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派。

戴進山水以馬、夏為主，并能“變南宋渾厚沉郁之趣，成健拔勁銳一體”。他的山水畫與南宋畫家相比措景豐富，較元人多生活實感，大多構圖剪裁精當而境象恢宏，造型明快而富于質感，筆墨勁健而法度嚴謹，格調灑脫而清爽雋秀。山水畫之外，戴進也工人物、花鳥，其人物畫和花鳥畫在取材與畫法上較少新意，但是極見功力。當時宮廷內外追隨戴進者甚眾，因為戴進籍貫浙江，故稱這一派為浙派。

浙派另一位大師是吳偉，吳偉“源出于文進”，但“筆法更逸”，用水更多，氣魄更大，布景造型也更簡括整體。吳偉也擅長人物，精于元人白描、南宋簡筆與唐吳道子用筆。

簡述吳門四家成就。

明中期以后，隨著院體與浙派的極盛而衰，以古稱吳門的蘇州為中心，形成了波瀾日壯的吳門派。吳門派畫家大多屬于詩、書、畫三絕的文人名士。一般認為，這一畫派興起于沈周，成于文征明。沈周、文征明、唐寅與仇英為吳門四家。他們的藝術風格寧靜典雅、風流飄逸，進而體現自得其樂的精神生活。

在沈周與文征明的山水畫中，水墨以及水墨淡著色的作品更為引人注目，并且都有粗細兩種風格。

沈周的山水畫以粗筆為多，師承吳鎮而上溯董巨，筆豐墨健、渾厚沉郁、意態軒昂，猶能在溫雅恬靜的的情調里表達恢宏的胸襟、豐富的想象與蓬勃的生命力。其作品反映出來的審美趣味和筆墨意韻，代表了明代文人畫的美學追求。

文征明的山水畫以細筆為主要面目。他宗法趙孟?，旁參王蒙，每于繁密中見文秀，情調嫻靜典雅，布景層疊而上然缺少縱深空間表現，筆墨則于干枯中見秀潤，于熟練中顯生澀，設色清麗雅潔，自有一股“士氣”充溢其中。文征明的抒情意味勝于沈周，氣度格局遜之。

吳門四家中的唐寅與仇英分別代表了另外兩種風格，體現了濫觴于此時而尤盛于清代的文人畫家職業化與職業畫家文人化的融合趨勢。

董其昌與南北宗論。

董其昌對文人山水畫的貢獻，在于他進一步提純了繪畫語言，即把中國畫的筆墨語言從繪畫的綜合因素中突出出來，不再僅僅作為營造畫像的手段，而是成為繪畫表現的重要目的。其結果便是使筆墨的組合成為畫面的中心，由此建立起具有抽象形式美感的畫面結構。

董其昌的繪畫理論體現在《畫禪室隨筆》中，他論畫以“南北宗論”為中心。借唐代禪宗分南、北兩宗來解釋自唐代以來數百年的中國山水畫的演變歷史。按繪畫創作方法和畫家出身把山水畫作南、北分野，將水墨渲染畫法的文人畫家比做南宗，視青綠勾填畫法的職業畫家為北宗，尚率真，輕功力，崇士氣，斥畫工，重筆墨，輕丘壑，尊變化，黜刻畫。雖然對畫史的概括并不完全符合歷史實際，但其提倡的美學觀念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

青藤白陽。

陳淳字道復，號白陽山人，其水墨花鳥畫一花半葉、淡墨欹豪，疏斜歷亂，形神兼備，在運用水墨和構圖方面都有新的創造。

徐渭字文長，號青藤，是繼陳淳之后，從根本上完成了水墨寫意花鳥畫變革的一代大師。他賦予花卉以強烈的主觀情感，一反吳門派恬適的意趣，直抒憤世嫉俗，激蕩難平之情，賦予作品以震撼人心的藝術感染力。

徐渭把中國寫意花鳥畫推向了能夠強烈抒寫內心情感的極高境界，把在生宣紙上充分表現并且隨意控制筆墨的表現力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成為中國寫意花鳥畫發展中的里程碑。

四僧

“四僧”為八大山人、石濤、髡殘和弘仁，他們仍屬于文人畫系統，但已不局限于南宗，受徐渭的影響尤大。他們十分重視感受生活，觀察自然和獨抒性靈，不以再現前人意境為滿足，不限于臨摹，不囿于挪用古法，分別以激情洋溢或深情凝蓄的個性鮮明的藝術，突破了“四王”派所代表的情感內容，以來自客觀世界又有高度加工的藝術形象，豐富了自然美的表現和意境的創造，以主客觀結合、“尚意”又有法則的新手法突破了舊程式，在發揮詩歌、書法入畫的效用并且結合似與不似之間的形象上，發展了筆墨技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