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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元（1635－1704）字易直，又字渾然，號習齋。河北博野縣楊村人。明末清初杰出的實學思想家、教育家。一生研習儒家經典，從事教育活動，提出了系統的經世致用、重實學、重習行的教育理論。他的與教育有關的主要著作有《存學編》、《存性編》、《四書正誤》、《朱子語類評》等。

一、對理學教育的批判

顏元的教育思想具有鮮明而強烈的戰斗性。他從其唯物主義世界觀出發，對傳統教育進行了深刻的批評。他認為幾百年以至兩千年來，教育就已走入“文墨世界”，漢儒講章句訓詁之學，晉人竟尚清談，隋唐又流為佛老，到宋儒變本加厲，講的是主靜主敬之學。總之都只是在文字書本上下工夫，為害甚大。他說：“訓估、清談、禪宗、鄉愿，有一足以惑世誣民，而宋人兼而有之，烏得不晦圣道誤蒼生至此也。”[1]

顏元對傳統教育的批判，概括起來說，認為有三大禍害，即毀壞人才、滅絕圣學和敗壞社會風氣。

所謂“毀壞人才”，足指教育培養出來的人，多不學無術，宋儒成天講學，教人讀書、靜坐，這樣得來的聞見議論，“如望梅畫餅，靠之饑食渴飲不得”[2]。受了這種教育的人，自以為知識很豐富，其實是“讀書愈多愈愚，審事愈無識，辦經濟愈無力”[3]。他直接批評朱熹說：“千余年來，率天下人人故紙中，耗盡身心氣力，作弱人、病人、無用人者，皆晦庵為之也。”[4]

所謂“滅絕圣學”，是指訓說禪宗教育日盛，則孔門實事實理的學問便日見衰竭。他哀嘆說：“嗟呼！學校之廢久矣！……逮于魏晉學政不修，唐宋詩文是尚，其流毒至今日，國家之取士者，文字而已；賢宰師之勸課者，文字而已；父兄之提示，朋友之切磋，亦文字而已。……求天下之治，烏可得哉？”[5]正由于教育只是流于文字工夫，靜坐語錄上，學校也就沒有學術可言。尤其倡行八股取士，為害更大。他說：“八段行而天下無學術，無學術則無政事，無政事則無治功，無治功則無升平矣！故八股之害，甚于焚坑。”[6]他還指出：“后人為漢儒所誣，從章句上用功，為釋氏所惑，從念頭上課性。其結果，‘道亡學喪’通二千年成一欺局矣！哀哉！”[7]

所謂“敗壞社會風氣”，是說傳統教育，主靜、讀書，造成社會道德、經濟和人才的衰敗。他說：“天下皆讀作、著述、靜坐，則使人減棄土農工商之業，天下之德不惟不正，且將無德；天下之用不惟不利，且將無用；天下之生不惟不厚，且將無生……漸至今日，曠代不見一帝臣王佐之才，千里不見一禮樂和好之家，數鄉不見一孝弟忠信之人。徒闖家家程注朱注，人人套文鈔策，子午科也，酉卯科也，乾坤全壞于無用老學究。”[8]

顏元對傳統教育的批判，可謂一針見血，相當深刻，這也反映了顏元關于教育和政治關系的觀點。

二、關于教育的作用

顏元對于教育的作用是非常重視的。他從社會政治和人性兩方面論述了教育的作用。

顏元認為，教育和經濟的關系非常密切，提出了養教并重，養先于教的觀點。他為了使國家富強。主張“復井田”，目的是使耕者有其田，而這項重要的經濟措施，即有教育的涵義。他在勾畫實行井田制后的美好遠景時指出：“意斯日也，孟子所謂百姓親睦，成于此征焉，游玩有歸，而土愛心臧，不安本分者無之，為盜賊者無之，為乞丐者無之，以富凌貧者無之，學校未興已養而兼教矣。……故吾謂教以濟養，養以行教，教者養也，養者教也。”[9]意思是說，井田制本身就含有深刻的教育作用。因為農民在共同勞動中，可以和睦相處，互相幫助，使得游民、盜賊、乞丐、惡霸都將絕跡，即使學校未得建立，亦可受到教育，所以教育足以推動生產；生產又足以推動教育，這是教養合一，教養并重的思想。當然，其中包含著不可能實現的幻想。在教養并重中，他又認為養先于教。他在《存治編·治賦》的“治賦之要有九”中，首先提到“預養”，認為在上者必須“菲供膳，薄稅斂，汰冗員以足衣食”。然后才是“預教”，即“簡師儒，申孝弟，崇忠義以保民情”。顯然這種觀點，是孔子“先富后教”思想的發展，是符合教育規律的。

顏元認為教育與政治有重大關系。他以為教育培養人才是治國的基礎。他說：“有人才則有政事，有政事則有太平。”主張“一風俗而成治功，莫善于取人以德，其本莫重于謹庫序之教”。因此，他把“興學校”作為他的三大政綱之一，認為“學校人才之本也”，“昔人言本原之地在朝廷，吾以為本原之地在學校”。

顏元還認為，教育作用在于預防和去掉“引蔽習染”。在人性論上，他不同意理學家把性分為義理之性和氣質之性兩極，以及氣質之性是惡的說法。他認為，人性善，“惡者，引蔽習染也”。去掉引蔽習染，恢復人的善性，正是教育所應起的作用。他曾以衣服被污染為例，說明通過教育去掉引蔽習染，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即使習染很深，也是可以教好的。然而更重要的是教育要發揮“習善”的作用，預防引蔽習染。他說：“使天下相習于善，而預遠其引蔽習染。”顏元這種重視環境對人的影響，強調教育可設改造引蔽習染的觀點，是具有一定積極意義的。但其性善之說，卻反映了他的唯物主義思想的不徹底性。

三、關于教育目的和內容

顏元要求培養實用的人才。他明確指出：“學所以明倫耳。”而其內容則依借《大學》中“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的提法。他所講的“‘明明德”是指道德教育，要求所培養的人要具有仁、義、禮、智等德性；而“親民”則為“學為圣人”，他所說的圣人和理學家所說的圣人不同，他認為圣賢是能利濟蒼生的人，有實才實德的人，而且應該是掌握一定專業技能的人。他說：“人于六藝但能究心一二端，深之以討論，重之以體驗，使可見之施行，則如禹終身司空，棄終身教稼，皋終身專刑，契終身專教而已，皆成其圣矣。”[10]他又說：“學須做成一件便有用，便是圣賢一流。試觀虞廷五臣，只各專一事，終身不改，便是圣；孔門諸賢各專一事，不必多長，便是賢；……”[11]

顏元關于教育目的的主張，雖然衍用《大學》和儒家的傳統觀點，但賦予了新的內容，尤其是培養專業人才的思想，反映了當時新興市民階級富國強兵的要求和他的初步民主思想。

顏元關于教育內容的主張是和他的教育目的主張緊密相連的。顏元強調培養實用人才，因而其內容亦強調“實學”。他在《刪補三字序》中說：“三事、六府，堯舜之道也；六德，六行，六藝周孔之學也；古者師以是教，弟子以是學，居以養德，出以輔政，朝廷以取士，百官以奉職。”三事指正德、利用、厚生說；六府指金。木、水、火、土、谷說；六德、六行、六藝是三物。六德指智。仁、圣、義、中、和，六行指孝、友、睦、姻、任、邱；六藝指禮、樂、射、御、書、數。所以三事、六府、三物就是顏元所講的“實學”，便是他所主張的教育內容。

其實，顏元在談教育內容時，多指“三物”而言。而在“三物”中又以“六藝”為最基本。他說：－“先之以六藝。則所以為六行之材具，六德之妙用，藝精則行實，行實則德成。”[12]所以六藝是他主張的最基本的教育內容，這也就是他屢次提及的“禮、樂、兵、農”。

顏元晚年曾主講于漳南書院，并為書院草擬了一個“教育計劃”，集中體現了他的教育內容的主張。他把書院分設六齋，各習不同課程。“文事齋”課禮、樂、書、數、天文、地理等科。“武備齋”課黃帝、太公以及孫吳五子兵法，并攻守營陣陸水請戰法，射御技擊等科。“經史科”課十三經、歷代史、法制章奏、詩文等科。“藝能齋”課水學、火學、工學、象數等科。“理學齋”課靜坐，編著程朱陸王之學。“帖括齋”課八股舉業。其中“理學”和“帖括”二齋，只是“暫收之以示吾道之廣，且以應時制”[13]。其余四齋充分反映了顏元培養專門人才，學習“實學”的主張，以及“實學的具體內容。在他看來，只有學習這些內容，才能培養實用人才，以實現他以七字富天下，即“墾荒、均田、興水利”；以六字強天下，即“人皆兵，兵皆將”；以九字安天下，即“舉人才、正大經、興禮樂”的富國強兵、安定社會的政治目的。

四、關于教學方法

顏元極為重視教學方法。其特點是，以唯物主義認識論為基礎，強調“主動”、“習行”，從而和“主靜”與偏重文字的傳統教育方法根本對立。

顏元“反靜主動”是很強烈的，他認為，此二者勢不兩立，不可調和，并關系到人才的培養和國家的強弱。他說：“三皇、五帝、三王、周、孔皆教天下以動之圣人也，皆以動造成世道之圣人也。……晉宋之茍安，佛之空，老之無，周程朱邵之靜坐，徒事口筆，總之皆不動也。而人才盡矣，圣道亡矣，乾坤降矣。吾嘗言一身動則一身強，一家動則一家強，一國動則一國強，天下動則天下強。蓋自信其考前圣而不謬，俟后圣而不惑矣。”[14]

所謂主動的教學方法，就是要通過實際活動，通過具體的事去學去教。這種方法，不僅可以使人身體強健，筋骨強固，增強身體和精神的健康，而且可以有道德涵養的功用和經世致用的價值。

教人為學既然生動，就必須注重習行。“習”是顏元教學方法的中心原則。他認為只有習行才能取得真正知識，也才能實際應用所教所學的知識。

“格物致知”是顏元習行原則的主要方法。他運用唯物主義觀點解釋“格物致知”，認為“物”就是客觀實際存在的具體事和物。“格物”就是親自去接觸這個事，去做這件事，就像用手去格殺野獸，身實習之，實行之。只有通過“格物”，才能達到“致知”，獲得真正知識。他說：“譬如欲知禮，任讀幾百遍禮書，講問幾十次，思辨幾十層，總不算知。直接跪拜周旋，捧玉爵，執幣帛，親下手一番，方知禮是如此……是謂格物而后致知矣。”[15]從此出發，顏元反對理學家“讀書窮理”的方法，認為讀書只是“學中之一事”，只是習行經濟之“譜”，但只有譜是不能解決實際問題的。所以他說：“蓋讀書乃致知中之一事，專為之則浮學臺”[16]從而強調讀書目的在于運用，強調讀了書本，必須照書上所說的去習行。就是讀書少，只要習行了，亦自受用不盡。

顏元的“主動”和“習行”的教育方法，其本質是一致的，但他的含義，略有區別，為的是分別針對傳統教育方法的兩種形式，即用主動教學法反對主靜之說；以習行教學法反對或代替書本的教學法。

顏元的教育思想，十分豐富、全面、系統。雖然由于受時代和階級的局限，他的基本立場仍以維護封建統治為目的，唯物主義觀點也有其某些不徹底性，但從其主導思想來看，畢竟反映了資本主義萌芽出現后，新的市民階級的利益，敢于沖破封建專制思想的束縛，向統治思想的理學宣戰，提出了與之相對立的唯物主義教育理論和主張，在中國古代教育思想史上具有重大意義并產生過深遠影響。

 

[1] 《習齋記余》卷三。

[2] 《存學編》。

[3] 《朱子語類評》。

[4] 《朱子語類評》。

[5] 《存治編·學校》。

[6] 《習齋言行錄》卷下。

[7] 《習齋言行錄》卷上。

[8] 《習帶記余》卷九。

[9] 《存治編·井田》。

[10] 《習齋言行錄》卷下。

[11] 《習齋言行錄》卷下。

[12] 《四書正誤》卷三。

[13] 《習齋記余》卷三。

[14] 《習齋言行錄》卷下。

[15] 《四書正誤》卷一。

[16] 《習齋年譜》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