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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以來持續高漲的中國經濟，因為元朝政治混亂而受到沖擊，特別是明清兩代狹隘的立國思想，日益對南方農業和工商經濟構成巨大危害。中國文化由此走向中衰。同時，從元朝開始，中國文化已不再孤立發展，特別是明清時期，西方世界的崛起，中國已經被帶人世界格局之中。但因“天朝”觀念下的固步自封，中國坐失良機，為以后的被動挨打埋下了禍根。

    一、元朝統一對中國文化的影響
    1．元朝統一及民族融合

    1260年，忽必烈繼成吉思汗之后稱大汗，以燕京為中都。1271年改國號為元，1279年滅南宋，結束了宋、遼、金、夏數百年南北對立，中國重新歸于統一，疆域之廣超逾漢唐。元代實行行省制度：在中央設中書省，在地方設行省，作為中書省的派出機構；省之下還有路、府、州、縣各級行政機構。

    元朝政治，帶有明顯的民族壓迫性質。元朝把統治下的人民分為四等分別對待。一等人是蒙古人，他們是征服者、是主人。二等人是色目人，包括西北人、西域人乃至歐洲人；他們歸順蒙古人最早，地位僅次于蒙古人，元朝政治深深打上了西域商人的烙印。三等人是漢人，包括漢族人和原來遼國、金國的契丹人、女真人及高麗人等，他們是被征服者，蒙古人殺死他們中的人員是可以不償命的。四等人是南人，即南方最后被征服的漢族和其他民族，是地位最低下的一等。這樣對待治下的臣民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絕后的，顯示著這個入主中原的統治勢力缺乏政治和文化基礎。蒙古族崛起迅猛，此前受中原文化影響要比遼、金輕淺得多。盡管也任用、采納了耶律楚材、劉秉忠等契丹、漢族有識之士及其建議，但“馬上得天下”的蒙古貴族，始終沒有擺脫把中國當成一件“戰利品”的粗野意識。皇帝及同族官員多不識漢字，治理政務，沒有法規，只有成例，官吏可以上下其手，欺壓百姓。號令無常，竟如兒戲，所以民間有“一緊、二慢、三休”之謠。經濟帶有濃厚的掠奪氣息，讀書儒士基本被排斥在政治之外，政治待遇等級劃分的同時是經濟上貧富分化：這都使得元朝政治始終在動蕩中度過。蒙古貴族太自恃于自己征服所獲得的強權，結果馬上被權力腐化，政治越發地混亂無章。

    元朝統一對歷史發展也有許多積極影響，其中之一是民族的融合。遼、金治下的臣民被通通視為漢人，久之他們之間原有的區別消失了。部分進入中原的蒙古人逐漸變成農業居民，在元朝中原統治崩潰后，改用漢姓，也融合在這北方新形成的漢族之中了。今天的北方人大多是元朝新融合成的漢族后裔。同元朝征服者一起講人中原的色目人，經過長期與內地其他各族人民的雜居、通婚以及卞化上的相互學習，形成一個新的民族即回族。這表現出元代民族融合不同以往的特色。

    2．世界性的文化交流

    馬蹬、火炮裝備起來的蒙古騎兵，其征服的范圍橫跨歐亞大陸。古老的絲綢之路在蒙古人橫跨歐亞的勢力范圍之內，重新獲得了重要地位。蒙古人在這條通往歐洲平原大道上，建起眾多的驛站，并有效地保證了它的暢通，從而把中亞伊斯蘭世界、歐洲地中海世界和蒙古人在亞歐的各汗國聯系起來。這條道路，首先為西域和中亞商人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古絲綢之路成為中國當時參與世界經濟流通的媒介。當時的基督教世界為對付穆斯林，曾努力與蒙古統治者結盟，他們曾多次派使者到達蒙古人的大本營和林(今蒙古共和國烏蘭巴托西南)。1291年，意大利方濟各會土孟德高維諾乘船到達泉州，數年后又被教皇任命為汗八里(今北京)大主教，是基督教在中國傳教的先驅人物。另一位意大利的方濟各會士鄂多立克也曾到達北京，在那里建立教堂，據載信教者高達三萬余眾，受洗者有六千人。除了傳教士，還有來自威尼斯的商人，最著名的是馬可波羅。元朝特別重用國際商人，馬可波羅因此被任命為揚州官員，在中國生活多年后回國，寫下了著名的《馬可波羅游記》。此外在泉州、揚州等地近年還發現了一些基督教、穆斯林的墓地和一批伊斯蘭教、景教、天主教和印度教石刻，顯示著當時這些城市國際交流的繁榮。伊斯蘭教在甘肅、新疆、云南及北京等地的廣泛傳播，也是在元朝開始的。特別是甘肅、新疆一帶，作為西域的—部分，那里曾經是佛教東傳的通道，現在則變為穆斯林世界。另外，是源于西藏的喇嘛教在草原的傳播。一開始，蒙古人接受佛教的禪宗，隨著他們進入西藏，當地能念咒語的喇嘛佛教更符合他們的精神需求，喇嘛教迅速在蒙古人世界中流行開來。大量的西藏僧人進入中原地區，享有政治特權，為害百姓的僧徒不少。忽必烈奉西藏僧人八思巴為國師，又設宣政院，管理全國佛教及西藏地區事務，加強了中原與西藏地區的聯系。

    交流不是單向的，也有相當多的中國人前往西亞和歐洲。當時的道教領袖人物邱處機曾應成吉思汗之邀前往今阿富汗喀布爾，據《長春真人西游記》載，在外蒙古和撒馬爾罕地區，生活著許多中國匠人，他還獲知葉塞尼亞河上游有中國的絲織工定居在那里。在被蒙古人征服的西亞地區，中國的水利工程家還曾受雇于兩河灌溉工程。蒙古人保持著一種對工匠、技術人員近乎宗教崇拜的虔誠情感，科學技術受到重視。中國的花布印制技術、印刷術、火器制造，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傳播到遠方。同樣，回民的天文歷算、天象儀器及醫藥學著作，也被大量傳人中國。元朝文化上是一個多元世界。

    3．元朝政治在經濟上的負面作用

    元朝在經濟方面的積極作用表現在北方生產的恢復。經過金滅遼國和元朝極其殘酷的統一戰爭，北方大部分地區荒殘不堪，元朝統一后，也采取了勸課農桑的措施，使北方經濟有所恢復。從唐代以來北方經濟就形成一種不良的重復現象：遭受戰爭嚴重破壞之后再加以修補，然后再破壞再修補。元朝不過是完成著不能不完成的修補而已。元朝的財富來源在南方。為此它疏通了大運河。

    蒙古人是在南方經濟持續高漲的情況下入主中原的，元朝統治傷害了這一發展勢頭。這仍與蒙古貴族政治觀念簡單粗陋有關，被征服的土地既然是戰利品，掠奪財富就是應該的了。在北方，元朝恢復經濟的辦法是廣開牧場，實施屯田；大多數土地是強奪民田而來的。在這些土地上盛行的是農奴制。在江南，原來屬于南宋的官田變成新王朝的官田，強占土地的現象同樣嚴重。地位最低的南人地區賦稅征收十分沉重，政府財政收入的十分之七來自江浙。特別是忽必烈后期用色目人阿合馬執政，對江南的搜刮十倍于當初。元朝兵權掌握在蒙古貴族手里，財權則操持在色目人手里。阿合馬執政期間，任用色目商人實施一種包稅制度。政府確定稅額，主要由色目人和漢族官吏去包辦，至于實際征收多少政府不問，剝奪民眾達到敲骨吸髓的地步。阿合馬還實行以清理官司錢財欺隱拖欠為名目的所謂“拘刷”、“打勘”法，鄭所南《心史》揭露“打勘”法為“騙財之術”，百姓受害，連執行的州縣官吏也叫苦。壟斷鐵、銀礦業，實行鹽鐵專賣，所造的鐵器質量粗劣，強行賣給百姓。此外濫發紙幣作為搜刮民財的手段。蒙古人對匠人十分尊崇，但這并沒有給他們帶來福氣，蒙古兵馬所到，重要的行動是搜羅匠人，把他們集中到官府的作坊里去。而元朝時期，被稱作“驅口”的戰俘奴隸特別多，販賣人口的現象相當突出。

    元朝統治者與歷史上其他王朝有一個重要不同，就是他們從不賤視商業，相反特別優待和利用色目商人。如果漢唐明清統治者也是如此的話，那一定是中國文化的幸事。但生在元朝統治者身上，作用卻完全不同。　，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對“戰利品”變相的掠奪行為。因此元朝所重的商業，帶著鮮明的奸商氣。色目商人在元朝征戰中，曾資助過蒙古貴族，元朝建立后特別受到優待。從地中海到朝鮮半島都有色目商人的活動。他們結成名為“斡脫”的商會，在蒙古軍隊保護下，壟斷了元朝征稅的大權。掠奪大量財富的大蒙古貴族把金銀借給斡脫商人，由他們去放高利貸，向蒙古人納息。斡脫商人把從蒙古貴族和色目人那里借來的錢，放給那些不能完成稅收任務的地方官或其他人，再依靠與地方官的關系，收取高額本息。他們近乎殘酷地運用自己的經商技巧，為自己和蒙古主子聚斂著財富。斡脫商人的行徑，暴露出蒙古人的重商是變相掠奪的本質。

    二、東西方與明清兩代的立國精神

    1．東西方的相遇

    公元1453年是世界史的關鍵年頭。土耳其人的奧斯曼帝國攻陷了君士坦丁堡，進而控制了地中海世界，歐洲通往亞洲的重要商道被堵死。隨著阿拉伯世界的崛起及蒙古人對歐亞的征服，東方商品日益流入歐洲，東方與西方相互隔絕狀況已有漸趨打破之勢。土耳其人控制地中海，更加速了東、西方世界的相遇。歐洲人以肉食為主，香料是必不可少的。地中海的商道不通，他們必須另謀出路。此外尋找黃金、傳播宗教也是打通道路的動力之一。地理發現的目的地是中國和印度。1498年(明弘治十一年)，達·伽瑪到達印度加爾各答，在臥亞建立殖民地；1521年(明正德十六年)，麥哲倫到達菲律賓；1602年(明萬歷三十年)，荷蘭人創立東印度公司，與爪哇、蘇門答臘諸島通商。此后，英、法諸國也相繼設立東印度公司。葡萄牙人更于1553年(明嘉靖三十二年)以晾曬貢物為名，賴占了澳門。稍后，荷蘭人占據了臺灣、澎湖。在中國方面，大約從元朝開始，東南沿海一帶的人民就開始了“下南洋”的歷史，大量的華人來到東南亞各島開發著經濟，建立華人社會。經過馬六甲海峽通向印度洋各地的貿易活動，南宋以來就在逐漸展開著。

    在這初步的相遇中，中國一點也感受不到危機。它的航海技術在世界上是頂尖的，這有鄭和下西洋為證。然而在鄭和從海洋里向“番邦”們揚大明國威的同時，他的政府卻不許百姓下海謀生，稍早些的朱元璋有“片板不許下海”的規定。在西方人向海洋尋找未來時，明朝卻把國家牢牢地鎖起來了。這樣一來的，在清王朝那里基本得到了延續。結果是我們對海上來的敵人難以對付。不用等到鴉片戰爭，在明朝，東南沿海的所謂“倭寇之亂”Q)鬧了那么長的時間，受害那樣深重，就很能說明問題了。

    東西方的相遇，是東西文化的大交流。西方人狂熱的普救主義宗教精神，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起著特殊作用，因此繼商人之后東來的是基督教士。西方教士，明朝以利瑪竇，清朝以湯若望、南懷仁最為著名，據柳詒徵《中國文化史》載，明末清初在中國的西方教士多達六十余人。明末信徒有數千人，到清康熙年間，信教者已多達十幾萬人。除宗教典籍之外，大量西方天文、歷算、物理方面的著述及鐘表和天象儀器、火炮制造術傳入中國。那時的傳教士不像晚清時期傳教士那樣兇惡，他們努力適應中國的風土人情，他們學習漢語，改穿中國文士服裝，承認人們崇拜孔子等，都貼近了他們與中國人的距離。因此影響不僅在一般民眾，也在士大夫階層。徐光啟、李之藻等的科學精神及其著作，都與受西方文化影響關系至大。明朝政府對西方教士的傳教活動基本上是寬容的，南明政權曾尋求過羅馬教廷的援助；清政府起初對教士也頗為尊崇，甚至封以官職。但是羅馬教廷不懂得尊重中國本土文化，對中國的實際也不了解，嚴禁中國教徒行祖先崇拜之禮。當時為康熙朝，康熙皇帝曾向教皇的使者詳細說明中國祖先崇拜的意趣，但教皇使者不予理睬，勒令不遵守教皇命令的信徒退教。被激怒的皇帝下令逮捕了他，遣送澳門交葡萄牙人看管。后來教皇發布同樣的教書，清政府終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下令教士非經內務府許可者概令退至澳門，各地天主教堂概行禁止。中西之間宗教文化交流因教廷的蠻橫與對中國的無知而受到嚴重影響。

    從后來的歷史發展看，在18世紀趨向高潮的中西交流中，西方世界受惠更大。這個曾被漠視的事實經中西學者的研究而逐漸被引起重視。法國漢學家謝和耐在其《中國文明史》中曾有過簡要的描述。從這部重要的著作中，可以看到這樣一個基本事實，在18世紀，西方形成過一個了解中國學習中國文化的高潮。介紹中國的書籍，1776年法國出版34卷的《耶穌會士書簡》、杜赫德神父的《中華帝國全志》、格魯賢的《中國志》和《中國雜纂》，當時與教士們保持密切聯系的哲學家萊布尼茲、學者弗雷烈、政治家貝爾坦等，從教士們那里了解到中國。中國的養蠶和陶瓷技術大約在1705年傳到歐洲，此外還有大量的花草、樹木品種。較早時期，中國的天花接種術經土耳其傳到歐洲，18世紀在那里家喻戶曉。它的降低病毒源毒力的治療原則，啟發了英國人種痘術的發明。甲國的科舉制經過門多薩、金尼閣、弗內斯的反復介紹傳到西方，社1676年出版的《中國的專制主義》一書里，作者魁奈提出應像中國那樣，經過考試選拔官員。法國大革命時曾實行過由考試選拔官吏的做法，據謝和耐的看法是與中國的影響有關的。對西方的影響不僅限于科技，還包括觀念層面的內容。清朝對農業的高度重視，啟發了法國的重農學派。中國的審美觀念也伴隨著白色陶瓷、家具、花園建筑術的傳人，對西方施以相當影響；倫敦附近一處中式花園當時非常有名。18世紀是西方科學孕育的重要時期，據李約瑟看，是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茲的單子論，打破了西方正統的神學唯心論，為西方近代科學的發展提供了最切近的世界觀；而萊布尼茲的哲學理論，是受到宋明儒學中“理一分殊”命題啟迪的。“理一分殊”的觀念認為，每一個特殊的事物，都分有普遍的“理”。

    2．明清兩朝立國觀念

    當西方世界睜大眼睛看東方，學習先進文化，并在政治經濟各方面迅速崛起的時候，中國王朝政治仍然沿著既定軌道，向著越來越不利于民族振興的方向沉重地滾動著。

    農民大起義使蒙古貴族在中原的統治崩潰了，1368年，朱元璋在消滅了群雄勢力之后，建立起明朝政權。這位下層農民出身的新朝皇帝，締造他的政治規制時，受著兩方面的影響：一是蒙古貴族政治的混亂給他的教訓；一是他貧苦鄉村生活所經歷、見聞的官吏魚肉小民之事，給他造成的心理影響。前者使他極度專權，后者使他對官僚階層極度地不信任；替農民做主，是貫穿于朱元璋二十余年皇帝生涯的主導傾向，他是一個農民意識強烈的皇帝。這在兩千年的皇帝群中，是非常獨特的。這影響了明朝乃至清朝政治。

    有鑒于元朝宰相的專權，朱元璋廢除了丞相和元以來的中書省。皇帝直接領導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將原中書省在地方的權力分割為三，設主管地方行政的承宣布政使、負責監察的提刑按察使和負責軍事的都指揮使。他還把中央總管軍校的大都督府分為中、左、右、前、后五都督府，有調兵權的不直接管軍隊，管理軍政的沒有調兵權。這一點，朱元璋可能是從宋代皇帝那里得到的靈感。為了防止在朝官員和地方官員貪贓枉法，朱元璋設十三道監察御使百余人；為了防止六部官員違法亂紀，又設六科給事中：兩者合稱科道兩衙門。上述安排之外，朱元璋還怕受官僚們合伙的欺騙，于是實行特務制，設立錦衣衛，監視大小衙門是否公正，是否有不法行為等。錦衣衛有自己的監獄，可以直接憑圣旨抓人，用刑尤為殘酷。在地方上，重用鄉紳限制府、縣官員，利用鄉紳建立里甲組織。在鄉村則設立糧長，除負責征收押運稅糧、配合地方官教化鄉民之外，重要的任務是監督檢舉官吏、土豪及頑民。朱元璋曾明令：糧長舉報地方不法行為時如遇官員阻力，可以直接上報皇帝。打擊橫行鄉里的地主，也是保護小農的措施之一。朱元璋最痛恨貪官，不惜以扒人皮來懲治那些犯有貪污罪的官員。據記載，朱元璋在位期間，有上萬的大小官僚死于此項罪名。

    但是，有一點朱元璋不會明白，他的種種防范措施，因為民權普遍缺乏，不會持久起作用；相反，為著防范所放出去的權力也極易變質，成為政治禍亂、坑害百姓的根源。事實也正是如此。錦衣衛在他的兒子朱棣當皇帝時，就喪失了那點保護民眾的意味，變成政治斗爭的工具。有過之無不及，朱棣還設立親信太監的特務機構東廠，開了宦官干政的惡例。地方重鄉紳，結果明代的劣紳特別多，如書法家董其昌、文學家錢謙益等，劣跡都不少。狹隘的農民意識，使王朝在權力上的控制密不透風，到最后不僅皇朝要保護的小民大受其害，而且極不利于歷史的進步。

    明朝的政治制度，在清朝不僅全盤繼承，而且加進不少更狹隘的內容。明朝廢除宰相，但還有一個內閣班子，以皇帝秘書的身份行宰相之權。清朝連這一點也不要了，一切大權歸軍機處，當初那是一個為政治保密設立的機構。六部沒有向下屬部門直接下達指示的權力，必經奏可而后行。清朝政治的狹隘，比明朝還多了一個滿、漢之分，即對漢族官員的猜忌，許多官職漢人是不能問津的。明清兩代還有一個共同特點，即不少皇帝在文化上都是泛道德主義者。一般的文教政策，是重儒教，表現在地方上是特別注意將民間宗族組織與政權相結合，結果是專制精神貫徹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

    唐宋以來，世家大族沒落，代之而起的是庶族地主。為了自己在地方的勢力，也為了在土地兼并盛行的社會里加強實力，宗族關系在這個時期普遍加強。在兩宋的士大夫，就已經注意到它防止小民破產和維系人倫風教的作用。明清兩朝更看重它在社會治安、收取賦稅方面所發揮的作用。朱元璋曾發布過“明長幼，厚風俗”的詔書，大儒方孝儒更明確地說，百姓“好義則易使，從化則畏法”(《遜志齋集》卷一)。清朝則大力提倡“移孝作忠”，利用宗族道德對普遍的民眾進行控制。同時，族長權力也因政權的支持而變得牢固，其結果是朝廷的專制與宗族的專制聯成一氣。革除包藏在風俗習慣中的宗族專制，要比打倒一個王朝復雜、艱難得多。

    3．重農主義下的政治與經濟

    重農主義在漢代盛行一時，唐宋之際因兩稅法的實施，也無法再當做基本國策實施；元朝來了一個掠奪性的重商，奸商遍地加速了元朝的滅亡。朱元璋則是一個極端的重農主義者，因為他認為國家財政來源主要出自農業。這樣的認識國家之所以要以小農為先，那是因為廣大的北方地區也是清朝皇帝的國家意識。雍正皇帝曾說：“農為天下之本務，而工商皆其末也。”他還有一個算式：“市肆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畝之中少一耕稼之人。”(《皇清奏議》卷二十一)公元前的大臣皇帝的治國理念，又在18世紀老調重彈，眼光如一個閉塞的鄉下人。但是，不能單從思想方式上責備明清皇帝們，重農主義的老調重彈有其現實必然性。中國政治在明清時期必須接受一種積久而成的歷史結果，那就是南北日益加大的發展差異。國家之所以要以小農為先，那是因為廣大的北方地區在反復經歷了遼、金、元的戰亂后，已經變得十分荒涼。這一地區又是明清兩朝的政治中心(明朝先在南京建都，不久遷都北京)。政治中心地帶的經濟水準當然是首先要加以解決的問題。兩朝的立國意識，都深陷于北方現實帶給他們的歷史感覺之中。明清兩代在恢復社會經濟方面做得都相當成功，這也是歷代王朝都擅長的事情。他們興修水利，鼓勵開荒，提倡作物的多種經營，朱元璋還開展大力植樹運動；歷史上優待小農的善政，在明清也沒有失傳，兩代都曾蠲免過農民的賦稅。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歐洲人從美洲帶回的穩產高產的作物品種玉米、甘薯等，在明末傳到中國，經過廣泛的種植，對抵抗嚴重的饑荒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國農業在以前最多養活半個億的人口，清朝最多時達到了四億。

    中國王朝有一種周期性的政治經濟危機。幾個主要王朝建立后一般要用上百年的時間恢復社會經濟，當遭到戰亂破壞的經濟得到恢復時，土地兼并、小農破產的狀況經常發生，同時伴隨的是政治的極度腐敗。明清兩代的中期政治危機照例不誤地來臨了。與以往不同的是南方經濟在唐宋發展的基礎上經過恢復，再一次迅猛地高漲。腐敗的王朝政治像一頭欲壑難填的猛獸撲向了它。明朝萬歷年間曾有過張居正主持的旨在增加國庫收入、減輕民眾負擔的稅制改革，即“一條鞭法”。那是中唐兩稅法的繼續，內容是把田賦、力役及其他名目繁多的雜稅合成一條，統一按田畝數量征收；同時還簡化了征收手續。一條鞭法在清朝進而變為“攤丁入畝”－“丁”指丁銀，即人頭稅，攤丁入畝即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銀額為準，將丁銀攤到人家所占的地畝中去征收賦稅，實際是取消了人頭稅。因為康熙五十年以后出生的人口不納稅，一定程度上也刺激了人口的增長。賦稅制改革對經濟的發展是有好處的，明清特別是清朝中期以后的社會發展，是受惠于康熙雍正年間的改制的。但不論是一條鞭法還是攤丁人畝，都不過是兩稅法的延續，其立意不過是在國家稅源日趨枯竭的情況下增加朝廷收入；其政治觀念的內涵仍未擺脫重農主義范疇。而南方經濟發展的高漲之勢，現在需要的是更高明的國家政策來保護它，習慣于小農思維的明清王朝根本做不到。現代學者常用“資本主義”萌芽來指謂南方的經濟發展。的確，那里有發達的農業和手工業；大城市之外，還發育出不少工商城鎮，徽商、晉商、右江(浙江)商等蔚然成群，錢莊、票號到處可見。在生產領域，東家出設備原料，雇員出勞力的生產方式也出現了。這可以稱之為“資本主義萌芽”，但不能天真地以為它們可以自然發展為中國的資本主義，它們的生存環境太差，沒有得到繼續發展，逐漸走向萎縮。

  重農抑商的國家觀念是罪魁禍首。具體的表現是國家商稅累重，明朝的情況是“百里之內，轄者三關，一貨之來，榷者數稅”(《西園聞見錄·關稅》)；清朝的情況是“處處皆關，則關關有稅”。此外還有上至皇帝下到底下官僚五花八門的巧取豪奪。政治腐敗的最大腐敗是經濟上的以權謀私。在一個重農國家里，商人及其他自由經濟的業主要想發展，不打通官吏的關節是不行的。明清兩代官員為大貪污犯的如過江之鯽，民間的富庶甚至引起皇帝的垂涎。明朝萬歷皇帝就因貪財而激起南方的民變。他曾派親信太監到全國各地做“稅監”，所到之處，工商業者被弄得斷絕生計，在蘇州、潮州、寧波及錦州等地爆發了大規模反稅監的起義。清朝中期以后官吏的貪污之風比明朝有過之無不及，因為它有一項規定，可以捐納買官。而康熙乾隆特別是后者的幾下江南，把揚州的鹽商搞得長期凋敝。不應從統計的觀點看待這些現象，這不僅是工商業者在資產上受到多大損失的問題，而是王朝政治如何對待工商業的問題。工商業如再進一步發展，必須受到政治上的保護，須由國家制定相應的政策，來扶持它的發展；也就是說，國家改變固有的立國觀念。西方資本主義發展史正是如此。但是在中國，人們根本看不到這樣的跡象，相反它前所未有的繁榮引發的是不可收拾的腐敗，政治不僅在政策的層面迫害它，還以自身的腐敗來敲剝它。

    由此，中國失去了一個與西方競強的時機。實際上直到19世紀的前期，中國仍然沒有失掉世界經濟中心的地位。但這里的繁榮正在受難，沒有前景。西方國家正在后來居上，中國的新命運正在生成：西方世界裝備著大炮的海盜船正在本國政府的默許下，快速地向東方開來。

    三、元明清三朝的文化政策與知識階層的文化活動

    元明清時代中國知識分子階層的生存狀態，要比唐宋以前復雜得多。首先是他們的遭遇不同以往。他們不是遇到當時不懂文化價值為何物的蒙古大人，就是遇到明清那樣在文教上自命不凡又氣量狹小的皇帝老子。總體看士之一流的境遇難與唐宋以前相比了。但是，他們也有獨特的生存土壤和精神背景。市井文明的長足發育，讓他們多了一種生存樣式；西學東漸又為他們在本土經典之外多了一扇精神窗口。因此元明清時期的士人，有繼續著前代的思想傳統發揚光大的，也有在正統觀念之外樹立異端的；做八股文擠進仕途的當然大有人在，更有一些人把人生興趣投向“厚生、利用”的科學技術。可以用經學、玄學、詩歌或詞來概括唐宋以前士流的總體風貌和成就，但元以后特別是明清就不能這樣一言以蔽之了。士流的成就分布于上述各方面，此外他們身上還凸現了一種新的色彩，就是對經典精細的整理和對歷史的深入思考。因而也可以說，元明清特別是明清時期的知識分子更帶有學者氣象。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特點就是，經過不斷的來自統治者方面的打擊和高壓，這個時期的士人精神萎靡也是明顯存在的。

    1．元朝時期的文人

    蒙古貴族的統治，把廣大的士人階層排斥在政治之外。元朝有一段時間曾恢復過科舉，但錄取人數少不說，蒙古人和色目人在考試中還有錄取的優先權；即使是科舉得中，一般而言官職也不會多大。對學而優則仕的讀書人，這個打擊實在太大了。雖然在民間也能得到一些讀書人享有的尊重，但政治上的出頭，卻與他們無緣。他們不得不從事一些用自己的文墨換飯吃的事情，如當醫生，教師或算命先生等。元朝社會階層中出現了一個新的名目“儒戶”。這是根據宗教派別劃分出的戶籍，與佛教、道教、穆斯林、景教、陰陽先生、薩滿教巫師戶同等級。據說這是同情漢族讀書人的耶律楚材建議的，蒙古人尊重通神的人，立為儒戶可以像佛、道戶那樣免除賦役。儒學之士從來不認為自己信仰的是一種宗教性的東西，而且他們一般都很蔑視宗教中人。但儒家現在也被稱之為“教”，他們的任務是“研習以備任用”。

    在政治上失去前途，逼使著元代一些有才華的知識分子在文學上獲得成功。他們加人了在過去無論如何也看不起的藝人的行列，把兩宋以來逐漸流行的戲劇劇本的寫作，一下子推向一個高峰。這就是以關漢卿、王實甫、馬致遠等為代表的雜劇劇本的創作。站在今天的角度看，這方面的成就比他們當個宰相還值得。中國的戲劇發祥于市井社會，但若沒有元代讀書人的介入，它就不會發展那么快，文學水準那么高。更重要的是他們獨特的社會處境，避免了一種慣例的重現，即文人把一種藝術過分雅化，弄得一般百姓欣賞不了。元雜劇的劇本即使在今天讀起來，也可以看出它是把文人才氣、高雅與內容上的貼近民眾生活，完美地結合在戲劇特有的藝術方式中了。他們的劇本或對生活揭露批判如《竇娥冤》，或謳歌愛情如《西廂記》，或曲折地表露民族意識如《漢宮秋》，都從不同側面表現了民眾的現實和意愿。他們還發展出一種新穎的詩歌形式即散曲，除去幾個有社會地位的人，他們一般不怎么寫正統意義上的詩。值得注意的是，倒是那些“華化”的蒙古、西域作家的集子里，保存著不少那樣的詩作。他們都淪落到“九儒十丐”的地步了，還有什么理由去作“詩言志”的東西呢?他們也表達自己，但異乎傳統所為。關漢卿《一枝花·不伏老》用敲不破、打不碎的“銅豌豆”比喻自己“往煙花路上走”的決心，貌似破罐破摔，實際上是在向生活的說教發出嘲弄。像睢景臣《哨遍·高祖還鄉》用極端滑稽的筆法對漢高祖的揶揄，張養浩《山坡羊·潼關懷古》“興，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歷史揭示，都顯示著他們與傳統脫軌后所獲得的真知。

  　2．明代文人的正統與非正統

    明代土人群落基本可以分為正統與非正統兩大分野。此處正統與非正統之分主要指生活道路和思想狀態。生活道路上的正統派指那些走著唐宋以來科舉仕途老路的群體；思想上的正統則或是信仰程朱或陸、王之學的人士，王學由明代王陽明所開創。非正統一流有不少也是仕途中人，區別是他們不只在官場中兜圈子，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到當時的生產科技及其他有關國計民生的事業上去；還有一些文人處在下層，但不少了不起的文學、科技名著都完成于他們的手中。當然，仕途中人文學成就不錯的也相當多。思想的非正統往往是把正統的思想推進一步達到的，典型的如王學左派。而發展到中晚期，異端思想激蕩在思想文學各個方面。一般而言，道德意識濃重而又伴隨著異端思想澎湃，是明代思想文化的明顯特征。

    明代在一開始就是一個泛道德主義的國度，也可以說是中國文化發展到了這一步。兩宋特別是國家衰弱的南宋時期，道德意識更加濃郁。文化上的道德主義特別適宜小農社會，因此南宋的理學精神又特別為金、元(一些道學家在元朝是受到任用的)所繼承。到了小農意識強烈的朱元璋那里，更是把理學奉為教化民眾的正統。在唐宋科舉考試一般是把經學作為基本知識來考核的，明朝改用八股文取士，題目就出自朱熹的《四書章句》。都說明代“心學”盛行，那種揣摩古人心神、替圣賢立言的八股寫作又何嘗不是“心學”呢!不過明初是把朱熹思想定為一尊的，思想界經長期沉悶后，王陽明的心學就作為一種打破沉悶的思想問世了。

    理學在南宋就明顯分為朱熹和陸象山兩派，前者重理，后者重心：重理的講究格物致知，講究讀書明理，以達到與“天理”合一的道德境界；重心的則突出人心中所含有的道德本能，在孟子就曾這樣明確說過了。所以人們認為陸、王之學是孟子學，當然還受著當時盛行的禪宗影響。王陽明的心學還提出“宇宙便是吾心”及與“格物致知”相異的“知行合一”。前一條實際是說人的心覺中含有天地創生萬物的“至善”，發現這點“善性”可以達到“宇宙”與“吾心”相合。知行合一的含義是“知”即是“行”，“善念”—起本身就是“善行”。王陽明學說到李贄那里，就變成以“童心”沖決禮法了，再發展到顏山農、何心隱，其處世的狂放簡直就被當時目為“俠”“賊”一流了。據說《西游記》孫悟空的塑造即與心學有關，中國有句成語“心猿意馬”，孫悟空正好是只猴子。此外受心學影響還有公安派小品文的寫性靈及晚明唐伯虎等才子風流的“浪漫主義”等。作為一種與朱熹之學相對的學派，王學的出現本身就有特定的因緣。影響王陽明的學者有陳白沙等，陳白沙據說是一個什么書都看的南方人。王陽明之后的李贄出身一個穆斯林家庭，他本人可能還有伊朗血統，而且與利瑪竇有一些來往；那些深受王學左派影響的文士的生活背景又多與市井社會相關。這些都表明，正統理學所代表的道德意識，是受到了新文化因素感染的，因而表現出新的精神傾向。

    在明朝，傳統的經學基本是不景氣的。官方有明初頒布的《五經大全》，類似高頭講章，私家著述不重訓詁，好師心自用，所以被后人譏為空疏。史學方面也有“知今而不知古”之譏。明人喜記當代之事，中期以后尤其多，雖然錯誤不少，對保存一代史料作用也不小。至于前代史方面，能夠分析前代得失又講究體例的就少了。有些著作評價史實，不脫學究之氣，如一本名《宋史質》的史書，把宋與明相接，不但遼、金被視為外國，連元代年號也都刪掉了。在正統學問方面不如人，但在有關國計民生的著述方面，明代稱得上大放異彩。李時珍《本草綱目》、徐光啟《農政全書》、徐弘祖(號霞客)《徐霞客游記》、宋應星《天工開物》及朱載堉的樂律研究，都獲得空前的成就。這方面的學問一點也不空疏。而且這些有關生產實踐及科技的著作，都是產生于明中期以后社會經濟全面高漲時期。需要注意的是其中的徐光啟，是一個天主教徒，與利瑪竇關系密切，顯示出西方學術的積極影響。在文學和藝術方面明代也是才人輩出。《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金瓶梅》及，“三言”、“二拍”等名著，多為下層作家所編所作，體現的也多是社會各級民眾的歷史感、現實感和他們的理想道德。明代文人對民歌的采集也十分注意，并奉之為不讓唐詩、宋詞的明代一絕。通俗化、平民化是明代乃至清代文學藝術的特征，顯示出一代文人特有的社會心態。

    3．清朝文化高壓下的學術狀況

    明朝的滅亡，對仁人志士產生了強烈的刺激，所以在明末清初有以“三先生”為代表的對中國歷史文化的深刻反思。三先生指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曾參加過南明抗清活動，失敗后隱居在湘西的山洞里發憤著書，以孤臣孽子之心反思宋明以來的心性之學，反思整個中國歷史，著有《船山遺書》。顧炎武早年也參加過抗清活動，人清后拒不仕清，治學主張“經世致用”，并曾長期到西北地區進行實地考察，著有《天下郡國利病書》、《日知錄》等，其重文獻考據的方法，為后來清朝“乾嘉學派”奠定了基礎。黃宗羲參加反魏忠賢的斗爭，抗過清并終身不仕，著有《明夷待訪錄》、《明儒學案》等，在《原君》一文中，黃宗羲痛斥封建皇帝是萬民痛苦之源，顯示出可貴的民主色彩。

    由于清王朝實施文化高壓政策，三先生的思想并沒有在以后得到繼承發揚，王夫之的學術只是到晚清才廣為人知。清王朝文化政策體現在兩件事情上，一是《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等大型文獻的編纂，一是日趨殘酷的文字獄。這都與清朝統治者的特定經歷相關。滿族統治者屬于新崛起的北方邊地民族。他們與元朝統治者一個重要的不同，就是他們知道要維護自己的統治，就必須努力學習中原文化，不能成為漢文化正統的代表就難以籠絡住人心。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等幾位皇帝都是這方面的熱衷者；有記載稱，清朝皇帝督責子弟讀書甚嚴。各種大典的編纂，也基本與清統治者對學習漢文化政治意義的理解有關；同時以此籠絡漢族讀書人也是重要目的之一。文字獄也恰恰多發于康、雍、乾三朝。康熙朝的文　字獄主要針對那些有反清復明思想的人物及著作，但《四庫全書》編纂的進行，從搜集來的圖書中，他們發現了大量對清朝統治不利的東西，神經不免過敏起來，文字獄更加殘酷了。“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全為稻粱謀。”文字獄是使知識分子走向純而又純的學術研究的重要原因。

    但清代學風的變化還有著學術史本身方面的原因。從宋儒那里就有“尊德性”與“道問學”的分歧。在成賢成圣的方式上，有的儒家如朱熹特別強調多學多思，另一派如陸象山，就強調多讀書致知對發明心性沒有好處甚至有害。后一派的意見在明朝王學興盛的時代，是占了上風的。但明朝的滅亡，教訓了人們不能只是空談性理，還應該博學以致用。正是在這兩方面的作用下，考據之學漸漸興旺起來。學者們對傳統的經史文獻進行了大量的考訂、校勘、輯佚、辨偽和注解工作，整理了一大批文獻。因為這樣的工作在清乾隆、嘉慶年間特別興盛，所以稱之為乾嘉學派。這一時期的學術成就，對后代中國古代文化的研究，是有很大幫助的。

    清朝時期的文學藝術也有巨大的成就，小說如曹雪芹《紅樓夢》、吳敬梓《儒林外史》、蒲松齡《聊齋志異》等，戲劇如洪昇《長生殿》、孔尚任《桃花扇》等，都是藝術上的不朽之作。科技方面如王錫闡、梅文鼎等的天文歷算，鄂爾泰等編修《授時通考》，張履祥《補農書》，陳潢《河防述言》等農學水利著作，都有相當高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