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768－824）字退之，河南南陽人。祖籍昌黎，人稱昌黎先生，著作有《韓昌黎集》。

韓愈是唐代著名的文學家、思想家、教育家。他生于唐代中葉，是藩鎮割據、中央集權削弱的時代，又是佛教泛濫的時代。他基本代表世俗大地主的利益，欲以恢復古道作為挽救時局的方針。他主張中央集權，反對封建割據，要求采取一些緩和階級矛盾的措施，減輕對人民的剝削。他又猛烈攻擊佛教，以維護儒家的道統。他四試于禮部，三試于吏部，十年猶布衣，常以古文作不平之鳴。其作品有不少反映他對政治的不滿和關心人民疾苦的思想情緒。

韓愈多次擔任教育官職，提出不少教育主張。他做過四門博士、國子博士和國子祭酒。他作《師說》、《進學解》，采取措施，嚴選學官，整頓國學，重視地方教育，作《子產不毀鄉校頌》，捐薪興辦州學，熱心獎教后進，“韓門弟子”眾多，在唐代有很大影響。

一、“性三品”說與教育作用

韓愈繼承和發展孟、荀、揚雄等儒家傳統人性論觀點，提出人性分為三個等級，他說：“性之品有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1]。

他還認為：“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于五也，主于一而行于四；中焉者之于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于其四也混；下焉者之于五也，反于一而悖于四。”[2]這就是說，仁、義、禮、智、信乃是人生來所具有的五種善性，上品的人只要是五種善性中有其主要的一種，則其他四種也相應的同時具備。中品人在五種善性中，某一種或偏多或偏少，而其他四種也雜而不純。至于下品人在五種善性中，某一種偶而得到一點善的因素，則其他四種都背逆善性了。在這里，他把孟子的人生來本性中具有仁、義、禮、智四種善端，發展為人生來具有仁、義、禮、智、信五種善性，可見他的性三品說立論是唯心主義的臆說。

韓愈認為在性之外還有情，情是接于物而生的，情也分上、中、下三品，區別為喜、怒、哀、懼、愛、惡、欲七種。上品的人動得其中，中品的人過與不及，而要求得其中，下品的人則直情而行罷了。這正是他認為要對勞動人民進行刑罰統治的依據。

既然性與情都有品級，那么教育有什么作用呢？他認為性是可移的。對上品的人說，“就學而愈明”；中品的人，“可導而上下”。教育對上中兩等人都是可以發生作用的。而對下等人只起“畏威而寡罪”的作用，只可用刑法來制馭，使其有所畏懼而少犯罪。這在韓愈看來，也就是性可移了，但盡管性移了，而上下的品級卻是始終不可移的。

二、“明先王之教”的教育宗旨

韓愈在魏晉玄學之風盛行之后、佛學廣泛流傳之際，重新打起維護儒家道統的旗號。他說：“愈之志在古道，……學所以為道”，從而提出了“明先王之教”的教育宗旨。

什么是“明先王之教”？他說：“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于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3]由此可見，韓愈所謂的“先王之教”，其內容概括言之，既是“仁義道德”四個字。如擴而言之，它包括儒家的經典，儒家宣揚的封建道德，封建社會的政治措施等等。用今天的話說，即包括德育、智育、政治教育。他認為，把這些內容學好了，便可以運用無窮。總之他認為誦習古圣之書，遵守先王之法，明乎人倫，本乎人性，乃是教育的根本任務。

三、《師說》論師

韓愈關于教師的見解是教育思想史中的寶貴遺產。他感于當時的人“恥學于師”，“抗顏為師”并作《師說》，這是從他的“衛道”立場出發的。其基本精神與古文運動中的“文以載道”思想是一致的，是以儒道為基礎的。但是，他對教師問題的論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師工作的客觀規律，是很有創見的。《師說》的主要內容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一）闡明了教師的作用——“古之學者必有師”

文章的第一句話為：“古之學者必有師。”他認為自古以來任何一個人的知識學問，都是從老師那里學來的。也就是說任何一個人如沒有老師的教誨和指導是不能成為有才智的人的。他認為生而知之者是不存在的，因此孰能無惑？如“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在這里他充分肯定了學習的重要性和教師的作用。基于這種認識，他對當時社會上輕視教師，恥學于師的不良風氣進行了尖銳批判。他指出：“古之圣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眾人，其下圣人也亦遠矣，而恥學于師。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其皆出于此乎？”這種批判是很深刻的。

（二）明確教師的任務——傳道、授業、解惑

《師說》指出：“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僅用十一個字，就把教師的任務概括得很全面。一是傳道，即傳授封建主義的政治倫理道德；二是授業，即講授《詩》、《書》、《易》、《春秋》等儒家經典；三是解惑，即解答學生在學習“道”與“業”過程中所提出的疑難問題。三者的地位擺得也很清楚，第一位的是傳道；其次是授業，最后是答疑。三者中以傳道為本，以授業解惑輔之。他認為只有完成這三方面任務，才配稱做教師。實踐證明，在任何社會里，乃至今日，作為教師的任務，都不外乎這三個方面。只不過由于歷史時代不同，所傳之道，所授之業，所解之惑，其具體內容不同而已。韓愈對教師任務的論述，是很明確、科學的。

（三）提出擇師的標準——“道之所存，師之所存”

他說：“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因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后，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他把“道”作為擇師的根本標準。他認為可為師者，不在于其年齡大小和地位的高低，而在于其懂得“道”比自己早或比自己多，師其“道”也。由于他把“道”作為衡量和選擇教師的根本標準，因此他要求作為一個教師首先要對“道”有堅定的信念。這個認識是很深刻的。然而，韓愈要求教師要信守的是儒家之道，這是不足為訓的。

（四）論述了師生關系——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

韓愈認為，師與生的關系，是以“道”和“業”來衡量的。誰先有“道”，誰有專“業”學問，誰就是教師。教師不受年齡、地位、資格等限制。他說：“圣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韓愈的這句話，提出了師生關系的有創見的三個論點：第一，“弟子不必不如師”，做弟子的不一定比不上老師，在某些方面強于老師、超過老師是完全可能的。因此學生不能自卑，要立志發奮，敢于超過老師，這是孔子“后生可畏”思想的發展。第二，“師不必賢于弟子”，老師不一定處處比學生高明，學生對老師的要求不能求全責備，要虛心向老師學習；做老師的不應滿足于自己已有的知識，也要向學生學習，在業務上要學而不厭，精益求精，才能適應教學的需要。這是對孔子“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思想的發展。第三，“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只要聞道在先，學有專長，就可以為師。因此，在一定條件下，老師比學生懂得道理要早一些、多一些，在某些方面是有專長的，做學生的應向老師學習，同時學生在老師啟發教導下，也在不斷提高，在某些方面會有獨到之處，或有專長。因此老師也要向學生學習。總之這句話告訴我們，師生關系要“不恥為師”，即“相互為師”，也包括“能者為師”和“教學相長”的思想。

總之，韓愈的“師論”是相當開明而有創見的，有助于人才的培養和文化教育事業的繼承、發展，它是中國古代教育思想史上的寶貴遺產，對于我們今天建立社會主義的新型師生關系仍有借鑒意義。

四、關于學習態度和方法

（一）勤勉善思

韓愈在《進學解》中說：“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學業的精深在于勤奮刻苦，學業的荒廢，在于嬉戲游樂；道德行為的成功在于深思熟慮，敗毀在于因循茍且。

他所說的“勤”，包括口勤、手勤、腦勤，日以繼夜地學習。他說：“口不絕吟于六藝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編”；“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勤奮以學，長年不懈，這是他對前人治學的總結，也是他自己治學多年的寶貴的結晶。

（二）“鉤玄提要”，博約相輔而行

在治學方法上韓愈提出“論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意即讀不同性質的書，要采取不同方法。閱讀史籍一類的書，一定要做出提要，提綱挈領，掌握要點。閱讀輯錄古人言論的書籍，一定要探索其要旨，著重領會書中的精神實質。這種讀書方法至今仍是可取的。

韓愈認為“貪多務得，細大不捐”，意即學業的精深要以廣博地掌握和積累知識為基礎，一定要博覽群書務求有所得，知識不論大小，要兼收并蓄。但要正確處理博與約的關系，由博而約，由約而博，結合進行。

他所提出的“沉浸濃郁，含英咀華”，意思是說，讀書不能浮光掠影，滿足于一知半解，要融會貫通，對書中精華要仔細體味，反復領會。這個見解至今仍有普遍的指導意義。

[1] 《韓昌黎全集》卷十一《原性》。

[2] 《韓昌黎全集》卷十一《原性》。

[3] 《韓昌黎全集》卷十一《原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