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自考復習資料均由浙江自考網整理并發布，考生想要了解更多關于浙江自考報名、考試、成績查詢、畢業、歷年真題、常見問答等相關信息請關注浙江自考網，獲取浙江自考更多信息。

一、語言觀念
    1．語言崇拜

    原始人類賦予語言一種神秘的力量，認為它可以改變自然、社會和人的命運，對它奉若神明，這就是語言崇拜。中國人的語言崇拜有很多表現，我們在這里談談語言運用中的趨吉避兇和對姓名的避諱。

　　避諱是中國特有的一種語言禁忌，指對君主和尊長的名字不能用漢字直接寫出其形，不能在口中直呼其音。避諱之風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直到民國以前才被廢除，前后長達兩千年。避諱是對字形、字音、字義的回避。

通過字形進行避諱的有缺筆、拆字、刪字等。缺筆避諱即將諱字的最后一兩個筆畫省略，這種方式大概始于唐代。  

通過字義進行避諱，指用同義、近義字代諱字。

通過字音進行避諱，指通過同音字、近音字代替諱字。  

    語言崇拜源于巫術，是一種迷信，這是我們對這一事象本質的認識。但因為它已深入到人們的生活中，并形成了許多的民間俗信，成為一種禮儀，所以我們又要“入境問禁”、“入鄉隨俗”，尊重和理解人們趨吉避兇的心理和習慣，以便與人更好地交往。

    2．語言與客觀實際的關系

    在浯言和客觀實際的關系中，傳統語言觀特別重視語言的社會功用價值，即語言的倫理教化作用和語言在認識世界方面的作用，

中國人關注語言與社會實際的關系大概開始于春秋戰國時期。春秋戰國是一個社會制度發生大變革的時期，—些表示稱謂和社會倫理道德的名詞發生了很大變化，這引起了先秦諸子對“名”、“實”關系的注意。“名”即是指名稱、詞語，“實”是指“名”所指示的觀念、實際。最早提出“名實”問題的是春秋時代的孔子。面對當時大夫專權，政出家門，禮崩樂壞的局面，他把語言和政治倫理聯系在一起，認為“君不君，臣不臣”的社會現實都是由于名實的顛倒，他把“正名”看做社會和政治改革的核心，提出通過“正名”來重建舊禮制。其“正名”的涵義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用政治倫理標準來匡正一些表示名分的詞的含義，另一方面，就是要求人們在運用語言時，按各自的名分來選擇詞語。  

孔子之后的先秦學者，如尹文子、墨子、荀子等也對“名”、“實”問題發表過看法。有的學者是從一般詞語和詞語所指的角度進行闡述的，其中荀子提出的“約定俗成”理論第一次闡明了語言的社會本質，正確地說明了詞的意義和客觀事物之間的關系。

   　3．修辭觀

    古人對語言政治倫理價值和認識世界價值的重視，必然導致對言語修辭的關注。

為了取得好的語言傳達效果，古人還特別重視說話的場合、說話的對象、說話的時機、說話的分寸。  

在言語形式方面，一向存在著追求質樸和追求華美這—對矛盾。追求言辭質樸的主張。

    二、漢字觀念

    漢字是世界上壽命最長、使用人數最多的一種文字。對于漢字的認識是與中華民族命運的盛衰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從古至今的漢字觀念主要有：漢字崇拜、漢字否定和對漢字的多維思考。

    1．早期的漢字崇拜

在文字初創時期，文字是掌握在少數人手中的。這種狀況使文字與權力之間發生—定的聯系，這種聯系容易使人們產生文字崇拜的心理。 

古人關于漢字起源的許多傳說，除了反映出漢字起源所需要的物質條件、社會條件外，也深刻反映了漢民族的文字崇拜，心理。我們以“文字神賜說”和“圣人造字說”來看古人對漢字起源的神化。

“河圖洛書說”是文字神賜說的一個典型代表。這個傳說認為，漢字是神派龍馬、靈龜、鳳凰等靈物馱到人間的。  

“倉頡造字說”是圣人造字說的典型代表。倉頡是傳說中造字的圣人。

    2．近代對漢字的否定

對漢字的全面否定始于19～20世紀之交。否定派認為，表意漢字字數多、筆畫多、缺乏可歸納性而難于記憶，民眾無法堅持學習，影響教育的普及；漢字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積淀了太多的形、音、義要素，難以與現代接軌。因此，他們主張廢除漢字。1907年，吳稚暉曾發文鼓吹中國應廢除漢文漢語，改用“萬國新浯”(世界語)。新文化運動開始后，錢玄同在《中國今后之文字問題》中提出了更為激進的主張，以廢除漢字改用拼音文字為目標的文字改革高潮，由錢玄同這一紙檄文掀起，一大批語言文字學家和教育家投入了這場文字改革運動。其中有不少有識之士，積極探索漢字改革方案，提出了許多拼音文字方案，  

新文化運動所提出的主要文字改革主張和措施，在建國后的文字改革運動中得以延續。為了給將來以拼音文字取代漢字作準備，當時提出了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務——簡化漢字、推行普通話、制定和推行漢語拼音方案。

    3．關于漢字的多維思考

在對漢字的極端崇拜和極端否定中，章炳麟發表文章予以反駁，對漢字的優劣和能否廢除進行了針鋒相對的論爭。他明確提出了漢字與拼音文字優劣互補的主張，并指出，一個國家的文字所以能夠保存、傳衍，是因為它與本國的語言相契合。  

20世紀后期信息時代的到來使漢字在信息處理上又一次面臨考驗，這些討論取得的成績表現在以下兩方面：

第一，   重新評價漢字。  

第二，拓寬了漢字研究領域。  

三、漢語漢字的規范意識

    在封建社會，重書面語而輕口語，對語言的規范主要是對先秦經典的語言規范，通過刊刻石經等方式實行。相對說來，對漢字的規范力度更大—些，原因是：漢字隨著歷史的發展而不斷變化；漢字承載著解經的作用，字形的不同會帶來語義的不同；漢字具有超方言的性質，各方言區的人可以超越各自的方音通過書面語進行無障礙交流，對中華文化的傳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倉頡是有歷史記載的從事漢字規范的第一人。倉頡對文字有專一的研究，對文字有整理統一之功，便于世人應用，故青史留名。

 自西周以來，統治者—直很注意文字的統一問題。周宣王時，太史籀整理大篆，作《史籀篇》。它是一本教學童識字的課本，是必須要講求規范的。這本書為西周及春秋列國文字的統一工作作出了一定貢獻。

秦代的“書同文”是歷史上第一次由中央政府領導的正字運動。戰國時期，齊、楚、燕、韓、趙、魏、秦七國爭雄，各自為政，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統一天下后，實行“書同文”。書同文就是把各國原有的文字統一為小篆。 

漢代是隸書成熟期，當時的經典是用隸書寫成的。東漢章帝建初四年(79年)，召開白虎觀會議，評議五經同異，章帝親臨裁決。經過這一次會議，經典語言和對經典的解釋得到了一次規范。

漢字經過隸變，異體字激增，造成經籍文字訛謬。東漢許慎面對文字使用和講解中的混亂情況，以小篆字形為主，作《說文解字》，展示出漢字的形體是一個相互聯系的體系，牽一發而動全身，不可妄自解說。后人給《說文解字》以極高的評價和地位，所有文字的形體結構，都以《說文解字》作為重要參照。  

東漢靈帝熹平年間，面對隸書無標準字體、文字失范的狀況，批準蔡邕等用漢隸刊刻成著名的熹平石經，為《易》、《尚書》、《魯詩》、《儀禮》、《春秋》、《公羊》、《論語》七種經書提供了石刻標準本，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用碑刻經書的方式對經典語言文字進行規范的偉大工程。過了六十多年，魏正始年間，又在熹平石經的基礎上補刻古文《尚書》、《春秋》二經，字體以古文、小篆、漢隸三種字體寫定，被稱作三體石經。

    從東漢末年經魏晉南北朝到隋唐統一，近四百年間的戰亂使經籍去圣久遠，學出多門，文字訛謬，并且魏晉南北朝時期在隸書向楷書轉變的過程中形成的大量異體字，使文字的書寫非常混亂。為了適應政治上大一統的需要，維護儒學的正宗地位，顏師古奉詔考訂五經文字，作《五經定本》頒行天下，作為經學的標準文本，對經典語言文字的統一作出了貢獻。后來孔穎達奉詔作《五經正義》，統一了對經典語言的解釋。唐代晚期政府曾刊立開成石經，用標準楷書刻成九經，對經典語言文字進行規范。顏師古把自己考訂五經文字的成果編成正字著作《顏氏字樣》。

唐代以后，楷書通行，歷代政府仍通過刊立石經來對漢語漢字進行規范、統一，后蜀有廣政石經，北宋嘉祜刻二字石經，用篆隸兩種字體，南宋有高宗御書石經。宋代的文字規范著作有郭忠恕的《佩觹》，張有的《復古編》等。清代康熙皇帝欽敕編纂《康熙字典》，成為古代漢字正字的總結之作，為漢字的定形、定音、定義作出了貢獻。  

    建國以后，普通話和簡化字的大力推行，保證了語言文字的健康發展，在大陸地區實現了前所未有的長時間的廣泛范圍內的語言文字的規范和統一。

    四、中國傳統的語言文字教育

    中國歷史上對語言文字教育一向是重視的。在漫長的歷史中，傳統語文教育在各種因素的作用下，形成了自己的風格：一、傳統語文教育充分注意到了漢字漢語的特點，在教學安排上體現了浯文學習的規律；二、傳統的語言文字教育與人才選拔制度有直接的聯系，這使教學內容嚴重脫離現實，不注重語言應用的教學；三、傳統語言文字教學盡量適應青少年學習的特點，注意趣味性。

    傳統的漢字教學包括識字教學和寫字教學。周代不但有了識字教學的科目，而且已經對學生講授漢字的形體結構，據《周禮》說，“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漢代鄭眾解釋說，“六書”即“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六書”是識字教育，并且被放在了各科教育的首位。周代以《史籀篇》作為兒童識字教材，其作者是周宣王時期的史官，為了便于諷誦，《史籀篇》把文字編成四字一句的韻語。秦代以李斯的《倉頡篇》作為學童識字課本，四字一句，兩句一韻，易于誦讀。漢代規定了以“字”取土的，因此教育中重視文字逐漸成為漢人的風尚。西漢史游的《急就章》是當時的兒童識字課本，全書多以七字為句，句式整齊，合轍押韻。《倉頡篇》和《急就章》一直到唐代以前都有很大影響。南北朝時期，梁周興嗣編《千字文》，自隋唐至明清，皆被采作兒童教材。北宋初年出現了識字課本《百家姓》，元朝初年王應麟編寫了《三字經》。《千字文》和《百家姓》都是四字一句，《三字經》為三字一句，三本書音節整齊、抑韻，也不太艱澀，便于學童記誦，因此三本書出現后都廣為流傳，逐漸形成了一套不可分割的識字教材“三、百、千”。如果從《千字文》算起，這套教材通行了一千多年，如果從《三字經》算起，也通行了七百多年。這套集中識字教材在中國傳統識字教育領域發揮了重要作用，它的影響直至今天。總的說來，傳統識字讀物有三個特點：一是知名的知識分子很重視教材的編寫工作；二是兒童教材流行的時間長、范圍廣；三是注意初學兒童的特點，把識字內容編成韻語，便于記誦。

寫字教育。  

傳統的語言教育包括句子訓練和作文訓練。句子訓練是通過屬對訓練來實現的，屬對訓練是一種充分注意了漢字漢語特點的語言訓練。

作文訓練是與大量閱讀結合在一起的。語文教育的閱讀主要以儒家經典著作四書、五經為主。   

古人很重視寫文章。在先秦兩漢時期書面語和口語是一致的，自從隋王朝開創了科舉制度以后，傳統作文教育漸漸淪為科舉考試的附庸，其目的就只是使受教育者獲得科舉考試的寫作能力，完全脫離了實際的應用。

    中國的科舉取士制度，以及由此帶來的語文教育中重文言輕口語的做法和作文中言文脫節的嚴重后果，在整個世界的言文關系中都是非常突出的。言文脫節不利于文化的普及，卻有利于文化的統治和專制。言文脫節在封建專制制度下，其后果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以至于當近代西方思潮傳人中國后，引起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為目標的著名的白話文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