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谷體：黃庭堅自號山谷道人，楊萬里在《誠齋詩話》中稱黃庭堅詩為“山谷詩體”，嚴羽《滄浪詩話》將其列為“山谷體”。其基本特征是求生避熟和求雅脫俗。
藝術特點有三：1、以學杜為宗旨，重視句法，發展拗句、拗律體制；
2、強調無一字無來處，用典以故為新，變俗為雅，長于點化鑄造，富有思致和機趣；
3、好奇尚硬，造語洗凈鉛華，獨樹雋旨，風格生新瘦硬峭拔，但兼有瀏亮芊綿的一面。
西昆體：是北宋初期影響極大的詩歌流派。有廣狹二義，狹義單指其近體律詩，廣義兼指其四六文。西昆之名，因創始諸人在秘閣唱和的詩集稱《西昆酬唱集》取玉山、冊府之意。共收詩人十七位，皆西昆健將，而以楊憶、錢惟演、劉筠為魁首。楊、劉齊名，當時影響很大。
蘇辛詞派：北宋詞中的豪放詞派。南宋偉大愛國詞人辛棄疾，一生以英雄自詡，其稼軒詞充分表現了他的英雄抱負，補襟懷磊落，慷慨淋漓，將氣高天下的東坡詞風在南宋發揚光大，加之與當時渴望恢復的國勢民情相推移磨蕩，又與南渡初期的張元幹、穎孝祥諸家的詞風相翕合，又有陳亮、劉過等詞人追步唱和，遂形成氣勢磅礴、悲涼感憤的蘇、辛詞派。
清雅詞派：指南宋中后期詞壇崛起的一個詞派。此詞派的開山大師是姜夔。他在題材內容方面主要承襲周邦彥詞寫戀情和詠物的傳統，在詞的格調、意境方面有新的開拓，格調高雅，詞境疏朗開闊，以其“清空”、“騷雅”的風格特色，成為南宋雅詞的典范。此后，自吳文英、史達祖至王沂孫、張炎、周密等均沿此路作詞。在遣辭和音律上益求清麗工整，重詠物，多用典，追求人工之巧，使詞由共賞變為純粹的文人吟唱。他們的作詞途徑和特色雖各有不同，但追清趨雅卻是共同的。
竟陵派：由于仿效公安派的詩歌日益顯露出“陋”、“俚”的弊病，所以有竟陵派出來加以匡救。竟陵派因其首領鐘惺和譚元春都是湖廣竟陵人而得名。他們繼承了公安派關于抒發“性靈”的文學主張，但他們認為“性靈”不來自詩人的胸臆，而來自古人的篇什，所以他們主張“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追求一種孤僻的情懷。在藝術上，他們不滿于公安末流的淺易風格，力倡所謂“幽深孤峭”的風格，不惜用怪字，押險韻，有意破壞語言的自然之美。使其作品佶屈聱牙，刁鉆古怪，走向了極端。
公安派：指明代后期以袁宏道為首，包括袁宗道、袁中道在內的文學派別，因他們三兄弟是湖北公安人，故稱“公安派”。他們以李贄的“童心說”為指導，提出了“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主張，用“獨抒性靈”來反擊文學領域中理學的束縛，找到了以獨創的精神來表現個人真情實感這一文學的最高境界，主張創新，比較重視文學的時候精神，在詩歌的抒情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
茶陵詩派：成化至弘治年間，李東陽以內閣大臣的身份主持詩壇，追隨者趨之若騖，形成了一個以李東陽籍貫命名的茶陵詩派。詩風仍屬臺閣體余波，但李不滿于臺閣體的無病呻吟、千篇一律的纖弱文風，主張以杜甫的詩風來加以匡正，并且注重詩歌語言的藝術，具有脫離臺閣體公式形式的意義，成為從臺閣體向前七子之間的過渡人物。
常州詞派：嘉慶時期，常州人張惠言與其弟張琦及周濟等崛起于詞壇。張惠言從內容質實的角度主張恢復風騷傳統，強調比興寄托。為了矯正陽羨派的粗獷和浙西派的輕弱，他提倡“以國風、離騷之情趣，鑄溫、韋、周、辛之面目”，要求詞要通過比興手法達到“賢人君子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并要求文辭之“深美閎約”的體式。由于張惠言的重大影響，這種理論在當時相當流行，張琦、周濟、董士錫、周之琦等積極追隨，形成了聲勢浩大的常州詞派。
湘鄉派：桐城派中興之主曾國藩為湖南湘鄉人，由于曾對桐城派的承續和改造，既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了時代變遷和文風轉換對散文的需求，又為桐城派所講求的身心義理之學培土固基。曾的散文學識宏通，持論堅勁，入情切理，駢散雜廁，聲采炳煥，為其弟子服膺，故形成并興盛于同治年間的曾氏及其門生弟子被人稱為湘鄉派。
漢魏六朝詩派：清道光咸豐時期，湘人王闿運別樹一幟推尊漢魏六朝詩歌，史稱漢魏六朝詩派，亦稱湘湖詩派。王闿運論詩自尊八代，明言復古，其所作，亦刻意模仿，各種擬作層出不窮。但后世論者一致指認其詩墨守古法。這表明擬古之倡在時代巨變中已無出路，故隨著此派另外兩位作者鄧輔綸、高心夔的下世，湘湖詩派亦告式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