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以前，學術和教育為王宮所把持，史稱“學術官守”、“學在官府”，人民無權享受教育，即所謂“禮不下庶人”，只有王官和未來的王官，才有資格教，有資格學，學術同庶人無緣。這就限制了學術的傳播與發展。

到了春秋時期，政治、經濟、社會發生了劇變，學術也開始掙脫官守的藩籬，向民間擴散。而士階層的歷史使命就是在這次學術擴散中起橋梁和急先鋒的作用。可以說，士階層的崛起是與學術下移相輔相成的。當時參加學術下移的士，雖有不同的階級屬性和不同的主觀愿望，但都不同程度地促進了學術的下移。

一、學術下移

西周的文教中心除了都城外，還有宋國和魯國。宋國是殷臣微子的封邑，所以保留了大量的殷商文化；而魯國是周公的封地。由于周公輔佐成王有功，又是西周禮樂的創建者，成王為了褒獎周公之德，賜魯君以天子禮樂。按周禮規定，只有王城能設四代大學，即有虞氏之庠，夏后氏之序，殷之瞽宗及周之國學；而諸侯都邑僅能建立當代之學即“泮宮”。而成王特別優待魯國，給予設辦四代大學的特權。所以魯不同于其他分封國，是西周在東方的文教重心。春秋初的情形，仍未顯著變化。[1]

周平王東遷洛邑，周王朝政治統治開始衰落，王室獨尊、諸侯并立的局面不復存在，周王室也只能靠強大的晉、鄭等國而茍且生存，周平王本人也是得晉文侯之助才確立的[2]。可見，春秋時的周王室已淪為爭霸諸侯“挾天子以令諸俟” 的傀儡，領土也不斷受到諸侯蠶食，私分公室也成為慣見的社會現象。在這樣的社會形勢下，周王室壟斷學術的現狀很難維持。最初各國諸侯向周天子強索土地人民者有之，但對王室保留的文化、典籍，尚不敢問津，偶爾由于王室貧弱，不能養活王官，一些有專門知識和技術的王官百工，相繼分散至各諸侯國，但尚未形成學術的下移。

學術的真正下移，是在春秋中、后期，較大的有兩次，都是由王室內部斗爭而引起的。第一次發生在周惠王與周襄王之間，因先后發生了王子頹及叔帶爭奪王位的內訌，世代掌管周史的太史司馬氏離開王室，投靠晉國，帶去了大量的文化典籍。第二次發生在周景王與周敬王之間，周景王死，周敬王立，王子朝起兵爭奪王位失敗后，率召氏、毛氏、尹氏、南宮氏等舊貴族和百工，攜帶王室所藏文獻典籍，逃奔楚國。這是東周文化最大的一次遷移，從此，楚國基本代替了東周王室的文化地位，與宋、魯并列為三大文教中心。

   這兩次學術下移，范圍比較有限，只不過使周王室失去了控制學術的地位，使學術下移于諸侯公室，尚未擺脫奴隸主貴族壟斷文化教育的格局。此可稱為學術下移的第一階段。

學術下移的第二階段與士階層的崛起有密切關系。在這一階段，學術開始擴散到士階層，并進而擴散到民間庶人。《左傳》昭公十七年載：郯子來魯國，孔子向其請教后，說：“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說明此時官府已失守學術，學術已流散于民間。普通士人都能看到、讀到眾多文化典籍，通過這些士人的努力，學術又向更大的范圍擴散。

二、士階層的崛起

士作為一個社會階層，在西周的社會等級序列中，介于大夫與庶民之間，其社會地位并不高，與工、商、農并為四民。《國語·齊語》云：“四民者勿使雜處。……昔圣王之處士也，使就閑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

士有文士、武士之分，西周時武士是一種充任領主管理、護衛職務的人員，文士是一種操持禮樂儀式的人員，他們都以領主給的俸祿為主，不能過問、干預政治。而到了春秋時期，由于諸侯爭霸。有許多復雜的內政、外交、軍事問題需要解決，而靠貴族血統、世襲門第是無法解決的，需要足夠的知識、能力和謀略，這就使土有了用武之地。這時的士多以政治家、軍事家的身份出現，他們或作為政治思想家，用自己的一套理論去指導各國的政治、軍事戰略，或作為政治、軍事的實踐家，制定具體的、措施，直接處理各種行政、軍事事務。后來許多士又以教育為己任，聚徒講學，培養弟子入仕各國。由政府專職人員到政治家、軍事家、教育家，反映了士階層身份的演變，也為庶民登上政治舞臺打開了一條通道。

士的構成主要有三個來源：一是沒落貴族子弟，他們一般都受過比較正規的貴族教育，熟悉各種典章制度，并且有操持各種禮儀的實際技能，但政治地位下降，經濟貧困。孔子是宋國貴族之后，但少“貧且賤”，“多能鄙事”，精通六藝，就是這一類士的代表。二是原周王室司禮樂的官員流落民間，如曾任周王室“守藏室之史”的老子，就是這一類士的典型。三是農、工、商等庶民等級上升而來的。木匠出身的墨子，在魯向史角學禮后，游說于楚、齊、衛等國，曾仕宋，逐漸進人士階層，其弟子眾多，大多出于庶民，然入仕顯榮于天下者極多。

在士的構成中，沒落貴族子弟與庶民升上的士是最基本的兩大類，他們由于本身政治、經濟地位的急劇變化，政治欲望最為強烈，社會基礎也最為廣泛，在動蕩不安的政局中，他們成為一種舉足輕重的社會力量。

隨著士的身份的變化，其社會作用越來越大。《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可見士的政治能量之大。《墨子·親士》中云：“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曾有也。”說明士已經直接關系到治國安邦的大業。故此，入仕的士，“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3]，絕非虛妄之言。

士的社會作用越來越大，相應的社會地位也越來越高。士對君主來說，更像是一種師友關系，禮賢下士是當時各國的時尚，有的君主對士行賓主之禮，有的君主更是以名士為師，這就大大提高了士的社會地位。

士的貢獻不僅僅在于他們影響了當時的政局，動搖了世卿世祿的不平等制度，更主要的是他們將奴隸主的學術文化加以傳播、擴散，形成了各種思潮、流派，為封建文化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注：此為鄭玄觀點。近人呂思勉在《古學制》中持不同意見，認為鄭玄以四代之學來釋“天子設四學”，則誤矣。至于各設四代之學，“此蓋魯為東方文教之地，偶有虞、夏、殷三代之遺，而又自立當代之學耳，非有意兼立前代之學也。”認為魯有四代之學，而周天子并未設四代之學。此說姑存之，但魯國作為東方文教中心，是無可疑者。

[2] 《國語·鄭語》云：“晉文侯于是乎定天子。”

[3] 《孟子·滕文公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