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自考復習資料均由浙江自考網整理并發布，考生想要了解更多關于浙江自考報名、考試、成績查詢、畢業、歷年真題、常見問答等相關信息請關注浙江自考網，獲取浙江自考更多信息。

董仲舒（約公元前179～前104），廣川（今河北景縣）人。西漢前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春秋》公羊學派大師，有“漢代孔子”之稱。中年收徒講學，開始了教育生涯。漢景帝時擔任博士官。漢武帝舉賢良對策，他的三篇對賢良策，以天人感應神學目的論為理論基礎，系統地闡述了以“德教”為核心的儒家治國之道，獲得漢武帝贊許。先后做過宗室貴族易王和膠西王的相。晚年去職家居，專門著作講學；他的著作，后人整理為《春秋繁露》一書，《漢書·董仲舒傳》中載有《舉賢良對策》等。

一、《舉賢良對策》中三大文教思想

董仲舒的教育主張，在他的《舉賢良對策》中，集中體現在三大文教的建議上。這是他教育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興辦學校以廣教化、育賢才

    董仲舒認為，推行德教方針首要措施應該是興辦學校，“立太學以教于國，設庠序以化于邑。”[1]重點應放在辦好太學上。他說：“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2]這里包括兩方面的辦學宗旨，一是養士育才，他說：“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辟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3]二是推廣教化，即“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4]從而達到“教化行而習俗美”[5]的理想境界。二者本是相輔相成的，賢才的典范作用促進習俗的改善，而教化的推廣又為賢才的培養提供了廣泛的社會基礎。

關于太學的管理他主張：“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6]董仲舒提出的這些原則在漢代太學中被充分采納。

（二）行選舉以拔擢賢才

董仲舒注重尚賢使能。他針對當時任用官員的“任子”制和官員憑借資歷遞升“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的兩大弊端，認為其結果“賢不肖混淆，未得其真”[7]。據此，董仲舒主張建立常規化的選拔賢才的制度。他建議：“使諸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賢者有罰。”[8]董仲舒的建議為漢代察舉制度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礎。

（三）獨尊儒術以統一思想

確立正確的、統一的指導思想是治國方針的根本。董仲舒認為秦朝之所以“十四歲而國破亡”就是因為“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9]。漢初廢除了秦代苛法，但由于推崇黃老無為之術，不在意識形態上有所建樹，結果形成“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10]的思想混亂局面，統治者不能平持一統”，以致“法制數變”，官員百姓則“不知所守”。這很不利于中央集權的專制統治的。為此，董仲舒建議：“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后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11]這一獨尊儒術的主張，實際上是要求實行思想專制，達到以儒學統一思想的目的。這就有效地發揮了維護和鞏固封建統治的作用。

二、關于教育作用的主張

（一）教育對人性的作用

董仲舒繼承先秦儒家通過人的本性來說明教育作用的思想。在人性論問題上，他調和孟荀的“性善”論和“性惡”論，認為“天”創造人類時賦予了一種先驗的素質，這種素質具有善的可能性，也具有惡的可能性。他認為天有陰陽，稟之天的人性中有性有情。性屬陽，是仁的善的；情屬陰，是貪的惡的。因此，人有貪仁二性，人性兼含善惡的要素。

人性中有善的要素，但這善的要素并非即是善，善的要素必須通過人為的教育，才能使它進而為善。所以他說：“今萬民之性，待外教然后能為善；善當與教，不當與性。”“性如繭如卵。卵待復而為雛。繭待繅而為絲，性待教而為善。”[12]要使性成為善，必須通過后天的教育，他認為教育的作用就在這里。

然而，他認為教化“為善”工作應由帝王來進行，這是上天給予帝王的責任。他說：“天生民，性有善質而未能善，于是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而退受成性之教于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為任者也。”[13]可見董仲舒是從抬高君權的角度來論述教育作用的，把教育看做是王者必不可少的權力。

    董仲舒明確提出了“性三品”說。他把人性劃分為三品，即“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所謂“圣人之性”是天生的“過善”之性，這種“過善”之性的人，指的是封建帝王以及周公孔子一類人物，是其他人先天不可能，后天不可及的。天委派他們制禮樂、立法度，統治教化萬民。所謂下品的“斗筲之性”，乃是“諸斗筲之民”或“小人”生而只有“禽獸之性”的惡性。這兩種性都是特殊的，前者是超乎一般人之上的性（極善無惡），后者則是不及一般人而不能列為人類的性（至惡無善）。這都不能看做是一般人的性。所謂一般人的性，即是“中民之性”，或稱“萬民之性”，只有“中民之性”才可“名性”。這種性“有善質而未能善”，只有通過王者的教化才能成“善”，但不可以教化成為圣人。這種人指除上品、下品之外的一切人，凡已取得人身獨立的人全都包括在內。這部分人是當時政治和經濟制度賴以存在的支柱，也是主要的教育對象。他把這部分人說成是待王教而后善，目的是要為“任德教而不任刑罰”的治術主張，提供人性論的依據。

（二）教育對社會的作用

董仲舒基于他的陰陽五行學說，提出“王從天命以從事，任德教而不任刑罰”的治國方針，認為德教能夠化民成俗，從而有效地預防犯罪。他說：“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廢而奸邪并出，刑罰不能勝者，其堤防壞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于國，設庫序以化干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14]董仲舒幾乎把一個國家的治亂興廢都歸之于禮樂教化，政治上首先的事情就是“德教”。王者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教化。他這樣重視教化的社會作用，就是要用“三綱五常”等封建道德，對人們加強思想統治，使他們“從義向善，遠利止惡”，達到“變民風，化民俗，萬民正”的目的。

三、關于道德教育的思想

（一）道德教育的內容

“三綱五常”是董仲舒提倡的道德教育的主要內容。

孔子重視道德教育，提出許多德目，孟子將其進一步系統化，歸并為三套條目，即“仁義禮智”，“教悌盡信”和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等“五倫”。董仲舒把信和仁義禮智加在一起，成為仁義禮智信五種常道，稱為“五常”。他從“五倫”中提出君臣、父子、夫婦三種倫常，稱為“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三綱五常”經過董仲舒的提倡和闡釋，成為封建社會道德規范的基本內容。

“三綱”的道德教育，灌輸著君權、父權和夫權的封建統治思想。董仲舒為教導人們奉行“君為臣綱”之道，即大講忠德，提出“臣不可不忠”[15]以及“君之所好，民必從之”[16]的要求；他提出“父為子綱”而大講孝德，極力發揮《孝經》之義，深表“忠臣之義，孝子之行”[17]，要求“舉顯孝佛，表異孝行”[18]，提出“孝悌者所以安百姓也”[19]；他在申述“夫為妻綱”中，宣揚婦順之德，大講男尊女卑，要求婦女遵守“奉夫之命”[20]及“為婦而助之”[21]的教義等等。董仲舒還荒謬地用“天人合一”的理論把“三綱”之德歸之于天意，他說：“王道之三綱，可求于天”[22]，說明“三綱”之說來源于天。他還進一步宣稱“天不變，道亦不變”，那么，“原出于天”的“三綱”之道自然也就隨之成為固定不變的定理。由此也就把封建統治秩序宣告為神圣的永恒的統治制度。

對與“三綱”之德密切聯系的“五常之道”，董仲舒也從理論上作了闡釋，他說：“夫仁義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飾也。”要“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從而“使民曉于禮誼而恥犯其上”。對此五者意義分別進行闡述說：“仁者所以理人倫也”，“立義以明尊卑之序”，“尊壓卑也，固其義也”。“禮者……序尊卑、貴賤、大小之位，而差內外，遠近、新故之級者也”。“知”是為了“知孔之本”，使“其動中倫，其言當務”。“信”則是在于“至忠厚以事其君”等等。

董仲舒的“三綱五常”道德教育，為封建統治者提供了桎梏人民的精神枷鎖，影響深遠。朱熹沿襲此說，并將其說成是“天理”。他說：“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凡生于天地間者，又各得之以為性，其張之為三綱，其紀之為五常。”[23]清末張之洞推行“洋務”教育，要求“中學為體’，大講“明綱”，即以“三綱”為千古不變之道，確立忠孝為立學宗旨，用以維護封建統治和抵制資產階級新教育。

（二）道德教育的原則方法

1、“以仁安人，以義正我”。

他強調“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24]，認為道德教育中，要養成寬于待人和嚴于責己的德行，要“恭自厚而薄責于人”[25]。但是這個原則主要是針對下對上而言的，目的在于調整封建統治者的關系，起著麻痹人民的作用。

2．“必仁且智”。

他提出：“莫近乎仁，莫急乎智……仁而不智，則愛而不別也；智而不仁，則知而不為也”[26]。這里他提出德育與智育相結合的思想，指出“仁而不智”與“智而不仁”的片面性，從而提出既要強調德而又必須德智相輔以及通過智育進行德育的方法。這個原則和方法是有可取之處的。

3．“明道”、“重志”。

董仲舒提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27]，強調“正義明道”而反對功利，其實是要人民百姓制欲而“安貧樂道”，對于統治者則講“德日起而大有功”，實際上他的“明道”是以維護封建統治者的最大功利為前提的。與“明道”相聯系，他提出“重志”，要求進行道德意志的培養與修養。這一點是符合德育規律和心理過程的。

4．“強勉行道”、“進善誅惡”。

董仲舒的“明道”并不限于只在認識道德，而是要“強勉行道”的，這種“明道”與“行道”相聯系的思想是可貴的，是一條正確的道德原則。

董仲舒在主張“明道”、“行道”中，要求“興善去惡”和“還善誅惡”[28]。這可以說是在德育原則上破立兼行的正確見解，是符合德育規律的。

四、關于教學和教師的思想

（一）關于知識和教學

1．知識來源——“內視反聽”。

董仲舒認為天在創造人類時，也賦予人以封建道德。所以“天道”寓于人心之中，天道和人心相通，認識了人的本心，也就認識了“天道”。人通過內心反省，就可以體會“天意”。人的知識就是經過“內視反聽”的內省過程得來的，進而達到“明善心以反道”的境界，所以他說：“內視反聽，故獨明圣者知其本心”[29]。這種觀點與孟子的“萬物皆備于我”的神秘唯心主義思想是一脈相承的。

2．教學內容——詩書禮樂。

董仲舒認為只有圣王才有可能“發天意”、“承天意”，人們學習的內容就應該是他們所制作的詩、書、禮、樂和封建倫理道德知識。他說：“能說鳥獸之類者，非圣人所欲說也。圣人所欲說，在于說仁義而理之。”[30]他具體規定儒家的《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為教材。他說：“《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美，《易》、《春秋》明其知。”[31]六經各有自己的特殊作用。

3．教學的原則和方法。

（1）“強勉學問”。他說：“事在強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32]他認為教學貴在強勉努力，刻苦鉆研，才能前進，才能達到“博”與“明”的境地。

（2）專一虛靜。他認為學習必須專心一致，始終好善求義，才能知“天道”。他說：“目不能二視，耳不能二聽，手不能二事，一手畫方，一手畫圓，莫能成……人敦無善？善不一，故不足以立身。”[33]他認為學習要達到精深，必須虛靜。他說：“夫欲致精者，必須靜其形……形靜志虛者，精氣之所趨也。”[34]學習時頭腦要冷靜，排除雜念，虛心以求，學習就能達到致精的程度。

（3）湛思審微，博貫多連。董仲舒要求學習必須進行思考與研討。他屢講“湛思”（專心致知）、“察微”（深入研究），認為只有這樣才能取得“博”而達到“明”。關于思維方法，他主張“得一端而多連之，見一空而博貫之”的“連貫”或“一以貫之”的方法，表達了邏輯推理的思想，有可批判吸取之處。

（二）關于教師

董仲舒重視教師的作用。他在向漢武帝建議興太學時，首先提出“置明師”。此“明師”善于對學生勤加了解，考問而充分發揮其才能，即“數考問以盡其才”。

董仲舒還提出了“善為師”的問題，要求教師有高水平的教育教學能力，而能達到“圣化”的功力和境界。他說：“善為師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齊時早晚，任多少，適疾除，造而勿趨，稽而勿苦，省其所為而成其所湛，故力不勞而身大成。此之謂圣化。”[35]要求教師以身作則，對學生教育要適時、適量、適度，注意受教育者的才能特長，注意從容引導，不急不緩。這是孔子與《學記》關于因材施教教學原則的繼承和發展。

[1] 《漢書·董仲舒傳》，《舉賢良對策》。

[2] 《漢書·董仲舒傳》，《舉賢良對策》。

[3] 《漢書·董仲舒傳》，《舉賢良對策》。

[4] 《漢書》卷五十六《董仲舒傳》，《舉賢良對策》。

[5] 《漢書》卷五十六《董仲舒傳》，《舉賢良對策》。

[6] 《漢書》卷五十六《董仲舒傳》，《舉賢良對策》。

[7] 《漢書》卷五十六《董仲舒傳》，《舉賢良對策》。

[8] 《漢書·董仲舒傳》。

[9] 《漢書·董仲舒傳》。

[10] 《漢書·董仲舒傳》。

[11] 《漢書·董仲舒傳》。

[12] 《深察名號》。

[13] 《深察名號》。

[14] 《漢書·董仲舒傳》，《舉賢良對策》。

[15] 《天地之行》。

[16] 《為人者天》。

[17] 《五行對》。

[18] 《立無神》。

[19] 《為人者天》。

[20] 《順命》。

[21] 《基義》。

[22] 《基義》。

[23]朱熹：《讀大記》，《朱文公文集》卷七。

[24] 《仁義法》。

[25] 《論語·衛靈公》。

[26] 《必仁且智》。

[27] 《漢書·董仲舒傳》。

[28] 《重政》。

[29] 《同類相動》。

[30] 《重政》。

[31] 《玉杯》。

[32] 《舉賢良對策》。

[33] 《天道無二》。

[34] 《通國身》。

[35] 《玉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