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對外貿易發展方式轉變的必要性及轉變方向加入wto以來，我國事實上形成了出口導向型戰略

我國參加自由貿易區建設的意義及現狀(9)

意義：自由貿易區為多邊貿易提供一個重要的安全閥。由于世界貿易組織在進行決策時，主要遵循“協商一致”原則，只有在無法協商一致時才通過投票表決決定。有的決定需要三分之二多數支持才能通過，有的需要四分之三多數支持才能生效，世界貿易組織的140多個成員中，處在不同的發展水平，有著不同的優先利益，因此難于達成新的協議。由于多邊談判難以達成協議，因此，不應該“把所有的雞蛋都放在一個籃子里”。區域貿易安排是區域內成員實現優勢互補和共同發展的重要手段，當全球貿易談判難以達成協議時，區域內的自由貿易可以取得在全球范圍內難以取得的進展，為經濟貿易的發展發揮作用。與有關國家的自由貿易協定將為本國出口商平整競技場自由貿易區在區域內成員享受其帶來的更大優惠性的同時，對區域外的成員形成大的排擠，可能損害其它國家的貿易利益。誰參加區域貿易安排誰就受益，反之就可能受排斥吃虧。中國在加人世界貿易組織后如果止步不前， 貿易就會受到損害。有些國家通過自由貿易協定把中國企業排除在貿易優惠的范圍之外，如果中國與這些國家達成自由貿易協定就為中國出口商平整了競技場。例如在新加坡，新加坡不僅在東盟內部有自由貿易協定，而且已與美國、日本等國達成自由貿易協定。如果中國實現與東盟的自由貿易，中國企業就可以與美國、日本以及東盟國家獲得同等的條件參與在新加坡市場上的競爭，從而增強中國企業及其產品在新加坡和東盟國家市場上的競爭力。自由貿易區是與關鍵貿易伙伴進行綜合貿易改革的戰略.自由貿易區能夠推動經濟改革和成員國之間的內部合作.在過去1 0年來的地區貿易協定里，成員方通過共同同意的協定，不僅僅是進行削減關稅的改革，還有許多深入的經濟和制度的一體化的改革，現在許多地區自由貿易協定處理投資保護、人員流動、勞工問題、環境保護、貿易爭端解決、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的改革，并且協調成員方在其他貿易談判場所中的共同立場。中國通過自由貿易協定實現與伙伴成員間的經濟一體化，可以增加規模經濟。自由貿易區內進行的合作和合并過程，形成更有效率的產業和基礎設施，能夠產生延續多年的動態利益，增加投資和提高生產率，這有利于貿易伙伴之間互相擴大對于對方的出口需求，也有利于長期的經濟增長和穩定。限制由全球范圍內更快 深入的貿易自巾化造成的消極影響由下世界貿易組織成員間經濟發展水平差距非常之大，驟然之間進行很大范圍的貿易自由化，可能造成經濟中的重大震蕩，例如使本國產業在全球競爭中遭受滅頂之災，成脅經濟與社會的穩定。而首先在區域范圍內行試驗，可以限制消極影響，培養本國的競爭能力，取得經驗，更好地參與全球競爭。區域主義和多邊卡義可以在貿易自由化改革中 補并瓦柏促進.從而形成“競爭的自由化”

自由貿易區內，貿易伙伴之間要實現貿易自由化，這就會刺激有關成員在區域的和多邊的兩個層面上，進行更多更廣泛的貿易和經濟改革。成員國加速自身的貿易自由化，對全球的貿易自由化是有利的。自由貿易區協定i=E能為更廣泛的談判提供有益的經驗和樣板。例如雙邊的或地區的自由貿易區可以茌衛生標準和有關管制、貿易的技術障礙、服務業貿易與投資、簡化海關規則、以及勞工和環境標準，政治上敏感的某些部門等方面實現比全球范圍內更有意義的貿易自由化。這些談判就可能為更廣泛的地區的和多邊的談判提供借鑒。從雙邊自由化進程中所獲得的經驗也有助于中國確定自身在多邊貿易談判中的立場。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 自由貿易區可以大幅度地減少參加者之間的貿易障礙，深化參加者之間的經濟和政治聯系、可以成為促進世界貿易組織多哈回合談判成功的一個途徑。而另一方面，雙邊的或地區的自由貿易區的成立將產生更多的貿易轉移，隱含著“參與者” 與“未參與者”之間產生經濟政治沖突的種子，因而可能造成對多哈回合和世界貿易組織的損害。因此，隨著區域主義具有更大的影響，更多地進入國際貿易體系，區域貿易集團的成員也應當對于多邊談判給予足夠的重視和充分的熱情，這樣才可能減少區域主義造成的潛在的分歧歷史事實表明，在區域之間的歧視對待，例如在20世紀30年代所出現的情形，具有破壞性的政治和經濟后果。而近些年的雙邊的和區域的貿易自由化，則已經證明可以成為全球貿易自由化的必要的補充。戰后貿易自由化的進程表明，區域的和多邊的貿易自由化的主動的行動是可以互相促進的。

中國屢遭外國反傾銷投訴的原因以及對策(10)

(1)低價傾銷的客觀存在成為反傾銷訴訟的導火線

中國目前的經濟結構尚不合理，行業的發展缺乏長遠規劃，只注重眼前利益。一旦某個企業在國外哪個國家或地區銷售不錯，其他同類企業馬上蜂擁而上。中國企數量眾多，行業管理和協調力度不夠，經常出現自相壓價的現象，最終導致反傾銷案件的發生。市場上因而出現了大最過剩產品，企業為了生存在其國內和出口的銷售策略上競相采取低價傾銷策略。 (2)外國對中國的歧視性政策

長期以來，西方一些國家將中國認定為非市場經濟國家或市場經濟轉型國家，對我國的出口商品在進行反傾銷調查時，不是以我國國內的價格為依據，而往往由進口國采用“替代國”標準計算傾銷幅度，并且在選擇替代國時一度故意選擇與中國實際情況相差甚巨的國家。國外對中國的歧視性反傾性政策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實行“一國一稅”政策，無分別裁決。通常說來，在確定傾銷產品的反傾銷稅時，應以同一商品的不同企業的實際出口價格征收不同的反傾銷稅率。其結果是我國被認定為高幅傾銷，征收高額反傾銷稅，我國商品不得不退出該市場。

李雨時表示，在反傾銷的機制建設方面，首先是要充分發揮政府各職能部門的作用，在宏觀上綜合把握各個作用。他還表示，政府應該加強相關法律法規的制定、對企業的反傾銷培訓、為國內企業的反傾銷創造出良好的環境、及時向企業發布國外的信息以及與國外的政府進行交涉等等。其次，企業要團結一致，不能單打獨斗，企業一定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高自身產品的技術含量行業的發展情況，利用各種形式包括政治磋商、經濟談判以及各項法律法規等等，在反傾銷過程中發揮和水平，加大對品牌的宣傳和營銷;商會和行業協會組織應該在反傾銷集體應訴，行業協會應該在組織協調方面充分發揮優勢。

王敬忠則強調，組織反傾銷應訴必須依靠行業協會來組織和協調，有行業協會組織團隊來集體應訴，團隊主要包括生產廠商代表、訂貨方代表、銷售方代表以及行業專家組成，他還特別強調了一定聘請戰績優秀、名氣大和經驗豐富的律師，這是非常關鍵的。另外行業協會要與這些代表就應訴的方案進行多次協商、修改、完善。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世界貿易組織研究院、福耀反傾銷研究中心孫娜認為，我們的應對重點應該在“打官司”的技術層面，如何正確確定正常價值，在選取替代方時怎么進行申辯，如何爭取更低的反傾銷稅等等，單個企業應訴或請律師有困難，可以受調查企業進行聯合，或成立各種行業協會，由企業參股經營行業協會，進行行業的調查和信息收集，關鍵時刻給企業提供確鑿證據，有理有力地應訴，提高應訴水平，甚至把應訴機制化，這是企業應該籌劃去做的，也是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去提倡和引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