能發生的自然現象，《艷歌行》之“翩翩堂前燕，冬藏夏來見”，《悲歌》、《古歌》之“心思不能言，腸中車輪轉”，《長歌行》之“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等等，都是比興的例證。有的詩篇還通篇使用比興，例如禽言詩《烏生》，通篇寫烏鴉不得安生的經歷及其所見所感，其實處處都在寫人間情事。通篇使用比興的詩作，還有《江南》、《枯魚過河泣》等。

　　在敘述和描寫中抒情的例子，如《戰城南》：“戰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烏可食。為我謂烏：”且為客豪！野死諒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客觀描寫戰場的情狀，而涌動著濃重的悲涼之感。《婦病行》則在瑣細的敘述中，埋藏著難以道說的凄苦。《十五從軍征》在這個方面最為出色，寫老兵向鄉人問詢家中情況，寫他到家后的所見、所為，全詩都是敘述和描寫，處處充滿了孤苦和悲凄：

　　十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道逢鄉里人：“家中有阿誰？”“遙望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從狗竇入，雉從梁上飛。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舂谷持作飯，采葵持作羹。羹飯一時熟，不知飴阿誰。出門東向看，淚落沾我衣。

　　第三，形式和語言方面的特點。漢樂府民歌在句式上突破了《詩經》以四言為主的格局，變為以雜言和五言為主。雜言長短不拘，表現靈活；五言雖只比《詩經》增加了一個字，但音節單雙配合，節奏、韻律富于變化，又增加了表現的容量。從發展趨勢看，漢樂府民歌由雜言漸趨五言，對五言詩的最后定型產生了重要作用。同時，漢樂府民歌也不再有重章，與《詩經》相比，在詩歌的結構上有所發展。

　　漢樂府民歌的語言質樸淺白，往往使用對話和口語。

　　作為詩的語言，看起來似笨拙滯澀，似順口溜，淺平直白，但富于表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