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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晚清傳統(tǒng)教育的衰敗與人們的批判

晚清教育制度相當完備，但學校大多徒具虛名。全國最高學府國子監(jiān)取消了“坐監(jiān)”（即學生在校學習）制度，允許學生在寓所肄業(yè)，只須初一、十五到監(jiān)聽講《四書》、《五經(jīng)》即可。地方官學，“教官多不稱職”，“月課漸不舉行”[1]。學生入學讀書，只為獲取晉身做官的資格，毫無求學的愿望。各類學校“平日無人肄業(yè)”，空室空堂，書聲無聞。各地各種形式的書院、私塾，倒是世人讀書求學的真正場所，但其內(nèi)容是以儒家經(jīng)典為主，方法多為注疏訓達，死記硬背，且目的是應舉，同樣培養(yǎng)不出適應社會發(fā)展需要的具有真才實學的人才。

清代科舉嚴格以十分呆板、機械的八股文為格式，內(nèi)容多取自《四書》、《五經(jīng)》及宋儒注，試題僵化、偏怪。由于世人讀書的唯一目的在于應試中舉，晉身官場，所以科舉考什么、怎么考決定著學校教學什么、怎么教學。學校專教學生刻苦誦讀理學家注《四書》、《五經(jīng)》，仿作空疏煩瑣的八股文，以應付科舉考試，學校成為科舉考試的預備機關(guān)。同時由于學校無教學之實，學生到科舉考試時便采用種種舞弊手段，或者干脆出錢買個監(jiān)生、貢生甚至舉人，弄虛作假，賄賂買通，學風頹廢?？婆e已成為人才培養(yǎng)的嚴重障礙。

清末教育的狀況，引起了以龔自珍、魏源等為代表的地主階級改革派的深深憂慮和尖銳批判。首先，他們主張改革傳統(tǒng)教育。龔自珍指出，人才培養(yǎng)是國家興衰的根本。而清末教育“棄才屏智”，空疏腐朽，培養(yǎng)不出經(jīng)世致用人才。其結(jié)果，“左無才相，右無才史，間無才將，庫序無才士，隴無才民，廛無才工，衢無才商”[2]，

全社會普遍缺乏人才。他批判科舉制度“摧鋤天下之才”，已到了“既窮既極”的末路。魏源對當時學校盛行的性理之學、考據(jù)之學提出批判，認為是“托玄虛之理”，“工騷墨之士”，而“以政事為粗才”，“以農(nóng)桑為俗務”[3]，培養(yǎng)出來的人“上不足致國用，外不足靖疆國，下不足蘇民困”[4]。他批評科舉考試以八股文、試帖詩、書小楷為形式，無真才實學的弊端，主張“綜核名實”。改革考試內(nèi)容和方法。

接著，他們提出了向西方學習的主張。龔自珍主張學習“西洋利器”以利中國，在《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中，建議林則徐效法西洋“修整軍器”，“講求火器”，以武力抗擊外侮。魏源著《海國圖志》，明確提出了“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主張。他認為，“夷之長技”包括軍事和民用兩方面。軍事方面有三：“一戰(zhàn)艦，二火器，三養(yǎng)兵練兵之法?！盵5]民生方面，諸如“量天尺、千里鏡、龍尾車、風鋸。水鋸、火輪機、火輪舟、自來火、自轉(zhuǎn)錐、千斤秤”[6]等技術(shù)。他還介紹了西方議院民主選舉制度的做法：“議事聽訟，選官舉賢皆自下始。眾可可之，眾否否之；眾好好之，眾惡惡之?！盵7]龔自珍、魏源對傳統(tǒng)教育制度的批判和對學習西學的提倡，對于打破當時“萬馬齊喑”局面和思想啟蒙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二、西學東漸與早期教會學校對傳統(tǒng)教育的沖擊

從明朝末年起，西方近代文化思想、科學技術(shù)(簡稱“西學”)就開始在中國傳播。19世紀初，宣傳西學的學校開始在沿海和內(nèi)陸出現(xiàn)。1818年，英國傳教士馬禮遜在馬六甲開辦英華學堂，用中英文進行教學，宣傳基督教。1839年美國傳教士布朗在澳門開辦用中英文教學的馬扎遜學堂，課程除宗教外，有中文、英文、算術(shù)、代數(shù)、幾何、生理學、化學、歷史、地理等。該校是我國本土出現(xiàn)的第一所教會學校。鴉片戰(zhàn)爭后，憑借不平等條約，西學加緊對中國進行全方位滲透。1843年，香港英華學校成立。1844年，英國女傳教士愛爾德賽在寧波創(chuàng)辦女塾，課程有圣經(jīng)、中文、英文、算術(shù)、縫紉、刺繡等。該校是外國人在中國開辦的第一所教會女學。繼后，各國教會組織和傳教士紛紛來我國設(shè)學。整個晚清時期，大小教會學校達數(shù)千所，學生數(shù)萬人，形成了全國性的教會學校網(wǎng)。[8]早期教會學校一般程度較低，規(guī)模很小，但其課程已極大地突破了傳統(tǒng)初等教育學校課程的局限。

伴隨教會學校的開辦和發(fā)展，分設(shè)不同學部和年級的西方近代學制也輸入中國。1877年山東登州文會館將小學升為書院，設(shè)置備齋、正齋兩個學部，修業(yè)年限分別為3年、6年；實行課堂化的班級教學；開設(shè)較完備的西學課程（如宗教、數(shù)學、物理、化學、世界歷史、世界地理、心理學、邏輯學、政治經(jīng)濟學、近代實用技術(shù)等）；建立理論實驗室、開辟教學工場等。這種兩部九級的學制劃分和課堂班級教學以及近代課程體系已具有近代學制的雛形。

西方傳教士在辦學的同時，還辦起了出版印刷機構(gòu)，出版印刷學校教科書、科技書籍，傳播西學，范圍涉及宗教、數(shù)學、科學（包括天文、地質(zhì)、化學、動植物、測量、醫(yī)學）、歷史、地理、語言、音樂等學科。如1843年英國人麥都恩在上海開設(shè)墨海書館、1844年美國傳教士在澳門創(chuàng)辦美華書館、1845年美國長老會在寧波創(chuàng)辦美華書館，1864年美國傳教士狄考文在山東登州創(chuàng)辦文會館、1877年第一次在華基督教傳教士大會通過成立于上海的益智書會、1887年英國傳教士韋廉臣創(chuàng)辦于上海的同文書會等，都是當時著名的外國人在中國開辦的出版印刷機構(gòu)，成為當時最重要的西學傳播中心。

西學的傳播及其文教機構(gòu)的普遍建立，其目的在于“給入教的學生以智慧和道德的訓練，使學生能成為社會上和教會里有勢力的人物，成為一般人民的先生和領(lǐng)袖”[9]。正如1890年上海圣約翰大學校長卜防濟所說：“我們的教育機關(guān)正在訓練著未來的領(lǐng)袖和司令官，他們在將來要對中國同胞施加最大和最有力的影響。”[10]其作用，不僅負有“破壞性的使命”，而且也不自覺地具有“建設(shè)性的使命”[11]。教會學校不僅嚴重沖擊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體系，加速了中國傳統(tǒng)教育的崩潰和瓦解，而且作為一種與近代社會發(fā)展相適應的文教制度，充滿勃勃向上的生機和活力，反襯出傳統(tǒng)教育的腐朽落后，為中國近代教育的建立提供了直接的參照系，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中國教育由傳統(tǒng)向現(xiàn)代的轉(zhuǎn)變。

三、“中體西用”文教指導思想的萌芽、提出和系統(tǒng)化

“中體西用”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簡稱。中學指中國固有文化思想（主要指經(jīng)史之學和綱常名教理論）及其教育制度；西學指西方近代文化思想及其文教制度（包括西文、西藝和西政等重要內(nèi)容）。體、用是中國古代哲學的一對基本范疇，“體”指根本或原則，“用”指形式或應用?！爸畜w西用”是指以中國傳統(tǒng)的儒家文化為根本，以學習西學為中國所用。中體西用的提出和形成經(jīng)歷了一個相當長的過程。

早些時候，魏源在《海國圖志》中就提出了“師夷之長技以制夷”[12]的主張，要求在堅持“中國智慧，無所不有”的前提下，學習西方近代先進科技文化，“盡轉(zhuǎn)外國之長技為中國之長技”[13]。在這里，中體西用已見端倪。林則徐的學生馮桂芬1861年在《校那廬抗議》的《采西學議》一文提出“如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shù)”[14]的觀點，初步勾勒了中體西用的理論框架。洋務派面對中國“五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明確認識到不學習西方科學技術(shù)之“末”，就難保中國倫理綱常之“本”，竭力推行中體西用的基本。如李鴻章既強調(diào)“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上”[15]，又驚嘆列強“輪船電報之速，瞬息千里；軍器機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彈所到，元堅不摧，水陸關(guān)隘，不足限制；又為數(shù)千年來未有之強敵”[16]，故主張在“變器不變道”思想的指導下堅決效法西方，大力興辦洋務。1895年4月，沈壽康在其主筆的《萬國公報》發(fā)表《救時策》一文，指出“中西學問，本自互有得失。為華人計，宜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首先明確了中體西用的提法。幾乎與此同時，吳之債在《上張香帥請設(shè)中西學堂書》中指出，擬辦學堂之所以名“中西學堂”’。就是為“創(chuàng)‘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冀開海內(nèi)風氣”[17]，也明確了中體西用的表述。稍后，管理書局大臣孫家鼐在關(guān)于開辦京師大學堂六條意見的第一條中提出：“中國五千年來，圣神相繼，政教昌明，決不能如日本之舍己蕓人，盡棄其學而學西法。今中國京師創(chuàng)立大學堂，自應以中學為主，西學為輔；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學有未備者，以西學補之；中學有失傳者，以西學還之。以中學包羅西學，不能以西學凌駕中學，此是立學宗旨。日后分科設(shè)教，及推廣各省，一切均應抱定此意，千變?nèi)f化，語不離宗?！盵18]上述“立學宗旨”，似表征著中體西用思想已趨向系統(tǒng)化。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張之洞撰成《勸學篇》，該書全面系統(tǒng)地概括了中體西用思想（詳細介紹見本章第六節(jié)）?！爸畜w西用”成為日后清政府制定新學制的指導思想，如張百熙等人1903年在《重訂學堂章程折》中提出：“立學宗旨，無論何等學堂，均以忠孝為本，以中國經(jīng)史之學為基?！笠晕鲗W渝其智識，練其技能?！盵19]“壬寅一癸卯學制”都貫穿著“中體西用”根本精神。

中體西用作為晚清教育的指導方針，一方面，推動了近代教育的改革和催發(fā)了新式教育的產(chǎn)生，清末新學制就是中體西用的產(chǎn)物；另一方面，迎合了當時國民普遍守舊、難以承受劇變的心理，堅持以固有傳統(tǒng)文化為本，未能從根本上觸及傳統(tǒng)教育制度，從而對中國教育近代化起著一定的阻礙作用。

[1] 《清史稿·選舉志》。

[2] 《龔自珍全集》，第319頁，中華書局，1959年。

[3] 《魏源集。默觚》，中華書局，1976年。

[4] 《魏源集。默觚》，中華書局，1976年。

[5] 《海國國志·籌海篇》。

[6] 《海國國志·籌海篇》。

[7] 《海國圖志·外大西洋美利加洲總敘》。

[8]據(jù)《帝國主義侵華教育史資料——教會教育》（教育科學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I4頁引《新教育》第5卷第4期載文統(tǒng)計，到1889年，天主教和基督教會在中國辦的學校總數(shù)為2000所，學生約4萬人。

[9] 《基督教在華傳教士大會記錄，1890年》，上海英文本，459頁。

[10] 《基督教在華傳教士大會記錄，1890年》，上海英文本，459頁。

[11]馬克思：《不列項在印度統(tǒng)治的未來結(jié)果》，《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7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2]魏源：《海國圖志·敘》。

[13]魏源：《海國圖志》卷二。

[14] 《校邠廬抗議》下卷。

[15] 《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二十五。

[16] 《李文忠公全書》卷二十四。

[17] 《萬國公報》第75冊，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出版。

[18]朱有  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一輯下冊，6M頁，上海：華東師大出社，1986。

[19]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上冊，197頁，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