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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甫其人

　　杜甫（712-770），字子美，京兆杜陵（今陜兩西安市西南）人，生于鞏縣，是晉朝名將杜預之后，祖父杜審言，初唐著名詩人。父親杜閑曾為兗州司馬和奉天縣令。奉儒守素的家庭文化傳統對他忠君戀闕、仁民愛物的思想有巨大影響。他7歲開始學詩，至20歲結束書齋生活，而后南下吳越，北游齊趙，進行了長達l0年的“壯游”。此時正值盛唐“開元盛世”，社會經濟的繁榮和相對安定的政治局面，使杜甫的詩作里充滿了少年氣盛的昂揚情調和自信。33歲在洛陽遇到剛被“賜金放還”的李白，建立了千古傳頌的友誼，兩人同游梁、宋。遇高適，三人酣飲縱游，慷慨懷古。不久又北上齊魯，過歷下，登泰山，抒發“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望岳》）的情懷。和許多盛唐詩人一樣，他有巨大抱負，自謂能立登要路，致君堯舜。那種胸懷天下的壯志，那種裘馬輕狂的快意，在其詩作中展露無遺。“所向無空闊，真堪托死生。驍騰有如此，萬里可橫行。”（《房兵曹胡馬詩》）這不是把自己比喻成馳騁千里的駿馬嗎？“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贈李白》）這開闊的心胸，雄偉的氣魄，絕不亞于李白的豪氣與浪漫。此時的杜甫，胸懷大濟蒼生的夢想，同盛唐眾多的詩人一樣，對前途充滿了美好的憧憬。

　　但這幻想在天寶五載（746）到長安之后，便徹底破滅了。到長安的第二年，他參加了由李林甫操縱的一次考試，落入騙局。落第之后回到偃師，后來又來到長安，獻賦上書，干謁贈詩，希求汲引，但都落空。十載長安，歷盡辛酸，“賣藥都市，寄食友朋”（《獻三大禮賦表》）。于是他在《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中說：“紈绔不餓死，儒冠多誤身。丈人試靜聽，賤子請具陳。甫若少年日，早充觀國賓。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李邕求識面，王翰愿卜鄰。自謂頗挺出，立登要中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窮困潦倒的杜甫，旱已失去了往日的悠閑與昂揚，也更深切地體會到了處于社會下層的人養家糊日之不易。這十載長安，使杜甫歷盡人生辛酸，他看到了生民疾苦，關心著國家安危。忠君戀闕，仁民愛物的情懷，在這顛沛辛酸的生活里不但未曾衰退，反而更加強烈了。直到天寶十四年（755）冬天，才獲得一個看管兵甲器杖（右衛率府胄曹參軍）的卑微官職，而此時杜甫已經43歲了。

　　安史亂起之后，杜甫落入叛軍手中，被押解到陷落的長安。在陷落的長安，他寫下了《春望》等忠君戀闕的千古名作。至德二年（757）四月，杜甫終于逃出了長安，冒著生命危險到達鳳翔，被肅宗任命為左拾遺，可不久就因上疏申救房琯而觸犯了肅宗。九月，長安收復，杜甫一家又來到長安，于第二年因房琯之事而坐貶華州司功參軍。乾元二年（759），杜甫又在洛陽去華州的路上，目睹百姓家破人亡的慘劇。戰亂的痛苦已經成了擺在他面前的赤裸裸的現實。

　　乾元二年秋。杜甫到了秦州以南的同谷縣，于歲末抵達成都，開始了他晚年飄泊西南的生活。杜甫在成都有一段時間生活相對安定。后來因劍南兵馬使徐知道反，成都混亂，他移家梓州，來往旁縣，中間又曾在閬州小住。永泰元年（765）五月，離成都經渝州出峽，在云安短期養病之后，于次年春末遷居夔州（今四川奉節）。大歷三年（768）春，他離夔州，漂泊江陵、公安、岳陽、潭州，大歷五年（770）冬，死于自潭州赴岳州途中舟上，時年59歲。杜甫暮年窮困潦倒，疾病纏身，十分凄涼。

　　杜甫身上有較濃厚的儒家“忠君”思想，對社稷和人民的最終關切，是他“忠君”的核心內容。杜甫的思想受儒家影響較大，但他與道教、佛教中人也多有來往，未限于一宗一派。作為“詩圣”，杜甫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心中的偶像，是儒家文化理想人格的化身。代表著當時的“社會良知”。杜甫不僅做了動蕩時代苦難人生的代言人，而且以貼近現實有血有淚的動地歌吟，呈露出仁者襟懷，由此形成的杜詩風格的大、重、拙，是傳統儒家人文精神的最高詩意所在。

　　杜詩的詩史性質

　　杜甫的詩歌形象真實地反映了安史之亂前后的時代動亂。是時代的一面鏡子，素有“詩史”的美譽。這首先在于杜詩具有史的認識價值。常被人提到的重要的歷史事件，在他的詩中都有反映。至德元年（756）唐軍陳陶斜大敗，繼又敗于青坂。杜甫有《悲陳陶》、《悲青坂》；收復兩京，杜甫有《收京三首》、《喜聞官軍已臨賊境二十韻》；九節度兵圍鄴城，看來勝利在即，杜甫寫了《洗兵馬》，其中提到勝利的消息接踵而至，提到回紇軍助戰、在長安受到優待的事，提到平叛諸將的功業，反映了此一事件在當時造成的普遍心理。后來九節度兵敗鄴城，為補充兵員而沿途征兵，杜甫有“三吏”、“三別”。宦官市舶使呂太一反于貴陽，杜甫后來寫了《自平》。杜甫的有些詩，還可補史之失載，如《三絕句》中寫到的渝州、開州殺刺史的事，未見史書記載。從杜詩可見安史之亂后蜀中的混亂情形。而《憶昔》則描述了開元盛世的繁榮景象：“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游不勞吉日出。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這是常被史學家用來說明開元盛世社會風貌的一首詩，寫時事，不始于杜甫，但是到了杜甫，才從如此廣闊的視野并如此頻繁地寫時事。他的詩，提供了史的事實，可以證史，可以補史之不足。

　　杜詩的“詩史”性質，主要的還不在于它提供了史的事實。史實只提供事件，而杜詩則提供比事件更為廣闊、更為具體也更為生動的生活畫面。史稱玄宗后期沉湎聲色，記載了不少事實，而在杜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中，我們才真切地感受到這沉湎聲色的情景：“凌晨過驪山，御榻在嵽嵲。蚩尤塞寒空，蹴踏崖谷滑。瑤池氣郁律，羽林相摩戛。君臣留歡娛，樂動殷膠葛。賜浴皆長纓，與宴非短褐。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況聞內金盤，盡在衛霍室。中堂有神仙，煙霧蒙玉質。爰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勸客駝蹄羹，霜橙壓香橘。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里描寫的是具體的情景，連面臨這情景時感覺到的氛圍和情思都有了。

　　即使是從一個人、一個家庭寫起的戰爭帶給百姓的苦難，寫他們的遭遇，寫他們的內心的悲酸，仍然可以感受到其時社會的某些心理狀態。從認識歷史的起初面貌說，這一類詩，也具有詩史的意義。如《無家別》：

　　寂寞天寶后，園廬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亂各東西。存者無消息，死者為塵泥。賤子因陣敗，歸來尋舊蹊。久行見空巷，日瘦氣慘凄。但對狐與貍，豎毛怒我啼。四鄰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宿鳥戀本枝，安辭且窮棲。方春獨荷鋤，日暮還灌畦。縣吏知我至，召令習鼓鞞.雖從本州島役，內顧無所攜。近行止一身，遠去終轉迷。家鄉既蕩盡，遠近理亦齊。永痛長病母，五年委溝溪。生我不得力，終身兩酸嘶。人生無家別，何以為蒸黎。

　　寫到故鄉荒涼，老母病死，歸來無家，不得不再次從軍，反映出當時戰區人民的共同遭遇，令人不忍卒讀。他把戰火中的人的內心世界，一一展開，令人千載之下，為之動情。《羌村三首》、《哀王孫》、《哀江頭》、《北征》等詩，都是這種寫法。

　　杜詩的寫實手法

　　杜詩的詩史性質，決定了寫實的寫作手法。以時事入詩，直面社會現實，確實是杜詩很突出的特點。杜甫繼承了《詩經》、《離騷》重興寄的愛國憂民精神，又發展了兩漢樂府民歌“寫時事”的優良傳統，創立了“即事名篇，無復依傍”的新樂府。

　　杜甫的樂府古體詩，除了效法漢魏古樂府取題的用意以“行”詩寫時事外，還能自立新題，獨創格調。如《兵車行》：

　　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云霄。道旁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況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雞。長者雖有問，役夫敢伸恨？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

　　此詩作于杜甫困居長安期間，諷刺唐玄宗窮兵黷武而不顧百姓死活，不用《從軍行》一類的樂府舊題，而是自創新題直接針砭時弊。在寫法上，開頭摹寫送別慘狀，是紀事；自“行人但云”以下為征夫的訴苦，為紀言，采用客觀的紀實描寫手法，敘述者完全站在同情人民疾苦的立場上。

　　杜詩的寫實，既敘事件經過，又用力于細部描寫。這些細部描寫，或人或物或心情，精心刻畫，從細微處見出真實，展開畫面，把人引入某種氛圍、某種境界。《北征》敘從鳳翔行在往鄜州省家的一路所見，他寫的都是不起眼的平常細事，但正是這些細小的描寫，從一個視角展現了廣闊的歷史畫面。也正是這些細小的描寫，使杜詩的敘事方式有別于前此的敘事詩。它從概括描寫走向寫具體事件的片斷，因寫細節而更少概括描寫常有的夸張，更多真實感。故事性被沖淡了，而生活色彩則得到極大的加強。

　　杜詩的寫實還融入了強烈的抒情，以時事入詩卻含有淚水和深情。這除了他能設身處地為老百姓著想外，還在于他本人就是普通百姓中的一員，只要真實地講自己的所見所聞和感受敘述出來，就成為了人民的代言人。《壯游》與《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都是此類佳作。“詩史”首先是詩，人們讀杜詩的興味遠遠超過讀史，就因為它充滿了感情的形象畫面，含有普通人的喜怒哀樂。如《贈衛八處士》：“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少壯能幾時，鬢發各已蒼。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哀江頭》：“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污游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物是人非，不勝滄桑，這是戰亂中逃難的人都會有的感受。

　　杜甫的律詩

　　一般說來，律詩具有格律字數的限制，要求寫得精練和概括，故不適宜敘事而較適合抒情。杜甫把律詩的題材范圍擴大到幾乎與古體詩同樣廣闊的程度，在藝術上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一、五律七律兼擅

　　杜甫對五律的把握，已到了非常純熟、運用自如的程度，不但韻律精細，且詩境渾成而多變化，有意境壯闊忽轉為凄涼的，也有氣象巍峨忽轉為情景細致婉約的，做到了不拘一格。如《月夜》：

　　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香霧云鬟濕，清輝玉臂寒。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干。

　　本意是要表達自己對妻子深切的思念，但作者卻用曲筆從妻子對自己的思念來寫，讓思念從彼岸飛來，愈見得杜甫的思念之深切。全詩以明月興思情，同一輪明月寄寓著兩地彼此的思念，思情的悠遠綿長與月夜的朦朧相織相融，形成一種清麗深婉、寂寥苦思的凄清氛圍，使讀者不覺之間與之同悲共泣。

　　杜甫是七律的第一位大家，他創作了超過前人創作數量總和的七律。唐人的七言律，在盛唐諸家以興趣情韻見長，到杜甫手中，境界始大，感慨始深，無論模寫物象，還是抒發性情，皆能擺去拘束，于尺幅之中，含有思飄云物、律驚鬼神的壯觀景象。杜甫把律詩寫得縱橫恣肆，極盡變化之能事，合律而又看不出聲律的束縛，對仗工整而又看不出對仗的痕跡。如《聞官軍收河南河北》把一種驟然到來的狂喜心情，表現得淋漓盡致，用“忽傳”、“初聞”、“卻看”、“漫卷”這些動詞，加強了突然性和隨意性色彩；用“即從”、“便下”、“穿”、“向”等詞，連接四個地名，造成風馳電掣的氣勢。表達的方式，仿佛散文一般，感慨流暢，連貫性、整體感極強，毫不受律體的束縛。杜甫七律創作的全盛期在入蜀以后，他在寓居夔州以后所作律詩，這方面的成就，更是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

　　《登高》是杜詩中最有名的一首七律：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

　　八句皆對且一氣貫注，悲愴而不消沉，胡應麟稱其為古今七律第一。除了在思想內容、意象境界和情趣格調上有著全新的開拓外，杜詩具體的語言技巧和寫作手法也較之前期有很大的提高，如起句富于創新，中二聯寫景往往以情間之，句中用典不露痕跡，體物貼切，善用雙字疊字等。

　　二、以律詩寫組詩

　　杜甫為擴大律詩的表現力，他以組詩的形式，表現一些較難表現、較寬泛的內容，五律和七律都有這樣的組詩。五律中的《秦州雜詩二十首》是一例，集中地表現了他在秦州時的心境。寫于客居夔州時的《洞房》、《宿昔》、《能畫》、《斗雞》、《歷歷》、《洛陽》、《驪山》、《提封》，雖未標出總題目，但就內容言，也是組詩，八首詩前后照應，情思脈絡連貫，而表現的范圍是一首律詩難以表達的。

　　杜甫以律詩寫組詩最為成功的是七律，如《詠懷古跡五首》、《諸將五首》，特別是《秋興八首》，可以說是杜甫律詩中的登峰造極之作。這組詩寫于滯留夔州時期。此時安史之亂雖已結束，而外族入侵，藩鎮叛亂，戰爭仍然不斷。摯友已先后離開人世，詩人自己仍漂泊滄江，且疾病纏身。山城秋色，引發他的故園之思和對于京華歲月的懷念，回顧一生，感悟哲理。八首詩就是在這一思想脈絡上展開，一層深似一層：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兼天涌，塞上風云接地陰。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系故園心。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華。聽猿實下三聲淚，奉使虛隨八月槎。畫省香爐違伏枕，山樓紛堞隱悲笳。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

　　千家山郭靜朝暉，日日江樓坐翠微。信宿漁人還泛泛，清秋燕子故飛飛。匡衡抗

　　疏功名薄，劉向傳經心事違。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

　　聞道長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勝悲。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直北關山金鼓震，征西車馬羽書馳。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思。

　　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問。西望瑤池降王母，東來紫氣滿函關。云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圣顏。一臥滄江驚歲晚，幾回青瑣點朝班。

　　瞿唐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花萼夾城通御氣，芙蓉小苑入邊愁。珠簾繡柱圍黃鵠，錦纜牙檣起白鷗。回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波漂菰米沈云黑，露冷蓮房墜粉紅。關塞極天唯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閣峰陰入潢陂。香稻啄余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佳人拾翠春相問，仙侶同舟晚更移。彩筆昔曾干氣象，白頭吟望苦低垂。

　　這一組詩，或即景含情，或直訴悲憤，或借古喻今，或欲說還休。八首只如一首，一次又一次地憶長安、感盛衰和傷淪落，反反復復，欲吐還吞，沉郁回環，悲慨深沉，極頓挫之致。

　　三、拗律與絕句

　　杜甫打破固定的律詩譜式，除了創為“連章體”的組詩外，杜甫還就律體的變格創為“拗體”，晚年七律拗體更多。這種拗體與七律初期出現的某些不合律現象是不同的，它是成熟之后的通變，表現為變化中的完整。不過杜甫七律的拗句實無規律可尋，有時是順其自然而放棄聲律規則，有時則是有意為之。能律則律，當拗則拗，體現了詩人造語貴新，同中求異的創作追求。

　　拗體在杜甫的絕句詩里出現較多，尤以七絕為甚。前人對杜詩七絕不太滿意的原因

　　之一，便是拗體太多而不中格律。杜甫寫七絕是比較隨便的，上自國家大事，下至日常生活，凡題材不足以構成長篇的，他多半用七絕來表達，如《戲為六絕句》是一種雜感式的談藝論文的論詩詩，評古鑒今，開創了文學批評的新方式。

　　杜甫入蜀后所作的絕句多為描寫當地風景和風俗人情的組詩，如《絕句漫興》九首其一：“眼見客愁愁不醒，無賴春色到江亭。即遣花開深造次，便覺鶯語太丁寧。”《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也是此類佳作。與盛唐時期一般絕句不同的是，杜甫的絕句在聲調上不是那么悠揚和諧，但章法、句法多變，刻畫細致，能曲折達意，而且受民歌的影響，更多的雜有當時流行的口語（如《贈花卿》、《江南逢李龜年》）。杜甫的這類詩，既有聯篇的吟唱，又有單篇的短章；既有常調，又有拗體，多一氣呵成的真實之作，其妙處在于含意深婉。但聲調拗峭、筆墨質實，且多議論，改變了盛唐絕句蘊藉含蓄的清麗格調，創立了一種與其沉郁頓挫風格一致的絕句新風貌。

　　杜詩的主要風格：沉郁頓挫

　　杜詩的主要風格特征是沉郁頓挫，沉郁頓挫風格的感情基調是悲慨。杜詩“沉郁”風格的形成，是安史之亂前后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是時代社會心理在杜甫詩歌創作中的反映。入蜀后的十余年，是杜詩“沉郁”風格發展的頂峰。

　　杜甫在童年時代是很活潑的，青年時代則是裘馬清狂，可中年以后，由于生活的折磨，使他變得沉郁了，晚年更是充滿了悲傷的情緒。可他是一個極其有骨氣的人，其郁積于心頭的悲慨涌到嘴邊的時候，往往又一口咽了下去，使感情的流程變得深沉渾厚起來，但感情的回環往復是在詩人的心中進行的，流露于筆端的是潛氣內轉的起伏頓挫，給人以波瀾老成之感。如《詠懷古跡》五首其二：“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臺豈夢思。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疑。”寫蕭條異代的千秋灑淚。極為沉郁頓挫。《秋興八首》也是此種風格的杰出代表作品。

　　杜詩沉郁頓挫的風格，是在十年困居長安期間形成的，而于杜甫晚年漂泊話南的詩歌創作中體現得尤為突出。一位系念國家安危和生民疾苦的詩人，動亂的時代，個人的坎坷遭遇，一有感觸。則悲慨滿懷。他的詩有一種深沉的憂思，無論是寫生民疾苦、懷友思鄉，還是寫自己的窮愁潦倒，感情都是深沉闊大的。他的詩，蘊涵著一種厚積的感情力量，每欲噴薄而出時，他的仁者之心、他的儒家涵養所形成的中和處世的心態，便把這噴薄欲出的悲愴抑制住了，使它變得緩慢、深沉，變得低回起伏。長篇如此，短章也如此。沉郁，指其感情的悲慨壯大深厚；頓挫，指其感情的表達波浪起伏、反復低回。

　　杜詩的集大成

　　杜甫在《戲為六絕句》其六中說：“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吾師。”杜甫廣泛地向前輩作家學習，總結文學在發展過程中積累起來的豐富的藝術，對詩的各種藝術形式及表現力作自覺的探討與追求，成為中國詩史上集大成式的詩人。杜詩的集大成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虛心學習前人的經營，不薄今人愛古人。杜詩的敘事和寫實，顯然受到《詩經》和漢樂府的影響，其愛國憂民、堅持正義的精神，又是對屈原《離騷》的繼承。具體表現為對以屈賦為代表的楚辭詩句語詞的直接運用和點化上。在五言古詩寫作中，他接受了王粲、曹植、陶淵明等詩人的影響。他的古詩多律句，正是由于學齊梁以來重偶句排比的緣故。在《戲為六絕句》評點古往今來的作家中，杜甫單單提出庾信和初唐四杰。杜甫能比較全面地認識到各個歷史時期的作家作品都有自己的特色和成就，能兼取眾人之長。

　　二是作詩兼備眾體，風格多樣化。杜甫擅長各種詩歌體裁，并能推陳出新。他的五言古詩窮極筆力，充分擴充境界，由十韻而拓展至五十韻（如《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又再拓展為七十韻的巨制（如《北征》）。至于五言排律，大或干言，次猶數百，皆前所未有。他的歌行之體，句法皆以散文筆法出之，有時一韻到底，轉折不衰，有的更換用韻，愈轉愈精。杜詩風格崇尚綺麗、清新，后來向沉郁、老成發展，形成沉郁頓挫的主導風格，還有蕭散自然、平淡簡易和含蓄委婉等諸多變化。如同是寫夜景，《倦夜》的“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無。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是以麗句寫荒涼，迥異于他以雄渾悲壯以寄哀傷的《閣夜》“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

　　三是功力深厚，能自鑄偉辭。杜甫在《江山值水如海勢聊短述》中說：“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老去詩篇渾漫與，春來花鳥莫深愁。”由于注重對于詩歌語言的錘煉，他的詩歌里往往有非常美麗或精警的句子，如“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水檻遣心》），“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后出塞五首》），“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小寒食舟中作》）。

　　杜詩的地位和影響

　　杜詩以高度的藝術水平表現了自己對祖國命運和人民疾苦的時刻關懷，不僅充分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和時代精神，而且一直哺育著歷代愛國詩人。從古典詩歌藝術的發展來看，受其影響的詩人是非常多的，有學其寫實精神的，有學其遣詞造句的藝術技巧以求新變的。這樣，不僅他作為儒家理想人格的化身受到推崇，杜詩也作為集大成的藝術范式受到膜拜。

　　從唐詩的發展看，杜甫是一位承先啟后的人物。杜詩是唐詩發展的一個轉折。由于杜詩兼備眾體而又白鑄偉辭，積累了極其豐富的藝術，也就為后來者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各種可能。

　　中唐以后，自居易、元稹繼承了杜甫緣事而發、寫生民疾苦的一面，且受到杜甫五言排律夾敘夾議的影響；韓愈、孟郊、李賀則受到杜甫的奇崛、散文化和煉字的影響；煉字在晚唐更發展成苦吟一派；李商隱的七律得力于杜甫七律的組織嚴密而跳躍性極大的技法。他們都學杜甫的一枝一節，而開拓出新的詩派。

　　到了宋代，杜詩在長期接受過程中得到普遍認同，成為宋人作詩效法的最高典范——“詩圣”。王安石、蘇軾和黃庭堅等宋代的大詩人都非常推崇杜甫。黃庭堅大力提倡杜甫夔州后的作品，具體而微地總結杜詩的藝術手法，并被推尊為浙江詩派的不二法門，學杜成了宋詩的一個標志，也奠定了杜甫在中國詩史上的崇高地位。

　　杜甫的更為重要的影響，是在思想情操方面。他的系念國家安危、同情生民疾苦的淳厚感情，為歷代士人所崇仰，在士人人格的形式上，有不可估量的影響。南宋愛國將領文天祥兵敗被俘，有《集杜詩》200首，《序》說：“凡我意所欲言者，子美先為代言之。”這種影響直至現代也歷久而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