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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27一約100）字任仲，上虞人（今浙江省上虞縣），祖上原魏郡元城人（今河北大名），是東漢杰出的唯物主義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出身“細族孤門”，自幼從師受《論語》、《尚書》，好博覽而不守章句，終生不與時茍合，充滿戰斗的批判精神。一生中除做過幾年州郡小吏外，其余時間都居家教授，致力著作。他的著作很多，《譏俗》、《政務》、《養性書》等都已失散。現存只有《論衡》一書，用意在于反對虛妄，注重“實論”，“所以詮輕重之言，立真偽之平”，表示出他對儒學正宗的叛逆精神，以他的唯物主義觀點，衡量一切，評判一切。清末學者章太炎，評價王充是“漢代一人”，并不為過。

一、對迷信煩瑣的經學教育的批判

自西漢以來，董仲舒所創立的神學化儒術與“讖緯”學說結合為新的神學體系，孔子被神化為通天教主，儒學也流入巫師、方士的奇談怪論之中，腐蝕了學校教育，僵化了學術思想。王充對這種迷信、煩瑣的經學教育進行了嚴厲的批判。

（一）反對“信師是古”，主張“極問”

王充認為：“世儒學者好信師而是古，以為圣賢所言皆無非，專精講習，不知問難”[1]。這是一種盲目迷信的惡習，為了“證定是非”，他主張“問難”。他說：“茍有不曉解之問，迢（追）難孔子，何傷于義？誠有傳圣業之知，伐孔子之說，何道于理？”[2]他大膽寫了《問孔》、《刺孟》等文章，并具體指出孔丘之徒不能“極問”和孟何某些思想的模糊與混亂。所有這些，不僅對于打破盲目崇拜孔孟的迷信思想，揭露當時儒家神學的虛妄有重大作用，而且他從正面提出“極問”“問難”，反對“信師是古”等積極主張，是對師生關系、古今關系的一種有益探索。

（二）反對“記誦章句”，主張“貴通”

王充對當時教育上但拘一經，或只記誦章句、訓校文義的風氣，作了深刻批判。他認為這樣的教育培養的人“即徒誦讀，讀詩諷術，雖千篇以上，鸚鵡能言之類也”[3]。他還批評當時的文吏教育“無篇章之誦，不聞仁義之語；長大成吏，舞文巧法，河私為己，勉赴權利”[4]，認為這種急功為己的道路是錯誤的。同時王充也指出儒生“不覽古今”的通病，認為“不覽古今，論事不實”，他極力主張要“博覽”，認為“人不博覽”，就不能“聞古今”、“見事類”、“知然否”，這就猶如目盲、耳聾、鼻塞一樣，不成為人了。他還主張人的知識應該“無所不包”，縱要了解“古今行事”，橫要通曉“百家之言”。同時對于所學知識，要能應用，正面提出教育培養出來的人才要“貴通”，“貴及能用之也”。王充的這種主張，在“師法”、“家法”之嚴的東漢時代，無疑具有很大的積極、進步意義的。

二、關于教育作用和教育目的

（一）重視教育作用

王充重視教育對于人性發展的作用。他綜合先儒關于人性的說法，認為“孟子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孫卿言人性惡者，中人以下者也；揚雄言人性善惡混者，中人也”[5]。而人的性所以有賢愚善惡是由自然因素的影響而形成的，不是天意的結果。由于人在受胎時，所稟受的天性有厚有薄，“稟氣有厚薄，故性有善惡也。”[6]他認為稟氣厚薄決定人性的善惡，如像麥藥多少決定酒味好壞一樣。這是一種用樸素的唯物主義解釋人性的觀點。雖然他把人性分為天生的三等是不對的，但他強調教育對人性形成發展的作用，卻是正確的。他認為生來就善或惡的人很少，絕大多數是中人，中人之性則可通過教育使之定型。他說：“夫中人之性，在所習焉，習善而為善，習惡而為惡也。”[7]即使對于人性善或惡之人，他肯定性可以變化，人性善可變惡，惡可變善，重要是教育。他說：“在化不在性”，“在于教不獨在性”，“善則養育勸率，無令返惡，（近）惡則輔保禁防，令漸于善”[8]。這就是說，性可教而為善，不是一成不變的，只要有適當的教育，天下無不可教之性，也無不可教之人。重要的是“教導”、“鍛煉”、“漸漬”，只要通過教育或環境的影響便能“反情治性，盡材成德”[9]。

王充認為環境對人的影響極大。他打比喻說：“蓬生麻間，不扶自直；白沙入緇，不染自黑。”[10]人的本性，也和麻篙、白沙一樣，由于漬染的不同，質性就會變異，就有了善惡的區別。

王充肯定教育對于人的發展的決定作用。一方面論證人性可以改變，說明了教育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認為教育可以使善變得更善，惡世可變為善，從而說明教育的必要性。他說：“久居單處，性必交易”[11]；“簡練于學，成熟于師”[12]，都說明教育的必要性。

（二）培養目標

王充針對東漢當時文職官員中，文吏與儒生更受重視的情況，把人才劃分成四個層次。他說：“故夫能說一經者為儒生，博覽古今者為通人，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為文人；能精思著文、連授篇章者為鴻儒。故儒生過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逾通人，鴻儒超文人。”[13]由此可見，他的培養目標，最理想的是鴻儒，因為鴻儒能精思著文，連接篇章，又能獨立思考。第二是文人，好學勤力，博學強識，掌握古今知識，且能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第三是通人，通書千篇以上，萬卷以下，“弘暢雅閑，審定文讀，而以劃授為人師者”[14]。第四是儒生，只能說一經，猶如鸚鵡學舌背誦經書。王充這種培養目標的思想，是他對當時經學教育不滿的反映。他一貫主張的人才不僅應具有廣博的知識，而更為重要是，應具有獨立思考的創造精神和學以致用的能力。這種思想是很可貴的，很有見地的。

三、知識論和教學思想

（一）知物由學，反對生知

王充重視知識的力量，他說：“人有知學，則有力矣。”[15]但他反對生知之說，他說：“天地之間，含血之類，無性（生）知者。”[16]他反對那種認為圣人能前知千歲，后知萬世的說法，他認為“不學自知，不問自曉”的事，是古今所沒有的。“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學，學之乃知，不問不識。”[17]

如何獲取知識？王充認為首要依靠耳目去接觸客觀事物，他說：“須任耳目，以定情實”，反之“如無聞見，則無所狀”；“不目見間，不能盡知也”[18]。又說：“齊部世刺繡，恒女無不能；襄邑俗織錦，鈍婦無不巧。日見之，日為之，手押也。”[19]他認為不與外界事物相接觸，不目見、耳聞、口問、手為就不能學得知識。

但是王充并不主張學習只停留在耳目的感性認識上。如果只憑耳目，人們會得到虛假的知識，“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開心意”[20]，即“銓訂于內”，“以心意議”。這就是要求開動腦筋，進行理性思考，這樣才能“知一通二，達左見右”[21]，這樣才能分清是非，判定真假，“訂其真偽，辨其虛實”[22]。

“訂其真偽，辨其虛實”的標準是什么呢？他說：“事莫明于有效，論奠定于有證”[23]，可見“有效”、“有證”，就是檢查知識真偽的標準。所以王充認為學習過程應包括以實際效果來檢查知識真偽的功夫。他說：“凡論事者，違實不引效驗，則雖甘義繁說，眾不見信。”[24]這就是說，認識和理論必須符合客觀事實，必須通過實際效果來檢驗，凡是符合事實效果就是正確的，否則就是錯誤的。違背事實效果的思想理論，即使說得再好聽動人，也是不能令人相信的。“效驗”的方法是“引物事以驗其言行”[25]，即引用實際事物來證實他的言論行動，這是他的基本的教學方法論。

（二）關于教學原則與方法

l．距師和問難。

漢代儒生“信師是古”，造成教育空氣沉寂，學術枯萎。王充提出反對迷信古人和書本，提倡解放思想、獨立思考，針對“師法”“家法”提出“距師”，他說：“凡學問之法，不為無才，難千距師，核道實義，證定是非也。”[26]主張破除對教師的迷信，敢于問難求解。他在《論衡》中，大膽寫出《問孔》、《刺孟》，以其“失言”、“失實”來證明“賢圣所言皆無非”是荒謬可笑的，并以此表達了距師的意義。王充這種批判和問難的治學主張，是其思想精華之所在。

2．專心一志。

王充認為學習的好壞就是專一與否的結果。他說：“稱于將之利，刺則不能擊，擊則不能刺，非刃不利，不能一旦二也。……方圓畫不俱成，左右視不并見，人材有兩為，不能成一。”[27]由于他主張學貴專一，所以他對人的評價和要求也不求全責備，他說：“人有所優，固有所劣；人有所工，固有所拙。非劣也，志意不為也;非拙也，精誠不加也。”人專心致志于一種本領，而其他本領也就相形見絀，因為他沒把心思用在這上面。因此王充要求學者在學習過程中，在一定時間內把注意力集中在一定對象上，以取得更加顯著的效果，這種見解是很有道理的。

3．循序漸進，“勤學不舍”。

    王充主張學者要“好學勤力”，強調循序漸進，他以河水結冰，積土成山為例說明學習靠日積月累，不斷進取。他說：“河冰結合，非一日之寒；積土成山，非斯須之作。”[28]主張“宿習”，反對“暴習”，認為“學不宿習”、一曝十寒是很難成功的。他以古人成才為例，進一步說明在學業上不能急于求成。他說呂望、百里奚都是到了老年才封侯顯貴，任用為相，始表露才華，認為“大器晚成”，“任重，其取進疾速，難矣”[29]，說明學習也必須循序漸進，勤學不舍，才能有所成就。

[1] 《論衡·問孔》。

[2] 《論衡·問孔》。

[3] 《論衡·超奇》。

[4] 《論衡·程材》。

[5] 《論衡·本性》。

[6] 《論衡·率性》。

[7] 《論衡·本性》。

[8] 《論衡·率性》。

[9] 《論衡·實知》。

[10] 《論衡·率性》。

[11] 《論衡·率性》。

[12] 《論衡·實知》。

[13] 《論衡·超奇》。

[14] 《論衡·超奇》。

[15] 《論衡·效力》。

[16] 《論衡·實知》。

[17] 《論衡·實知》。

[18] 《論衡·實知》。

[19] 《論衡·程材》。

[20] 《論衡·籌葬》。

[21] 《論衡·實知》。

[22] 《論衡·對作》。

[23] 《論衡·籌葬》。

[24] 《論衡·實知》。

[25] 《論衡·自然》。

[26] 《論衡·問孔》。

[27] 《論衡·書解》。

[28] 《狀留》。

[29] 《論衡·狀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