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勝利召開，標志著我國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伴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我國幼教事業的發展進入建國以來最好的時期。我國幼教行政日益受到重視，幼教行政職能作用也日益突出。與此同時，為適應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與變革的需要，以及為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幼兒教育體系而不斷地進行改革。可以說，20年來，我國幼教行政管理與幼教事業發展初步形成了良性互動關系，幼教行政管理逐步走向科學化、制度化、規范化的軌道，極大地促進和保證了我國幼教事業的健康發展，使我國幼教事業的發展取得顯著的成就。
新時期，我國幼教行政改革與發展的主要特征及趨勢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政府重視幼教事業發展，并通過行政手段進行干預
在我國，幼教事業屬于政府行為，國家通過各種行政手段對幼教事業的發展進行干預。改革開放以來，隨著黨和政府工作重心的轉移和經濟建設的發展，教育作為關系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和社會主義歷史命運的一個根本問題，被擺在了突出的位置。黨和政府確立了把教育擺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幼兒教育受到了空前的重視，將發展幼兒教育事業作為提高未來勞動者素質的重要戰略。“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正是從戰略發展的高度提出要努力發展幼兒教育”。我國政府不僅重視幼教事業的發展，并通過各種行政手段直接滲透和干預幼教行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加強對幼教事業的領導、協調和控制
政府主要是通過制定幼教事業發展的方針、頒發幼教行政法規等形式，加強對幼教事業的領導、協調和控制。如在1979年，經國務院批準，由教育部、衛生部、勞動總局、全國總工會和全國婦聯聯合召開了全國托幼工作會議，并轉發了會議紀要，成立了由國務院直接領導的全國托幼領導小組及其辦事機構，負責研究和貫徹有關托幼工作的方針，制定事業發展規劃等，并劃分了有關部門的工作職責。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托幼工作受到政府空前重視的一次大會，也是我國幼教事業進入新時期的重要標志。幼兒教育是一項社會事業，從幼教機構的設置上講，它涉及到建筑、規劃、衛生等有關部門的審查。從幼教機構工作的運行與評估上講，涉及到教育、衛生保健、計劃生育、社會福利、物價等有關部門的協調與合作。不同部門之間的協調與合作，常常需要通過政府的明確批示才能實現。為此，國務院辦公廳1987年轉發原國家教委等部門《關于明確幼兒教育事業領導管理職責分工請示的通知》，明確劃分了教育、衛生、勞動人事、城鄉建設、環境保護、財政、輕工、紡織、商
業等各有關部門對幼教事業發展的任務和社會責任。
（二）重視兒童生存、保護和發展工作，使兒童權利保障法制化
我國政府一向關心和重視兒童的生存、保護和發展工作，致力于使兒童權利的保護法制化。在國際合作方面中國政府在《兒童生存、保護和發展世界宣言》和《執行九十年代兒童生存保護和發展世界行動計劃｝）上簽字，向全世界承諾并執行有關兒童生存、保護和發展的世界行動計劃。在國家通過的《九十年代中國兒童發展規劃綱要》和《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年規劃和第八個五年計劃綱要》中，明確規定了兒童發展的許多重要指標，表明了政府對兒童生存、保護和發展的高度重視。同時，我國政府為加強兒童權利的法律保障建設，從國情出發，制定了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為核心，包括《未成年人保護法）、《母嬰保健法）｝等一系列法律以及相應的法規和措施，形成了較完備的保護兒童權利的法律體系。特別是1995年3月18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以及1990年2月正式實施的《幼兒園管理條例》和1996年6月正式實施的《幼兒園工作規程》，使我國幼兒的受教育權的法律保護有了更全面、更具體的法律和法規依據。
（三）幼教行政目的性、自覺性不斷增強
國家對教育的行政管理權，其目的就是在于全面組織和發展教育事業。幼教行政同樣如此。改革開放20年來，隨著社會現代化進程的推進及科學技術的高速發展，人們思想觀念的不斷更新，幼兒教育作為人的終生發展打基礎的教育階段，受到政府和社會的普遍關注與支持。隨著獨生子女政策的實施，使家長與社會對幼兒教育寄予較高的期望值，社會對幼兒教育的需求日增。我國幼教行政的目的始終是為更多的兒童提供學前教育的機會與提高學前教育的質量，并以此作為制定幼教事業發展的方針政策和措施。同時，各級幼教行政部門為發展幼教事業，實現教育方針和幼兒教育目標而積極創造適宜的條件，使幼教事業的發展不斷滿足什會政治經濟和人民群眾的需求，最大限度地保障幼兒受教育權、發展權的實現。
從發達國家幼兒教育普及化的發展趨勢來看，任何一個國家在幼兒教育普及化的過程中都不是在純粹自發的基礎L達到普及的。幼兒教育普及化總是伴以各種社會化、國家化的形式實現的。
二、幼教行政逐步走向依法治教的軌道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隨著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的加強和教育的改革與發展，教育立法工作也逐步得到重視和加強。幼教行政依法治教也提上議程，其主要表現是：
（一）幼教事業的發展客觀上要求納入法制化的軌道
70年代末一80年代中期，我國幼教事業無論是發展的速度還是發展的規模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據1985年統計，全國已有各類型幼兒園 17.3萬所，分別是 1946年和 1965年的 132倍和 9倍；在園幼兒達到1400余萬人，分別是1946年和1965年的100余倍和8倍之多；全國有幼教師資60余萬人。隨著事業規模的不斷擴大，幼教行政管理內容也越來越復雜，面對如此龐大的幼兒教育中業，僅僅靠政策和行政手段來管理，顯然是“力不從心”。另一方面，80年代初，我國教育行政中，依法治教觀念淡薄，特別是受“十年文革”的影響，教育行政中“人治”思想嚴重，其結果往往是“人在政舉，人去政息”，甚至人在政不舉，給所在地區或部門的工作造成損失。這樣的管理，使方針政策的貫徹執行及事業的發展，過多地依賴行政長官的重視程度及領導者自身的素質。因此，幼教事業的快速發展客觀上要求必須法制化。
（二）建國以來可行的方針、政策需以法規的形式固定
新中國成立以來，為促進幼兒教育事業的發展，加強管理，國務院辦公廳、教育部以及政府各有關部門都曾發布或批轉有關文件，對幼教事業的發展方針、幼兒園的管理、師資隊伍的建設等做過一些規定。如1952年，教育部印發并試行了《幼兒園暫行規程》和1979年印發并試行的《城市幼兒園工作條例》。這兩個具有法規性的文件對我國幼教事業的健康發展起了重要的促進作用。此外，進人新時期以來，國家有關部門還印發了一些重要文件。例如，1979年國務院轉發《全國托幼工作會議紀要》；1983年教育部印發《關于發展農村幼兒教育幾點意見》；1987年勞動人事部、原國家教委頒發《全日制、寄宿制幼兒園編制標準》（試行）；1987年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原國家教委等部門《關于明確幼兒教育事業領導管理職責分工的請示》等等，這些文件的貫徹執行，有效地加強了幼兒教育事業的領導和管理，有效地推進了我國幼教事業的發展。“為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充分注重幼兒教育改革的整體性，需要把那些經過實踐證明是正確的、可行的方針、政策，以法規的形式固定下來。”
1989年6月5日，原國家教委發布了《幼兒園工作規程）（試行），1996年6月2日，發布了《幼兒園工作規程》（以下簡稱《規程》），并于同年9月11日，又發布了經國務院批準的《幼兒園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條例》）。這是政府為加強對各類幼兒園管理頒布的重要行政法規。自《條例》和《規程》發布與實施10余年來，我國幼教行政管理逐步步入規范化、制度化、科學化。在幼教行政管理中主要體現了統一性與多樣性的結合，國家的規范性要求與地方自主性的結合，使我國幼教事業的發展充滿了生機與活力。我國幼教行政管理漸入正規，具體表現在：
1．到90年代初，我國絕大多數地區建立起省、地（市）、縣（區）、鄉（鎮）街四級幼教行政管理網絡及四級教研和培訓網絡，初步形成了上下通暢的管理體系。
2．逐步建立起“地方負責、分級管理和各有關部門分工負責”的幼教管理體制。實踐證明，《條例》確立的管理體制是符合我國國情的。幼教事業管理責任放權到地方，各級政府增強了責任感，加強了對幼教工作的領導，極大地推動了我國幼教事業的發展。
3．依法治教，促進了幼教管理工作的規范化、制度化。各地方依據兩個法規制定和頒發了與之相配套的地方性法規和規章制度。
4．深化辦學體制的改革，各地辦學方式采取了靈活多樣的形式，實行國家、集體、個人一起辦幼教的方針，充分調動了地方政府，尤其是社會各方面的積極性。幼教辦學體制的多樣化，也拓寬了幼教經費渠道，保障了幼教事業的發展。
5．幼兒園逐步實行園長負責制，這是幼兒園內部管理制度改革的核心。由于幼兒園普遍實行國長負責制，推動了幼兒園內部管理體制的改革及辦園水平的提高。
6．各級教育部門注重師資隊伍建設，形成一手抓培養、培訓，一手抓管理的新局面，教師合格率有較大的提高。到2000年，具備《教師法｝）規定的合格學歷和教師資格考試合格的幼兒教師將達到75％以上。
三、幼教行政管理趨于科學化
80年代以來，我國運用管理原理來實施教育行政，使教育行政科學化，逐漸成為一種趨勢。面對改革開放的社會格局，特別是處在我國經濟體制巨大變革過程中，幼教行政遇到的問題日益復雜，挑戰日益嚴峻。單靠教育行政人員的各自、主觀判斷、會議桌上的決策……往往不能解決復雜的教育問題。因此，探索和研究新時期我國幼教行政改革與發展的路子，研究幼兒教育的規律，不斷研究探索實踐中提出的新問題，使幼教行政科學化，成為新時期我國幼教行政發展的主要特征之一，主要表現在：
（一）加強幼兒教育科學研究，保證決策科學化
科學研究是行政管理科學化的基礎。20年來。我國幼教行政管理中不僅注意吸收和總結建國以來幼教行政管理的歷史和教訓，同時注重吸收借鑒國外先進的幼教理論，特別注重從國情出發，開展廣泛深入的調查研究和實驗研究，以保證決策的科學化c如《條例》、《規程》是1989年頒發的，而實際大量的調研、討論和起草工作是從1986年開始的；《規程》從1990年試行后，又在全國選擇若干幼兒園作為實驗基地，以《規程》精神為指導，進行了5年的實驗研究，研究結果為1996年6月正式發布《規程》提供了堅實的依據。又如，中央幼教行政部門牽頭組織和協調有關部門和人員，進行了一些較大規模的實驗研究，最有代表性是“幼兒園與小學銜接的研究”，這也是一項歷時5年的大規模研究項目，該項目研究的目的之一是“為教育行政部門決策提供依據”。該項研究的工程之浩大，參與人員之廣泛，涉及的幼兒教育理論之深刻……在我國幼教發展史上也是空前的。
另一方面，在高校（科研機構）專業人員與幼教第一線教師以及幼教行政人員三結合進行科學研究方面取得了成功的經驗，加強了幼教科研與幼教行政決策之間的聯系，這也是我國當代幼兒教育發展的重要趨勢之一。
（二）充分發揮專家學者在幼教行政決策中的、參謀作用
80年代以來，我國幼教行政管理中，在每次重大的政策和舉措出臺之前，均要聘請國內知名的專家學者進行廣泛的研討、論證，有的專家親自主持課題研究，這樣既發揮了專家學者的專業和智力優勢，又可使幼教行政避免盲目性和主觀性。各級地方幼教行政也十分重視本地區專家學者在行政決策中的、參謀作用。如在制定本地區事業發展規劃、出臺有關政策時，也都請專家來獻計獻策。還有的省區從全國范圍聘請專家來為本地區幼教事業的發展出謀劃策。
幼教行政趨于科學化是幼教行政走向規范化、法制化的基礎。沒有科學化就談不上規范化和法制化，不依法治教也就談不上科學化。二者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互相促進，互相制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