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九卿：秦朗統一之后，建立起來的中央官吏系統。三公即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公之下有九卿（太常，朗中令，衛尉，太仆，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分理中央事務。

三省六部制：隋唐以后，以三省六部制的分權形式解決集權體制內的權力分配問題。三省（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同為國家最高政務機構，分別負責決策，審議，執行等政務。六部（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為行政事務的職能管理機構，六部隸屬于尚書部。三省六部制的確立，表明了傳統社會中央集權管理體制的成熟。

郡縣制：春秋戰國時期由于政治經濟的系列變動，土地兼并戰爭到處發生。在大國吞并小國之后，征服者大都將小國變成縣郡，以隸屬于自己的行政系統之下。這種郡縣制在戰國時代，已成為各國國內一般行政區劃。秦漢時期以郡縣制全面取代分封制，建立起天下一統的王權體制，君主集權達到空前的高度。

科舉：是由皇帝親自主持，以分科考試形式錄用人才的取士制度。

察舉制：漢代從中央到地方的官員都可以向皇帝舉薦賢士。這種由地主官僚察訪人才，向朝廷舉薦的方式，稱為“察舉”。漢代察舉制度是中國科舉制度的雛形，它為隋唐時期的科舉制的出現作了重要的鋪墊。

九品中正制：是曹魏時期建立的一套較察舉制度嚴格的選官制度。中央在各州郡設“中正官”，負責察訪本地人士，按其才德聲望評定九個等級，然后根據士人的品級；向吏部舉薦。九品中正制從其本質上看，同樣維護的是土族的利益。

明經科：在于察舉通曉儒家經典的人才，東漢開始設置。隋唐以后，漢代察舉考試中強調的儒家經學仍作為科舉考試的主要內容。

詩賦取士：唐代科舉考試中最重視的進士科，進士試主要是詩文，是一種文學考試，因此唐代崇尚文學成為一代風氣。在詩賦取士的利益驅動下，唐人創作熱情高漲，唐詩時代的形成與科舉制度有相當的關系。

行卷：唐代的科舉考試沒有后代那樣嚴格，考前的舉薦相當重要。為了獲得達官貴人，社會名流的賞識與推薦，士子們在應試前，帶著自己平時所作的詩文投獻給名公巨卿，這種詩文稱為“行卷”。

法律制度：是由國家統治者為協調社會關系，保證社會秩序而創制出來的帶有強制性的制度規范。

《法經》：戰國時期，在各國普遍制定與公布成文法的基礎上，魏國的李埋對諸國成文法進行了總結，制作了《法經》六篇，它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初具體系的封建法典。

《唐律疏議》：唐高宗命長孫無忌對《唐律》進行考證，疏議，著成《唐律疏議》一書。公元454年唐高宗頒行《唐律疏議》是漢代以來對于法律注釋解說的集大成著作，它具有與法律同等的效力，是儒家經義法典化的范本。

“春秋決獄”：從董仲舒開始即以《春秋》的精神與事例附會法律，《春秋》經義不但成為法律的補充，其權威性甚至還高于法律，

五禮：是古代國家禮儀制度，大約定制于周代。五禮分為：吉禮，祭祀之禮；兇禮，死喪，兇荒之禮；賓禮，朝見之禮；軍禮，出征，田獵等禮；嘉禮，冠婚，飲食，賓射等禮。

“五服”：按傳統喪葬禮俗，親屬要依與死者關系的遠近親疏，穿戴不同的喪服“守制”，這本是周代的古禮，來自儒家禮制；漢代以后沿襲了這一喪服制度。傳統的孝服分為五等，俗稱“五服”。宗法人倫關系與等級制度在五服禮制中得到最集中，最鮮明的體現。

中體西用論：它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縮賂，是中國近現代洋務派和早期改良派的文化主張和基本理論。“中體西用論”者主張以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為“體”，為“本”，以吸收西方科學技術和具體文化為“用”，從而達到制夷圖強，復興中華的目的。

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公民為目標，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

現代新儒學：是“五四”以后出現的，以接續“儒學”道統為己任，服膺宋明理學為主要特征的，力圖用傳統儒家學說融合，會通西學，從文化上探討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學術思想流派，其代表人物有梁漱溟，馮友蘭，唐君毅等人。

全盤西化論：是一些自由主義者的文化主張，其核心內容是“現代化=西方化”，認為中國文化傳統一無是處，與現代化水火不容，主張不預設任何人為的限制，照搬西方歐美的社會制度和化意識作為民族自救的根本出路。全盤西化論既反對保守主義的儒學復興論，也反對社會主義的綜合創新論，表現出對待民族文化的虛無主義與極端化傾向。其代表人物有毛子水，吳稚輝，胡適等人。

宋明理學：是宋明時期，周敦頤，程顥，程頤，朱嘉，陸九淵，王守仁等人將印度佛學與本土的易，老，莊三玄相糅合，融進儒家思想之中而形成的新的儒家學派的學說，他們注重證悟的禪宗式的“明心見性”強調“主靜，居敬”，“戒懼，慎獨”，主張“存天理，滅人欲”，是上種帶有明顯宗教功能的的學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