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學前教育思想的引進與傳播
  （一）清末學前教育的引入
    1.引進日本的學前教育
    中國的學前教育機構，產生于清末，實為舶來品，主要來自日本。日本1868年眀治維新，1872年第一個新學制誕生，1876年在東京女子師范學校就成立了日本最早的官立幼稚園。早期的日本幼稚園也是借鑒西方，保教內容以引進的福祿倍爾“恩物”為主。到19世紀末，日本已經形成了一套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學前教育模式，其標志是《幼稚園保育及設備規程》的制定。以保教內容而言，已不再以福祿倍爾“恩物”為主，而是以游戲、唱歌、談話、手技等四項為主了。
20世紀初，清政府實行“新政”。確定了教育要向日本學習的。20世紀初便掀起了一個留學日本和官員對日本考察的高潮。
    創辦于1901年的《教育世界》，是中國近代最早刊行的教育雜志。引進日本學前教育的，對清末民初蒙養院制度和蒙養園制度的建立和實施發生很大影響。
    2.傳教士輸入西方學前教育思想
    在中國蒙養院建立以前，西方傳教士早已在中國首創了幼稚園，并且把西方學前教育思想介紹到中國。以美國傳教士林樂之為代表。他是帝國主義對中國人民進行精神侵略的典型任務，同時他也把西方學前教育思想輸入中國。他所闡述的問題主要體現在下述幾個方面：
    在兒童觀上，他特別看重兒童，把兒童視為“一國之至寶，一國之光寵”。這種觀點雖然未超出進化論的范疇，但較之中國封建傳統的兒童卻是很大的進步。
    林樂之還闡發樂兒童教育與改造社會的關系，認為兒童教育關系到社會改革的成敗。
    林樂子等西方傳教士在華傳布的新的兒童教育觀，對五四時期中期掀起的對傳統兒童觀的批判有直接的影響。他們所強調的重視基礎教育，包括學前教育的思想，也引起了中國有識之士的重視。
    清末民初，日本學前教育對中國的影響多表現在制度的建立和具體的實施上；西方學前教育的影響，主要表現在思想上，它以“潛在”的形式早于日本，客觀地存在并發展。
   （二）福祿倍爾教育思想的傳播
    中國直接從西方系統地介紹福祿倍爾的學前教育思想是在中華民國成立以后。1912年《教育雜志》第4卷第7號刊登謝天恩撰寫的《美國幼稚園略述》，文中介紹了福祿倍爾遵循自然的原則。文章指出，福祿倍爾以前，教授兒童的方法主要是訓練，是以外因去熔化內因，是機械的方法。福祿倍爾認為，教育兒童的方法應由內及外，這是一切生物進化的所不能違背的法則。教育兒童就要順應兒童心理的自然發展，發揮兒童內在因素的作用。
    1914年，《教育雜志》發表無我的《德國柏林裴斯泰洛齊福祿倍爾館》一文，宣傳了真正的福祿倍爾的學前教育思想。
    1919年4月《新教育雜志》發表《福祿倍爾傳》，對福祿倍爾的生平和教育實踐作了詳細地介紹。同年，《新教育》雜志刊登了《赫爾伯脫、福祿倍爾與朱子、王陽明教育學說之比較》，文中對幼稚園地恩物和作業作了解說。
    五四運動以后，在我國幼教戰線的實踐改革中，吸取了福祿倍爾幼兒教育思想，充分肯定了福祿倍爾注重自然、尊重兒童自由等思想，已有不少教育家能夠在理論上予以分析評判。1982年出版地張宗麟著地《幼稚教育概論》，其中就指出福祿倍爾學說中地缺點，如對宗教地迷信、恩物中無樂器、恩物偏于細小等。
  （三）蒙臺梭利兒童教育思想的傳播
    在我國最奧介紹蒙臺梭利幼兒教育思想的是志厚，于1913年在《教育雜志》發表《蒙臺梭利女史之新教育法》，同年又發表《蒙臺梭利新教育之設施》，著重介紹了蒙臺梭利教育法的特色，蒙臺梭利學校的教具，以及應用新教法取得的成就等。1914年，但燾翻譯出版《蒙臺梭利教育法》。書中充分肯定了蒙臺梭利的“兒童之家”根據兒童興趣，從兒童出發的教育方法，該書較為詳細地論述了蒙臺梭利教育方法原理，反對封建主義壓制兒童地教育，希望蒙臺梭利地教育法在中國推行。
    1914到4915年間，介紹蒙臺梭利教育思想最全面的要算顧樹森與王維尹合著的《蒙臺梭利教育之兒童》和顧樹森的《蒙臺梭利女史教育法》。在介紹和傳播蒙臺梭利教育思想的熱潮中，于1915年前后，江蘇省教育會，開始設立蒙臺梭利教育法研究會，研究蒙臺梭利教育法。1923年，國立北京女子師范大學附屬蒙養園招新生兩班，試驗蒙臺梭利教育法，蒙臺梭利教育法在當時廣泛傳播。
    中國人自己引進的福祿倍爾教育思想和蒙臺梭利教育思想，經研究和實際運用，發現其中有不合實際的和不科學的地方。張雪門在《幼稚教育新論》一書中指出，“福祿倍爾和都是以教具當作了課程，以教具發展兒童的創造力和思考力”，但后來心理學的發展說明，“某一種心力，用某種特殊東西去訓練，其結果只能適應某一種東西，而終不能轉移到萬事萬物，只有從實際生活中所發生的問題與困難，才能訓練兒童對于生活上的思考力和創造力。”明白指出了這兩種教育思想的弊端。
  （四）杜威實用主義教育思想的傳播
    實用主義作為一種教育思潮在中國興起和廣泛傳播，是1919年杜威來華以后形成的。1919年5月，杜威來華，在這期間，各報刊，特別是教育報刊根據杜威在中國演講整理出版的專集有《杜威五大演講》、《平民主義與教育》、《杜威先生與中國》。中國掀起了宣傳實用主義的高潮，廣度、深度及持久性，都超過了其他西方教育思想的傳播。
    杜威的教育學說，主要內容包括“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長”、“學校即社會”、“兒童是教育中的太陽”（即“兒童中心論”）、“從做中學”等。其中“兒童是教育中的太陽”即“兒童中心論”，是我國五四以后小學和幼稚園教育改革的指導思想，是杜威實用主義教育思想對中國兒童教育影響的核心。實用主義兒童教育思想與福祿倍爾和蒙臺梭利的教育思想有所不同。福祿倍爾和蒙臺梭利強調以恩物和教具作為課程，希望通過恩物和教具發展兒童的創造力和思想力。杜威則不同，他強調應把現實生活中的內容組織到教學過程中去，只有從兒童實際生活的內容組織到教學過程中去，只有從兒童實際生活中所發生的問題和困難出發，才能真正訓練出兒童的思考力和創造力。兒童中心論反對教育以成人為中心、以書本為中心、以教師為中心舊的舊傳統，主張從兒童自發的興趣和需要出發。這種理論運用到實踐中就是設計教學法。

    二、學前教育思想的勃興
   （一）對傳統兒童觀的批判
    西方學前教育思想的引入與歘波，五四新文化運動民主與科學思想的推動，促成了學前教育思潮的勃興。
    兒童觀是對兒童的看法和態度的總的觀念。我國傳統的兒童觀，受封建思想的影響，兒童被視為家庭和家族的附屬品，成了父母的私有財產，家長對子女有完全支配的權利，兒童只能絕對服從，喪失了獨立自主的人格。
    隨著西方資產階級教育思想的傳入，兒童中心主義，兒童本位主義思想得到相當傳播，資產階級維新派和資產階級革命派都接受了這種教育思想，對封建主義兒童教育提出批判。20世紀初，資產階級革命派批判封建專制主義教育是奴隸教育，摧殘人性，踐踏人權，是教兒童以“孝”作出發點，以“忠”為歸宿。
   “五四”前后，魯迅以辛辣的戰筆，批判舊教育對兒童的摧殘。封建宗法家族制度下，兒童不但受不到應有的重視和教育，而且受的是被摧殘的、扭曲天性的教育。魯迅疾呼應“救救孩子”，讓他們恢復其本性，向動的方向發展，要活潑、健康、頑強、要挺身仰面。他同時也反對對孩子放任不管的偏向，聽任孩子任其跋扈，罵人固可，打人亦無不可。為了教育好孩子，第一要理解兒童，第二要指導兒童，第三要解放兒童。資產階級民主教育家蔡元培在兒童教育上提出了發展兒童性，崇尚兒童自然的主張，他對于封建舊教育束縛兒童個性，違背兒童自然發展的教育進行批判，教育應該以兒童的個性為出發點，要站在兒童的立場上，了解兒童、尊重兒童、讓兒童自由發展。因此，他極力主張研究兒童心里科學，了解兒童心理發展規律。
    后來陶行知、陳鶴琴等不但繼續批判封建主義兒童觀，而且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實驗。陶行知提出“愛滿天下”的口號，陳鶴琴抱著“一切為兒童”的信念，終身獻給了教育事業。
   （二）兒童公育思潮
    19世紀末，康有為在寫《大同書》時，曾以積極樂觀的態度，設計了兒童公養。公育的理想王國。“五四”前后，蔡元培等在批判舊家庭制度的基礎上，提出了兒童公育的主張，形成一股思潮。

    蔡元培試圖從教育本身的特點論述兒童公育的必要；惲代英從唯物史觀上進一步闡述了兒童公育在教育上的價值。他們從不同角度說明兒童公育的必要。
第一， 教育的特殊智能看，兒童需要公育。第二，為實現教育普及于全人生，要實行兒童公育。第三，從家庭教育的弊端看兒童公育的必要性。
    兒童公育具體實施的辦法，康有為、蔡元培等都曾有過設想，兒童公育雖然難以實現，但這種思潮卻有重要意義，它是建立在對家庭教育的懷疑上，揭露和批判了舊家庭教育的弊病，促進兒童從封建的精神枷鎖下解脫出來，他們對胎教院等主張，在當時婦女被壓迫的時代里，有提高婦女社會地位的意義。兒童公育的必要性和設施的提出，包含了很多兒童教育的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促進人們思考和探索學前教育向更加科學化方向發展。
    兒童公育作為一種新思想，也引起了當時一些人的非議，提出改造封建大家庭與非兒童公育的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