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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在官府”的教育行政體制

“學在官府”是我國奴隸社會教育的重要特點，在這種體制下，學校設在官府之中，官師不分，官吏既是教育行政官員，也是學校的管理者，還是學校的教師。

這種“官師不分”，首先體現于宮廷教育中。國之重臣太師、太保、太傅，同時也是帝王之師，他們多由王族的長老或國王的岳父擔任、《大戴禮記·保傅》載：

“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于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燕者也。”

足見西周國之三公也是學之三老。后來西周官制逐漸分化，師、保的職責偏重于教育，爵位亦漸降低。

西周時國學的主持者稱大司樂，《周禮·春官·大司樂》規定：大司樂的職責是：“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說明大司樂負責宗教祭祀和國家典禮，是國家最高的禮樂宮，兼管國學教育事務。大司樂屬下的一些官員，就是學校的教師。

西周地方最高行政長官是大司徒，也往往稱為“教官”，說明其主要職責是教化。從西周地方官學（鄉學）的教育內容來看，其職責與地方行政長官的職責大體相同。《周禮·地官·大司徒》載：大司徒之職，“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可見地方教化是地方行政長官的主要任務。

鄉大夫為一鄉之最高行政長官，據《周禮·地官·鄉大夫》載：“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可見鄉大夫既為鄉一級行政長官，亦是鄉教育行政長官，其職責涉及選才、治民、興教化等。

西周行政，鄉下設州，每州設州長一人，州長所掌不外乎教民學法、習射及祭祀之禮，選拔人才，揚善懲惡，仍以地方教化為主。從中不難看出，西周地方各級行政長官，均與教育有密切聯系，真正體現了政教合一的特點。

綜上所述，西周國學、鄉學教師皆由士以上現職官員和退休官員擔任，他們大多既有教職又有官職，還享有爵位。茲將國學與鄉學官師合一的情況列表2－l。

   這種官師不分的教育行政體制至少可以說明以下幾個問題：其一，西周時期，社會分工尚不明確，社會管理專門化尚不明顯，一官兼數職的現象十分普遍；其二，教育行政依附于普通行政，尚未形成專門的教育行政機構，教育事務往往與政治、教化密不可分；其三，西周的教師尚未成為獨立的社會職業，但其地位并不低。因此，《學記》才說：“能為師然后能為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以至統治者“不臣于其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又說：“大學之禮，雖詔于天子無北面”，認為君主不能以臣下之禮待教師。按爵位來說，西周中央官學的教師大多是士或大夫，地位最低的下士也盡可衣食無憂，且足以養家。

二、西周的官學系統

西周學校已有較完備的制度，大而言之，分兩類、兩級：一類是國學，一類是鄉學；國學又有大學與小學兩級。

國學專為統治階級的上層貴族子弟而設，按學生的年齡與程度又分設大學與小學。天子所設大學，規模較大，有“五學”之稱，即中“辟雍”、南“成均”、北“上庠”、東“東序”、西“瞽宗”。其中辟雍是中心，四面環水。諸侯所設的大學，僅有一學，半面臨水，稱“泮宮”。諸侯所設大學與天子所設大學的這種差別，是西周等級制在教育上的具體反映。

西周國學中還沒有小學。據《禮記·王制》所載：“天子命之教，然后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可見西周小學是設在王宮的左邊，屬于宮廷的貴胄學校性質，其學生是王太子、公卿、大夫元士子弟。

國學之外，又有鄉學。鄉學是地方學校，按地方行政區劃設立，地方區域的大小不等，設學也有不同名稱，如閭塾、黨庠、州序、鄉校等。鄉學按地方行政區劃設立，反映了西周教育在普及方面有所進步。西周學校系統可參見圖2－l。

三、以“六藝”為綱的教育內容

西周教育內容，以“六藝”為綱。“六藝”即禮、樂、射、御、書、數。“六藝”之中，又有“大藝”、“小藝”之分，書、數作為小藝，主要是小學的課程，禮、樂、射、御作為大藝，是大學的課程。西周官學之所以重視“六藝”教育，與其教育目標有重大關系。因為西周統治者所要培養的人才是：既具有一定的政治道德修養（體現于禮、樂課程）來調節統治階級的內部關系，鞏固其宗法制的社會結構，同時還要求具有一定的本領（體現于射、御課程）鎮壓人民，抵御戰爭，因此需要兼顧文、武兩個方面的內容。

西周的“禮”教，大致包含以下內容：一是關于貴族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上下尊卑關系的規定；二是關于貴族的衣食住行、婚嫁喪葬等一切行為規范；三是西周政治、軍事、法律制度，總稱為“周禮”。西周統治者認為“周禮”源于天命，遵守禮制，也即是“敬德”，只有“敬德”才能“保民”，才能鞏固統治。這充分說明“禮”教的重要意義。可以說，“禮”是西周的立國之本，具有國家根本大法的性質，關系到國家的前途和命運，包含了從政治制度、經濟、軍事到社會生活一切方面的法律和道德規范。

“禮”是大學中最重要的課程。貴族子弟學會了“禮”，在政治活動、外交活動及道德生活中，行動才會合乎規范，站穩貴族的立場，顯示貴族的尊嚴，有利于任官和治民。西周國學所教的“禮”，則是貴族生活中所常見的“五禮”：吉禮、兇禮、賓禮、軍禮、嘉禮。貴族子弟要從政，必須習知熟悉“五禮”。“禮”既是貴族子弟修身之要，也是他們用世之具，所以說“禮”是政治倫理道德教育課。

“樂”和“禮”是緊密相聯、互為表里的，其教育作用也各有側重：“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于中，發形于外，是故其成也停，恭敬而溫文。”[1]西周大學教育中強調“禮”與“樂”的密切配合。禮的作用在于約束人們的外部行為，具有一定的強制性；而樂則重在陶冶人們內心的情感，使本來具有一定強制性的禮變為能獲得自我滿足的內在精神需要。所以《禮記·樂記》說：“樂者，通倫理者也。”樂是通過美育、藝術教育來進行倫理道德教育的，其主旨就在于增進貴族內部的團結，進而調和各階級、各等級之間的矛盾。這種禮樂教育在西周社會處于向上發展的時期，確實對于改變社會習俗，穩定社會秩序，加強各諸侯國與王室之間的聯系，起了巨大的作用。樂與禮共同構成了西周六藝教育的中心。

從其范圍來說，“樂”是綜合藝術課。郭沫若先生曾說過：“中國舊時的所謂樂，它的內容包含得很廣。音樂、詩歌、舞蹈，本是三位一體可不用說，繪畫、雕鏤、建筑等造型美術也被包含著，甚至于連儀仗、田獵、肴撰等都可以涵蓋。所謂‘樂者，樂也’，凡是使人快樂，使人的感官可以得到享受的東西，都可以廣泛地稱之為‘樂’。”[2]

負責國之學政的大司樂，“掌成均之法”，而“均”可通“韻”，可知成均所習當以“樂”為主，大司樂掌管的當是國家音樂方面的事務及音樂人才的培養。但這時的樂，仍是各門藝術的總稱。

“射”、“御”之教是軍事訓練課。“射”指射箭，西周貴族生下男孩，門左就要掛弓，第三天就背著嬰孩舉行射的儀式，表示男子的責任是御四方、捍衛國家。到了入小學年齡，就要接受正規的訓練，不能射的人，就不稱男子之職。“御”指駕車，戰車在戰爭中十分重要，所以必須要學好“御”這種武藝。“射”、“御”在國學、鄉學中都是重要的學科，都有一定的訓練場所。辟雍是西周貴族射獵之所，因此也是貴族子弟習射之所。

《禮記·射義》說：“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于天子，天子試之于射宮，其容體比于禮，其節比于樂，而中多者，得與于祭，其容體不比如禮，其節不比于樂，而中少者，不得與于祭。”說明“射”有一定的技術標準，若達不到應有的水平，不能參加王族的祭祀大典。所謂“行同而能耦，別之以射，然后爵之”。賢能在德行和其他技能相同的情況下，則以射箭技術高低來區別，授予優勝者一定爵祿。所以說西周對射箭的教練十分重視，射箭的訓練也十分嚴格，國學、鄉學都要為貴族青年參與大射與鄉射準備條件。每年大祭之前要舉行射箭比賽，選拔武士，儀式隆重，并配之以禮樂。

“御”的教育有五項，簡稱為“五御”，即：“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駕車者要沉著、敏捷、熟練，并能隨時配合射手，創造有利的射擊機會，所以說學習駕車要經過嚴格的訓練，才能達到上述五項標準要求。《禮記·曲禮下》說：“問大夫之子，長，日：‘能御矣’；幼，曰：‘未能御矣’。”可見貴族子弟達到一定年齡就要進行駕馭戰車技術的訓練，并以能御、未能御來區別長幼。這些都說明西周重視射御的訓練，并注意射御的教學與實際生活的密切聯系。

“書”、“數”之教是基礎文化課。“書”指書寫文字。“數”指計算、算法。一般來說，這是屬于小學教育的內容。《大戴禮記·保傅》載：“古者八歲而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對照《漢書·食貨志》所云：“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可知所謂的“小藝”即“六甲五方書計”，所謂的“小節”即“室家長幼之節”。這大致就是西周小學教育的全部內容。

西周書寫的工具是刀筆、竹木，字體為大篆。西周已有供小學文字教學的字書。周宣王時太史籀作大篆十五篇，即《史籀篇》，作為教兒童書寫的教材，這是中國教育史上記載最早的兒童識字課本，今已失傳。兒童教育從識字、書寫開始。《禮記·內則》提出“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學書計”，“數日”即認識、背誦由天干地支組成的六十甲子，“學書”即學習書寫六十甲子，認識與書寫方名——東、南、西、北、中五方之名。西周的文字教學，是按漢字構成的方法（即“六書”）分類施教的，使學生掌握每個漢字的字音、字形、字義。

古代“數”的教育，是與“術”緊密相聯的，故稱“數術”。“數術”在西周有很大發展。據考釋，西周時6歲兒童開始學數數從l-10的數目。9歲兒童學“數日”，指學習記日法，先學甲子紀日，然后再逐漸加深。10歲兒童開始學“書計”，所謂“計”，指計算能力的培養。

兒童計算能力的培養，首先要學習十進制的文字記數方法。這種記數方法在數學發展史上曾居先進行列。其次還要學習計算的方法。中國古代重要的計算方法——籌算一般被認為完成于春秋戰國，但并不否認在春秋戰國以前就有簡單的算籌記數和簡單的四則運算。[3]

總之，“六藝”之中“書數”的內容是十分豐富的，如有一類字被稱為“天地類之純形”，教這類字，便要向兒童介紹日、月、云、雨等天文知識，以及山、水、川、泉等地理知識。又如甲骨文、金文表述動植物名稱的字，其形象酷似原物，兒童習讀這些文字時，自然而然就粗知了有關動植物形狀或構造方面的知識。這些字，有的就像教學使用的掛圖，形象直觀。

   綜上所述，可見西周國學的教育內容，以禮、樂、射、御、書、數等六藝為基本內容。在大學以禮、樂、射、御為重點，在小學以書、數為重點。而射、御的學習，除了傳授和培養有關的知識、技能外，還著重與禮、樂之教相配合。

[1] 《禮記·文王世子》。

[2]郭沫若：《公孫丑及其音樂理論》，見《青銅時代》，轉引自張瑞璠：《中國教育史研究·先秦分卷》，23頁，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1。

[3] 《中國古代科技成就》，44頁，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l978。轉引自毛禮銳、沈灌群：《中國教育通史》，卷l，11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