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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生產經濟文化，指在中國傳統的農耕自然經濟的基礎上，所產生、發展和連續傳承的一種社會文化形態，又稱農業文明。與工業文明相比，它的出現較早。工業文明是17 世紀西方產業革命后的產物。
    中國的生產經濟文化的基礎，是農耕自然經濟。除此之外，還有牧業、林業和漁業等，但它們都在漫長的中國社會發展中，對補充農業經濟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我國歷史上，農業文化與游牧文化的聯系尤為密切。游牧民族遷徙多、定居少，他們雖然沒有更多的精力積累固定的財富，但也有自己獨特的文化創造。他們在養馬、騎馬和使用馬拉車的技術上，有許多領先之處；他們常年遷徙，還起到溝通不同文化的作用。此外，他們對異文化的不斷吸收與共享，也造成了多民族文化的相互融合；我國發達的農業文化在許多方面是受到了游牧民族文化的優秀成分的影響的。

    與農耕自然經濟結合發展的經濟形式，是手工業和伴隨農產品的商品化所形成的市商貿易。它們是促進農業經濟文化發展的活躍因素。在中國漫長的農業社會中，官營和民營手工業與商業都已具有很大的規模，并達到了較高的水平。鴉片戰爭以后，中國的實業改革也最先從這里起步。這些都是與世界各國的進程相一致的。

    中國文化的整體，包括上層經典文化和中、下層民俗文化，都是這種農業文明的歷史產物。中國文化的諸多特性都是根植于這種生產經濟文化的實踐之中的。

    一、以農耕生產為主的自然經濟的發展

    農業，是以種植農作物為基礎的生產型經濟。在人類社會的歷史上，由于農作物的栽培馴化，導致了人類的定居生活，導致了人口的穩定增長，導致了一個更為復雜的人類社會發展的模式。

    在中國的黃河中、下游地區，早在公元前四五千年的仰韶文化時期，就已出現了農耕業的萌芽。考古學者在這片遺址中，發掘出了帶有谷物壓痕的土器。在距今四千余年的龍山文化遺址中，已可見初具規模的農業定居場所：有較大的村落，有群體組織活動，有舉行宗教信仰儀式的遺跡，石鋤、石鐮、蚌鐮等農器具的制作也愈發精細。在長江流域的中、下游地區，考古學者發掘了公元前五六千年的河姆渡文化遺址和公元前四五千年的屈家嶺文化遺址，那里也有稻谷遺物和豬、狗等馴養家畜的骨骼出土，可見當時已有農業定居生活。

    上述的考古發現，都屬于新石器時期的遺址。它們證明，中國早期的農業文化，發生在黃河和長江兩大流域，當時那里已形成了比較適宜的農耕條件，活動著一定數量的勞動人口，還建立了具有文化活動內容的群體組織。

    在先秦典籍記載的神話傳說中，也有關于農業起源的解釋，如《論語·憲問》說：“禹、稷躬稼而有天下”，提到了古代文化英雄在領導氏族公社農耕生產上的作用。神話傳說是一種特殊的文化資料，它們不像一般物質產品那樣，會被歲月的風雨剝蝕或消失。它是可以長久地流傳后世，供做跨時間的文化透視，與考古發現相印證的。

    到了公元前兩千年左右的夏商時期，中國的農耕生產已達到了新的水平。《左傳·宣公三年》說：  “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這條記載，已被考古發現所間接證實。在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中，出土了一批青銅制造的農具、兵器和樂器，從鑄造技術的成熟程度看，已擁有掌握相當技術水平的工匠人才。他們打制的器具種類較多，特別是農具的數量增加，銅石并用，說明農事活動頻繁，而且已涉及到階層、社會、文藝、軍事等多種精神文化領域。后來先秦諸子提出的“耕戰”思想，這時已初露端倪。在殷墟甲骨文中，還有黍、稷、麥、稻等多種農作物的字樣，能看出當時已實行分類栽種。在夏代，人們還發明了觀察星象物候的辦法。到了殷商，人們已制訂出了測查歲時的紀年法、紀季法、紀旬法、紀日法和紀時法。進入周代以后，農耕生產繼續受到重視。

    秦始皇廢封建為郡縣，為統一全國的生產管理打下了基礎。秦的政治中心在關中，位于黃河的中游，經濟發展也以關中地區為重點。其他地區，如西北、長江流域和黃河的河套地帶，都是它發展的外圍。當時黃河下游的開發也很可觀，為了政治中心的需要，要從這里大量吸收財富。這種管理策略，推動了秦時農業經濟的蓬勃發展。當時關中人口和面積不足全國三分之一，財富卻占十分之六。全國其他地區也有相應的較大發展。

    漢代以后，中國出現了歷史上的第一個農業盛世，充分顯示了中國人以農立國的政治天才和文化天才。漢代統治者把發展農業當做“理國之道”，由帝王頒令勸農，祀社稷、禱雨水、定歲時、議慶典，鼓舞天下農夫勤勞耕作。在這一時期，興修水渠、發明改造農具、改善耕作技術、撰寫農書、移民屯田和開墾邊荒等，被看成是社會大事。農耕區的范圍隨之擴大，歲時娛樂漸成風俗，農業文化日益興隆。

    隋唐統一時期，農業生產發展全面高漲。安史之亂以后，北方生產發展遲滯，南方卻因為相對安定，人口迅速增長，農耕景象繁榮。隋朝開鑿的人工運河，對擴大農田水利生產起了重大作用。唐代以后，沿河兩岸的引流灌溉面積也相當寬廣。從《新唐書·地理志》和《元和郡縣圖志》對唐代水利建設的記載看，唐人的農耕灌溉意識已十分普及，中、小水利工程遍及州縣，不像漢代那樣，由中央集權政府統一興建少量的水渠。

    宋初一百年間，人口和耕地有所增加。特別到南宋時期，南方的水稻生產上升至高居糧食作物產量的全國第一位。這時小麥推廣到南方，在南方形成稻麥兩熟制；南方的棉花和蠶絲產量也超過了北方，吳中蠶業區開始成名。宋代的水利建設遠不及漢唐，但出現了許多農書，比前代的任何時期都多。這些農書對古代農耕操作的和農學思想做了闡述，標志著中國傳統的農耕經濟文化思想正在得到歸納和整理。元代的農耕生產不夠發達，但對地宜的認識有了新的進展。元代的蒙古民族還把養馬馴馬的技術引進中原，使馬拉農具有了發展。宋元兩代，傳統農具發展到高峰期。元王楨在《農書》中，設《農器圖譜》十二卷二十門，大量搜集了這方面的資料。王楨是北方人，在南方做地方官，他接近人民，重視農業技術，把當時南北方田間使用的農具，兼及農業運輸、貯藏、加工的工具和各種零部件情況，都盡量收羅進他的《農器圖譜》，再插圖配文，給予說明。此著不僅是一部農具史，而且能反映農具與人和社會的聯系，體現地方官員觀察農事的系統思想，對研究古代農耕文化有相當價值。

    明代在立國初期，進行了清丈田畝、訂定賦稅的工作，繼而又編造了賦役黃冊和魚鱗圖冊，加強了中央政府對全國的土地、人口的直接控制。朱元璋出身農民，對農民基層社會的情況有所了解，因而重視穩固國家的農業經濟基礎。受他的影響，明朝前期的其他幾個皇帝也還比較務實，這對農業生產生活十分有利。《明史·食貨志序》說：“洪、永、熙、宣之際，百姓充實，府藏衍溢，蓋是時劬農務墾辟，土無萊蕪，人敦本業。又開屯田，中鹽以給邊軍，軍餉不仰給縣官，故上下交足，軍民胥裕。”明初的農業經濟確實好轉。明中葉以后，出現了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萌芽。這一方面加速了大土地所有制的兼并過程，使許多農民離開了土地，加入了市民的行列；另一方面，也打破了傳統農作物栽種布局的平衡，經濟作物的種植量增加，農耕經濟失調。清代以后，中國農業社會的發展進入晚期，經過康熙、雍正等皇帝的努力，農耕經濟狀況有所恢復，后來還出現過盛世景象。鴉片戰爭以后，西方列強勢力侵入，中國的農耕自然經濟解體。

    中國在五千年的農耕自然經濟歷史中，出現過舉世聞名的農業盛世，產生了農耕經濟文化理論，涌現了許多技術發明，這些都是值得總結的。它們凝聚著中華民族的群體智慧，是一筆積累而成的文化財富。

    1．農耕灌溉與農政主張

    農耕灌溉是中華民族生產文化的主體內容。我國自古以農立國，很早就認識到水利是農業的命脈，因此，在發展農業經濟上，一向以農耕與水利并重。在長期的農業社會中，我國發展起來的一套農耕灌溉思想體系，對古代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繁榮，起到了重大的促進作用。在歷代政府的國策和各地方的實施中，大都在重視水利的地方，出現了經濟中心和文化中心。隨著水利中心的轉移，其他中心也跟著轉移。黃河、長江文明的崛起，大運河對南北政治樞紐的聯結，都江堰對西南巴蜀文化的提升，涇渭二河的水利工程對西北三秦歷史地位的確立等，都是這種例子。

    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是農民。在傳統農業社會，農民主要從事農作物生產。此外，如前面所提到的，我國在發展農業的同時，還發展了林業、牧業、漁業、桑蠶業和一些副業。農耕灌溉水平對其他各業的興旺發展都有著不同程度的關聯作用，因此水土平衡的觀念滲透到中國農業社會的各行各業和各個文化門類。珍惜水土，既是官方觀念，也是民眾觀念。神話傳說中的大禹和李冰，都是這種亦官亦民的不朽形象。

    我國南北各地的自然環境存在著較大差異，水土資源和灌溉條件也不盡一致。人們在長期的生產實踐中，還摸索出了適合各自生態條件的生產習慣，創造了南北方農耕生產的不同格局。南方農業是稻作型農耕文化，主要標志是栽培水稻和整修田埂、水渠，使用水車等。由于氣候濕潤、水系便利，東南沿海一帶的桑蠶業也很發達。北方農業是麥黍型農耕文化，主要標志是栽培麥子、黍子、高粱、玉米、谷子、稗子、豆類，以犁耕為主和井渠雙灌等。由于山地丘陵較多，東北地區的林業和牧業都很聞名，同時也發展了農林結合、農牧結合的生產。

    從中國的生產文化整體說，南北方的農耕生產也具有許多共同點，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二十四節氣文化。它是我國南北農業區所共同發明的，也為兩地所共同遵守。顧炎武說：“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農夫之辭也。‘三星在戶’，婦人之語也。‘月離于畢’，戍卒之作也。‘龍尾伏辰’，兒童之謠也。后世文人學士，有問之茫然不知者矣。”他指的就是古代農業歷法常識在各地、各階層傳播的情況。現存第一部完整地記錄了二十四節氣名稱的歷史文獻是成書于公元前137年的《淮南子》。至西漢中期，歷法定型，二十四節氣同時確立下來，成為統一的歷法定制。二十四節氣是根據太陽、地球和月亮的運動變化所制定的一種計時方法。我國古人把地球圍繞太陽旋轉的軌道叫黃道，把地球繞太陽運轉一周設為360度，每隔15度就是一個節氣，二十四節氣即立春、雨水、驚蟄、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滿、芒種、夏至、小暑、大暑、立秋、處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漢代以后，我國的官時和民時的觀念，都受到它的控制，統治階級還把它當做禮制規范，向天下推行。每當重要的節氣來臨，當朝皇帝都要親自舉行農耕示范儀式，表示啟動全國的農耕生產。北京的地壇至今還保存著清朝皇帝親行開耕禮的文物藏品。民間傳承的二十四節氣也深受官方的影響，我國西北的甘肅農村長期保留著“唱春官”的民俗，便是對古代上層“春官”制度的模仿。一些老百姓自封為“春官”，每年為鄉親義務地演唱二十四節氣歌，在外表演的時間長達一兩個月，經常在春節前后才返回家園。兩千多年來，我國農民按照二十四節氣安排農業生產生活，促進了農業社會的發展。

    在我國傳統的農業社會中，因為國家經濟即農業經濟，社會生產即農業生產，所以在上層文化中，還形成了一套農政思想。農政思想的核心是“政績”觀和“勤農”觀。“政績”觀，指歷代統治者把農業收成的豐歉，當做考察國計民生的好壞和自己得政或失政的一個標準；“勤農”觀，指確立以農為本的原則和制訂一套勸勉農事的治國方略。而這一切又都是和統治者具備農耕灌溉與農業歷法等知識結構分不開的。當子貢問孔子如何治國時，孔子回答說：“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論語·顏淵》)他就是把“足食”放在統治者管理國家策略的首位的。這是一種明確的農政言論。而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一直宣傳“庶”、“富”、“教”的思想，也把人口興旺和農業發達當做管理國家的政治綱領。到了唐代，經濟昌盛、文化開放，我國再度呈現出東方農業大國的恢弘氣象。這一時期，在寬松博大的政治氣氛中，農政思想更加興盛。唐《開元占經》和《四時纂要》是這一階段比較重要的文獻，它們對以農業歲時變化占驗國運人事的觀念做了總結。宋元明清以后，農政思想仍占有很大勢力。

    中華民族上上下下重視農業，勤勞務實，熱愛歷史文化，才成就了古今罕有的、連續幾千年發展的東方農業文明的偉大事業。

    2，農事信仰與農書文獻

    灌溉農業造就了定居生活和穩定的生產環境，對農業精神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意義。農作物栽培技術的發展，是在人類的生命圈與自然界的生物圈相互親近的日常狀態下進行的，因而人類容易與大自然結成共同體。周圍的山川草木、風雨雷電皆與人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天地、人被看成是一個統一體，人們對于超人力的現象往往產生神靈崇拜。一些與農業有關的神祗的神話，如黃帝派后稷教民稼穡、神農嘗百草、伏羲制魚網、土地神賜給土地和豐收、龍神布雨等，在人們的口頭世代流傳，經久不衰。

    農耕灌溉的季節性很強，須要嚴格地遵守歲時節律，因此各種農業文化事象都與歲時節令有關。它們往往通過季節性的農耕儀式活動表現出來，并被認為是農業生產順利進行的必要保障。我國南北各地在春分前后，要舉行開耕儀式，俗稱“打春牛”。據文獻記載，這種開耕禮早在二十四節氣確定之前就有了。《禮記·月令》記載，先秦時期，每逢孟春之月，天子就要率領三公九卿，到郊外迎春。后來，這成了官民共同遵守的禮俗，歷代最高統治者都照行不誤，每年春季“出土牛以示農耕早晚”。縣府的開耕儀式由縣官主持，鄉村的春耕儀式由民間組織主持。從春種到秋收，要舉行灌溉儀式和禳災儀式，以保證農業收成。我國各地灌溉的時間和習慣不同，儀式的期限和祭祀的神祗對象也有差別：在華北，人們十分重視“二月二”龍抬頭日，屆時祭龍引水；在四川都江堰，清明期間放“桃花水”，屆時官民歡慶，沿江爭灌，風俗淳厚，綿延至今。禳災儀式也有南北差別。南方多驅蟲、北方多祈雨。大災之年，從中央到地方，直到村落，都參加這種儀式，進行向天要糧的群體抗爭。秋季新谷登場后，各地要舉行秋報儀式，迎神賽社、擇吉嘗新。中秋月餅便是一種秋報食品。入冬后舉行冬藏儀式，感謝天地的恩賜和祈禱來年豐收。

    其他以農為本的文化形態，如農業娛樂和田園文學等，也都對四時的變化十分敏感，擅長從中發現自然美，行動跟著季節轉等。

    從農業工程的建設上說，灌溉農業的一大特點是興修水利，這在我國這個水資源匱乏的國家顯得尤為重要。興修水利需要大規模地集體協作才能進行，因而歷來國家部門都承擔了組織這種社會化生產的職能，而這種生產方式又持續不斷地強化了國家政權。另一方面，我國地域遼闊、生產分散，中央政府組織的大型工程只能解決部分問題，而在更大的范圍內合理利用水土資源，還要依靠民間組織。因此，歷代中央政府與地方民間組織需要開展一些合作，從而積累了上下合作的農耕管理。

    上述農耕經驗被我國歷代的農書記載下來了，形成了一個文獻系統。其中比較主要的有：漢崔寔《四民月令》、北朝賈思勰《齊民要術》、唐陸龜蒙《耒耜經》、宋陳敷《農書》、元王楨《農書》、明徐光啟《農政全書》、明宋應星《天工開物》、清張履祥《補農書》等。這些農書的內容，包含了官方生產管理和地方生產知識兩個方面的內容，并概括了一些基本的理論思想和操作方法，表現了很高的文化意識。其中，歷代農書提出的主要農業經營思想

與生產知識，有以下幾點：

    第一，統籌水土利用規劃。提出整地、澆水、種植、施肥、收獲和準備再耕一盤棋的思想，指出關鍵在于控制人對自然資源的使用限度，任何農業經營都不能違反自然規律，陳敷在《農書》的《節用之宜篇》和《糞田之宜篇》中說：“養備動時，則天不能使之病”；“只要治得其宜，皆可成就”。

    第二，調整好農業生產關系。張履祥的《補農書》提出，孤立地看待一兩種農作物栽種，便不會有很好的結果；要協調好勞力、農具與社會組織之間的關系，注意如何選擇雇工、如何接人待物、如何謙和處世和勤儉持家等。他認為，這些都是農業管理者應該具備的知識。

    第三，“荒政”思想。即認為全社會都要有居安思危的自覺意識，這是因為我國傳統農業生產一直是在自然災害的威脅下進行的，所以一些農書認為，在中央的農政國策中，應包括“備荒”、“救荒”的部分。徐光啟還在《農政全書》中提出，官方應吸取民間的生物學的抗災辦法，使災后“亦無害也”。這一觀點和現代社會強調取于自然、還于自然、保護自然生態平衡的思想是一致的。

    第四，人力勝天說。即強調人的知識能力和奮斗精神，這是我國自古以來的優良傳統。《呂氏春秋·審時篇》提出了“厚(候)>為寶”的看法，《齊民要術》提出了“順天時、量地利”的原則，到明代，馬一龍在《農說》中提出“力足勝天”的命題，這些都具從我國的農業生產實踐中總結出來的經驗。它認為人的合理作為可以彌補自然資源的不足，通過巧種實干，可以取得人力勝天的成績。這是具有一定思想水平的概括，值得后人珍視。

    在中國農耕文化史上，人們經過艱苦的實踐，通過堅韌不拔的群體合作，才贏得了安定地建設農業社會的機會，創造了大量的文化財富，因此人們把安居樂業視為太平盛世，把豐衣足食看做最高的社會理想，把文化昌盛當做民族的驕傲。

    二、工商貿易的經營之道

    商業和手工業都是農業社會演進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它們一旦發展起來后，就會對農業經濟生產起帶動作用。假如沒有商業，中國的農業和手工業產品就不能內銷外貿，就不能借助實物的對比被外地外國的好東西所刺激，發現自己的文化實力和別人的優點。假如沒有手工業，中國的民族經濟到了封建社會末期，就不能借助大機器和新思想的力量，向現代社會轉型，在世界競爭的軌道上，就無法提速。

    與農業相比，商業的出現要晚一些。在商周時期，我國的市商貿易已有了一定的發展，并已開始使用貨幣。中國是世界上使用貨幣最早的國家之一。春秋時各國都城均設置了市場，據《左傳》、《國語》記載，當時鄭有“逵市”、  “羊肆”，晉有“絳市”，吳有“米市”，人們可交易的地方已不止一處。戰國時代商業都市崛起。秦漢以后，在長安、洛陽、臨淄、邯鄲、成都等地已形成商業網點。到了唐代，還出現了專賣店。宋元以后，商品經濟逐步發展。至明代中葉，我國產生了資本主義的經濟萌芽，商業經濟更加顯示了自己的活力。

    我國的民族商業有兩個文化特點：一是漢族與多民族地區的內貿活動頻繁，商路通達，推動了各民族之間的往來和文化交流。這在司馬遷的《史記·貨殖列傳》中就有較早的描述。一是中國與東方鄰邦和西方國家對外貿易的興起，歷史悠久，開辟了中外交流的長期通道。前面提到的絲綢之路，就是由西漢使者張騫代表國家打通的。北魏全盛時代，在洛陽宣陽門外設“四夷館”，用于接待外國客商。到了晚清時期，貴陽還專設“十三行”，給外商外貨提供場所。但是在19世紀以前，外國還沒有什么大宗貨物是中國人要買的。

    我國的民族手工業遠在新石器時代已初具雛形。到了商周時期，青銅器鑄造業已進入高峰期。從傳世和陸續出土的文物看，青銅器中有農具和各種生產工具，以及兵器、食器、酒器、水器、禮器和各種雜器等。每一類目下面又有許多種類，如農具又分耒、耜、鏟、攫、錛、鍤、鐮、斧等。禮器是大宗的器物，因為在商周時代，特別是西周，依禮而治，禮器為社會生活所必需；但到了漢代，青銅器生產的生機和氣勢都不復存在了。這一時期的絲織業也獲得了發展，在甲骨文中，出現了“桑”、“蠶”等字，相關的神話傳說也不少，如講桑蠶業起源于黃帝的妻子嫘祖等。我國的南北方還流傳著一些養蠶敬蠶的習俗，官方和民間都參加祭祀活動，這說明養蠶繅絲已成為一種民族的共同文化事象。漢代以后，西北邊疆形成了絲綢之路，把中國人對蠶絲的情感傳播到世界各地，這在西方很少見。蠶絲業是中華民族對世界文明的獨特貢獻。

    我國的制陶業出現也很早，商代已流行灰陶和白陶。白陶的火候高、質地硬，形制和紋飾仿照青銅器，與青銅器一樣名貴，代表了商代制陶工藝的最高水平。考古工作者還在陜西岐山的西周宗廟遺址發現了帶有瓦釘和瓦環的繩紋瓦，這是我國迄今發現的最早的瓦。戰國時代出現了磚，秦代的制磚技術已經成熟，在秦始皇陵發現了最早的條磚，在四川、河南等地發現了漢代的畫像磚。秦磚漢瓦是值得夸耀的，它們為后人研究秦漢時期的生產和文化提供了形象的資料。

  　在春秋戰國時期，鐵器已普遍使用。《山海經·中山經》中記載出鐵之山3690個，雖不能說為確指，但也可見當時鐵礦被開采的情況。至戰國末期，鐵器成為社會劇烈變動的物質基礎。以后歷代統治者都很重視冶鐵業，加上工匠們的努力，鐵在農業社會中的作用越來越大。

    其他一些關系國計民生的手工行業也在漢唐以后得到了迅速發展，如制鹽業、制陶業、瓷器業、造紙業、制茶業和棉紡業等。棉紡業特別值得一提。棉花原不產于我國，它是西漢以后從非洲和印度傳來的，但中國古代棉花種得好，棉布的質量也好，這就顯示了中國人的勤勞智慧。傳說這是黃道婆的功勞。黃道婆是元朝人，家住江蘇松江縣。明代以后，松江成為我國棉紡業的中心，其影響遍及長江三角洲、渭水平原、華南、華北和東北地區。到了晚清時期，外國的洋紗布在中國還是推銷不動，而中國的棉布卻暢銷歐洲市場。19世紀的前30年，貴陽的棉布年出口量可達百萬匹以上，這表明當時西方的紡織品在中國的棉紡業面前還沒有多少優勢可言。

    然而，在中國傳統社會，由于重農抑商觀念的影響，民族工商業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但限于農業生產經濟框架內的發展，也使我國的民族工商業更富于農業文化的色彩，這反而成了一個特點。工商貿易還促進了社會交流，推動了私有制的發展，最終瓦解了農耕自然經濟體系。

    1．市商貿易及其以文促商的傳統

    貿易古稱“貿”，原指交易、買賣。傳說殷人的先祖王亥就曾在黃河北岸從事過貿易活動。從考古資料和歷史文獻看，商業在殷代確實獲得了一定的發展。在以后幾千年的中國社會中，市商貿易大都是由政府控制的，同時也有其他一些民間貿易、邊疆貿易和多民族貿易活動。在不影響政府稅收的情況下，允許多種貿易形式的共存共榮，是中國大農業經濟文化的一種歷史形態。《周禮·地官》說：“大市，日昃為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王；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這些條文不可能一成不變，但能說明我國很早就開始管理市商貿易，并從禮俗文化制度上，規定了它的經營秩序，這對我國后世的商業活動產生了長遠的影響。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以文促商的傳統，在歷史上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在今天也有它的現實作用。

    (1)市商貿易的四種模式

我國傳統的市商貿易活動的模式主要有四種，即市、墟、集、會。

市。自殷商時期起，我國就形成了小規模的貿易活動，據《易·系辭下》記載：“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就是說，古人把貿易的場所稱為“市”。明清以后，各地大都出現了相當可觀的街市。在山西太原的大中市、柳巷一帶，店鋪櫛比，客商云集，貿易品種繁多，有糧食類、鐵器類、蔬菜類、水果類、布匹類、皮革類等。當時的商品有了比較固定的集散地，市的建置也更有條理。現在這里還是本地的商貿中心。

    墟。南方把定期貿易的場所稱“墟”。人們通過趕墟，把多余的農副產品售出，換回自己不能生產的物品和農器具。浙江佛山一帶，明代有三墟六市，清代上升為六墟十七市。相近的墟期之間，交易品種互不重復，以利商貿。

    集。北方的貿易場所叫“集”。開集有固定的日期，通常是三天一小集，五天一大集。集市上的各類商品都有常設的出攤地點，如有糧食市、牲口市、豬市、菜市、布匹市、雜貨市等，約定俗成，井然有序。

會。我國從唐代起，把在寺廟節日期間舉行的、規模比較大的貿易活動稱為廟市，后來發展成廟會。明清以后，我國的廟會發展到極盛，北京郊區妙峰山的廟會就成為京津兩地成交額最高的北方廟會。廟會不是純粹官辦的，而是官民合辦的，也有民間自發的。趕廟會的人的心思，不全在購物上，他們還要朝圣、游冶、娛樂、賽會，給傳統的購物之舉，增添了神圣的意義。我國的廟會活動是帶有一定的集體性和類型性的民族傳統文化事象，與現代商品購物的“個性化”和“新潮化”趨勢相比，消費的觀點不同，獲利的含義也有差別。

(2)市商貿易的方式

    第一種是農商兼營。從業者稱攤販。從事貿易的方式，是把貨物擺在道邊、路口或集市的地面上，也有推車、挑擔或臨時設貨架的。也有些傳統交易是與商業贏利無關的，屬于社會互惠行為，包括熟人互惠、鄰里互惠、年節互惠、行業互惠等。在這些時候，供需的雙方，收受物品，講究“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被交易的商品變成了法國社會學家莫斯所說的“名譽貨幣”。在這種場合，誰吝惜財物，錙銖必較，誰就會被人瞧不起。不管社會形態發展得多么復雜，在這類商品交易中，起決定作用的，是民族的文化價值觀，而不受市場經濟的影響。

    第二種是行商經營，即由賣主向買主主動匯合的商業經營方式。按照《荀子·王制》的講法，南方出產木材、姜桂、金屬、丹砂、玳瑁、珠璣、獸皮、鳥羽、象牙，東方出產魚、鹽、漆、紡織品，西方出產玉石、皮革、竹木，北方出產家畜、皮毛、筋角、銅鐵等，都在中原聚集。這就要靠行商的運銷，才能贏利。我國歷史上的徽商和晉商都很有名氣。晉商還曾出現“船幫”、“駝幫”、“車幫”和“馬幫”四大商幫，專搞長途販運。他們的足跡，經海上到日本，出長城到蒙、俄等國，廣泛地進行過外貿活動。在國內，他們也曾走遍大江南北，經銷貨物，全國各地對他們的刻苦習商之風都有印象。

    第三種是坐商經營，小者如定點店鋪，大者如商號，是一種由買主向賣主主動匯合的經營方式。從前的坐商經營，都有固定資產、流動資金和相對穩定的勞資關系，形成了錢莊、銀號、商行等規模較大的貿易集團。曾被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用作拍攝現場的山西省祁縣喬家大院，就是聞名三晉的喬姓坐商住宅舊址。喬家從前經營糧油雜貨，資金雄厚，在北方開設過許多分號。僅在包頭一地，就擁有復盛公、復盛西、復盛油房、復盛西店等多處“復”字號店鋪，諺語說，“先有復盛公，后有包頭城”，堪稱一時之盛。

    (3)市商的經營之道

    市聲。指行商招徠顧客的傳統代號。市聲分兩種，一種是叫賣聲，一種是代叫聲。叫賣聲很有講究，隨晝夜、季節的變化而變化，叫賣的用語都是鄉音土語，聽來親切。清代乾隆年間以后，北京的花市成了南城最繁華的地方。歷史名人梁漱溟、于增右、馬連良等都曾在此居住過。花市附近的崇文門是清代設立的稅關，外阜的商旅、本地的游販都要來此上稅，長年商販云集，叫賣聲格外發達。光緒年間閑園菊叟所著《燕市貨聲》和現代戲劇藝術家翁偶虹寫的《北京話舊》，對此都作過生動的描述。另一種市聲叫代叫聲，以音響器具代替人聲吆喝招徠顧客。從前理發匠的代叫聲為雙股音叉，一撥動就發出“嗡——嗡——”的響聲，現在還能偶爾看到。

    商幌。坐商招徠顧客的傳統標志是商幌。我國自宋、元、明以來，商幌增多，類型大致有實物幌子、實物附屬品幌子、商品模型幌子、旗簾幌子和燈具幌子等。辛亥革命以后，興起了新式的理發業，以燈具為商業標志，后來的理發店已不再使用雙股音叉了。現代的藥店也都用燈具做商幌，表明夜間營業，晝夜服務。

    牌匾、字號。坐商經營，講究匾牌。老字號的店鋪匾牌一畫二寫，都很漂亮，顯得買賣興隆。坐商歷來還有起好字號的傳統，字號即商號店鋪的名稱，好的字號，是吸引顧客的重要手段。過去字號選字，多用“祥”、  “和”、  “福”、  “泰”、“昌”、“盛”、“興”、達”之類，并延請名家書寫，以壯聲威。我國各地都有一些年深歷久的老字號，如北京的“榮寶齋”書畫文具店、“全聚德”烤鴨店、“盛錫福”帽店、“同升和”鞋店、“瑞蚨祥”綢布店和“同仁堂”藥店等。它們的字號長盛不衰，對于以文促商、鞏固商業信譽，起到了積極作用。

    營業習俗。茲列舉比較主要的幾種：

    敬財神。我國商界信奉財神。傳說財神是趙公明，他“求財如意，主持公道”，敬奉他能發財，還能保平安。

    經銷。過去盛行“唱市”的習俗，顧客購物，不論多少，經營者收錢都隨口叫唱，售貨員也應聲唱和。柜臺內唱收唱付，顧客隨唱聲收領貨物，當場理清賬目。店內唱聲此起彼伏，主顧親如一家。迄今為止，這種唱市經銷的傳統還在我國城鄉的一些商店保留。

    廣告。我國的傳統民族廣告業，與西方工業社會的廣告相比，在思路上和做法上不大相同。傳統廣告的推銷對象，多是土特產，在推銷時，借用了民間傳說，依靠“熟人信譽”， 在顧客中間也能產生說服力。我國的西式廣告出現于晚清時期的上海，是由英國人梅杰(ErnestMajor)引入的。梅杰在上海辦了《申報》，經常在報上刊登招商廣告。辛亥革命以后，《申報》和《新聞報》是全國銷量最大的兩份報紙，這對中國現代廣告業的形成，有一定的影響。但到今天，中國人自己做的民族工業廣告，還與西式廣告不同。西式廣告公布生產流程和產品配方，用來調動人們的購買欲。相比之下，中國的民族廣告喜歡講故事，支付熟人信譽。改革開放以后一些國內的民族工業廣告開始注意中西結合，一些國外的名牌企業的廣告也開始使用中國民俗的資料，雙方都在取長補短。

    2．手工業及其行業組織管理

    我國的民族手工業門類遍布各個社會階層的生活領域。在城市，充積著國內生產的各種各樣的手工業制品，還有不少從國外運進的珍寶、奇物，供上層階級享用。在基層社會，主要是鄉村，活躍著大批工匠，為人們的日常生活服務，如從事建筑和生產工具制造的有木匠、鐵匠、泥匠、瓦匠、石匠；從事日用品打制和維修業的有陶匠、竹匠、篾匠、銅匠、錫匠、焊匠、補匠；從事服飾業的有織匠、染匠、皮匠、銀匠、鞋匠、剃頭匠；從事文化、信仰和娛樂業的有紙匠、畫匠、吹匠、塑匠、筆匠、影匠和樂器匠等。傳統手工業的從業者，無論城鄉，都是手工匠人。

    工匠出身農民，說話辦事有農民習慣，但又身懷絕技，屬于“巧者勞”(《莊子·列御寇》)的人群類型。他們能創造農具、民居，農業生活的日用品和精神產品，能以行規相約束，謹慎地融入農業社會生活，為社會各階層所接納。他們的社會地位不高，但輿論地位不低，如魯班等，《墨子》、《慎子》、《孟子》、《漢書》、《續文獻通考》等許多歷史文獻都收錄了有關魯班的傳說。他們的創造活動也從古到今從未停息過。俗語說：“三個臭皮匠，頂一個諸葛亮。意思是可以從上、下階層智慧人物的共同點上，去給他們做評價，其核心是承認他們的“匠”技。這種認識論和行業匠技行為是一種行業文化事象。

    (1)手工行業傳說

    我國流傳著大量的手工行業傳說，包括能工巧匠傳說、發明傳說、地方土特產傳說、中醫草藥傳說等許多傳說種類。從分析傳說資料看，手工行業傳說具有自己的神話原型。他們都是先民想象中的一些文化英雄，反映了我們民族的祖先對這些行業能人的認識是很早的。例如，神話說，黃帝發明了指南車和樂器，伏羲發明了漁網(《潛夫論·五德志》)等。發明神話還體現了一個農業民族對手工行業技術的高等級概括，人們把一種手工產品的出現與最高神相聯系，反映了手工匠技的發明是個體化的，匠技的傳播范圍是小群體的，因此在外人看來很神秘。《舊唐書·五行志》說唐代官營作坊里能織百鳥衣，“正看為一色，  日中為一色，影中為一色，百鳥之狀，并見裙中”。其實這沒有那么神秘，現在西南少數民族群眾還會做這種百鳥裙。進入工業社會就不一樣了，一個新技術發明出現后，會迅速地被大機器工業變成產品，上市銷售；工業企業家還會千方百計地把這一技術推向社會，讓它大眾化和日常化，以獲取更高的生產利潤。這樣，一項發明權會很自然地和它的實際發明人的名字聯在一起，而沒人相信它的發明者會是不從事該技術專業的某皇帝或王后了。

    我國手工行業傳說的代表作是魯班傳說，從北京的故宮到山西的懸空寺，從河北的趙州橋到蘇杭的湖亭水榭，到處都有他的奇思妙想和蓋世杰作。歷史傳說解釋工匠有三個特點：一是具有手工藝性，講究手的巧慧、手的經驗、手工的審美效果，肯定用雙手實現大腦想法的工匠能力。二是缺乏大機器生產的合作性，傳統的手工業勞動是小規模的，超出了一定的控制范圍擴大經營，產品就會變形。三是惟一性，指一些手工產品被認可后，人們隨之形成了比較固定的欣賞習慣；一樣的活兒，換了別人干，人們就不認了。

    (2)手工技藝

    手工行業的生存之道全在技藝。一些傳世精品及其特殊技藝被稱為“絕活”。過去在北京，婚喪嫁娶、節慶娛樂、廟會堂會都要搭棚，棚鋪業很發達。棚匠的技藝高超，扎制的房脊、屋瓦、獸頭、飛檐無不逼真；所扎喜棚用紅繡球、紅紙花，喪棚用白繡球、黃紙花，從里到外都看不出杉篙和蘆席的痕跡。棚鋪還備有可拆御的門窗，窗戶的玻璃上畫有五福捧壽等吉祥圖案和各種戲出兒，可根據客戶的需要隨時安裝。搭好的棚與正常的房屋幾無差異，夏天可以遮涼避暑，冬天可以擋風取暖。棚匠搭建的棚鋪雖然是臨時性的紙棚、席棚和布棚，但因結構符合力學原理，從未被大風吹倒或壓垮過。20世紀70年代北京修復被地震震裂的白塔時，還應用了傳統棚匠的搭建技術。

    我國傳統社會的許多地方名優特產品皆出自手工匠技，大至四大發明，小至針線剪刀，不勝枚舉。由此產生的偉大的民族自豪感，中國人從小就有。但進入現代社會后，人們對傳統工藝的絕活兒及其妙處，已知道得越來越少了。現在許多傳統的工匠技藝已瀕臨消失，究其原因比較復雜，但其中有兩點與文化史有關，需要略加說明：一是一些手工制品無法轉化為大機器產品，一轉手，味道就變了，比如“手工水餃”、“手工皮鞋”；第二點，是工匠技藝的民族民俗無法轉化為大機器產品，試想把老北京茶湯李的紫銅壺換成現代的果汁機流水線，那倒茶湯者的優美動作就看不見了，在茶湯沸騰的熱氣中顧盼閃爍的人情交流也沒有了。現代機器工業能把人們吃的、用的、玩的都帶進鋼鐵世界，惟有民族文化體驗帶不走，文化體驗跟人走。

    (3)行業組織

    行業組織又稱行會，是手工業者的自發組織。唐宋時代，隨看手工業的不斷發展，各個行業紛紛建立了自己的行會。據《東京夢華錄》說，宋代的開封已有“牛行”、“馬行”、“紗行”、“果子行”、“姜行”和“大小貨行”。《西湖老人繁勝記》說南宋時杭州有四百一十四行。行會的職能是互助共濟，保護行業利益。行會的管理方式主要有：

祖師崇拜。舊時各行各業都有自己崇拜的祖師，如木匠、石匠、泥匠、瓦匠行的祖師是魯班，鐵匠行的祖師是老君李耳，廚師行的祖師是灶君，伶人行的祖師是唐明皇，紡織匠行的祖師是嫘祖和黃道婆等。各業每逢祖師的誕辰日，都在師傅的帶領下，舉行善會，燒香致祭，還要借機商量一些業內大事。在傳統社會，建立祖師崇拜的行業規約，等于建立了技能知識的分類體系，這使各行各業都有精神支柱，也都有飯吃，這是他們能世代生存的一個文化原因。

    師徒傳承。手工行業的技術傳承是在師傅和徒弟之間進行的，徒弟入行、出行、拜師、出師，都有一套行規，不可逾越。在江南水鄉，過去把制作農具的工匠叫“椿木匠”，把生產農具的作坊叫“椿木作”，把出售農具的店鋪叫“椿木店”。蘇州南郊蠡野鎮的陸家祖先陸松祥是制造農具的大能人，被譽為“江南第一把斧頭”，他可以用一把斧頭削出一根木柱，其圓度不差于現在車制的圓木。由陸松祥創立的“德圣堂陸聚興椿木店”與朱姓作坊聯手，生產的農具和農船遠銷東南沿海地區，名盛一時。兩家在生產上相互競爭，平時是同行好友，從未傷過和氣。他們的子孫也都當木匠，把兩個班社開創的農具技藝傳了150年。陸松祥的后代解放后進了農業專科學校，學習和掌握了農機科學知識，整理了陸家椿木作的內部傳承資料，為后人留下了一份寶貴的江南農具行業檔案。

    過去諺語說：“同行三分仇。”但在那些思想開明的行業中，手藝工匠的作用卻得到了整體發揮。迄今蜚聲國內的浙江東莞的手藝行業，歷來都有“同行一條街”的傳統，如大朗鎮圩有杉木一條街，城區內有賣麻一條街、竹排一條街、皮鞋一條街和茶油一條街，另外還有豬仔巷、芹菜塘、抄紙地、文房街等。同行一條街文明競爭，極少公開詆毀，能相安無事地共存。改革開放后，城里還出現了服裝個體戶一條街和水果批發一條街等。

    行業禁忌。傳統手工業有許多行業忌諱，反映了過去手工業生存艱難的另一面，如說“熟行莫出、生行莫入”等。今天這些觀念大都發生了變化，像不許改行的老規矩，對現代社會多向選擇的新一代已經不靈了；許多老師傅還貢獻出“祖傳秘方”，促進了民族工商業的發展。但也有一些傳統的行規行俗是合理的，如過去麻行開始營業前，也要先把算盤撥響，表示“算盤撥動，生意興隆”；雜貨行在開業前要將水缸挑滿，表示“盤滿缽滿”的好兆頭：這種勤勞致富的精神現在也是要發揚的。現在的算盤換了電腦，不過是工具的更新，它還要靠敬業的人來操作，這一點是不變的。

    三、農業生產經濟與文化心態

    我國的生產經濟與文化特征，總結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點，

    1．天時、地利、人勤的重農經驗

    大農業是按照季節變化周而復始地從事種植業勞作和相關生產的社會群體活動，它特別關注天時，要求生產者“審時”，管理者“使民以時”，遵循季節的規律投入勞力和創造收入。東西方其他國家一般也經歷過強調天時的古老文化階段，但由于社會文化淵源的不同，這一思想萌芽經過長期演變，后來變成了星占學、天文學和歷法學三種不同的模式。我國的陰歷歷法便是在農耕土壤上生長起來并早熟的一種文化產品。相關的大農業觀念，是通過多種經營，充分利用土地，講勤抓早，爭取豐收。這是一套由天時歷法、土壤水文、動植物知識、歲時風俗和人文社會活動結合而成的系統經驗知識，是中華民族經過世世代代的努力實踐才形成的一種自我生存的文化觀。它既能保持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又能保證自然界物種的多樣化循環，最終使我國人民在自然資源匱乏的條件下，建設了農業文明，也保存了自己。

    2．以工補農、以商求富的農人心理

    中國傳統的農耕經濟并不只包括農業經濟，而是包括了手工業和商業的多種經濟成分的。中國早期的個體家庭經濟的“耕織”分工，原有工農互補的趨勢，其產品也很早與市場有一定的聯系。在后來的農業社會中，始終有人對經商有興趣，士、農、工、商的社會分工，其實有時是可以轉換的。以工補農，以商求富的觀念，雖非主流，但仍有自己的文化價值。例如，第一，它促成了城市的出現；第二，它發展了市民文化；第三，它打破了小農經濟的視野，引進了城市的信息，同時把地方或民族的文化帶到全國各地和世界其他地方。

    3．精打細算、知足節用的務農傳統

    精細而知足，也是中國生產文化的一個特點。這不是單指安排生產生活計劃的周密，使用資源的節制，而且是包括長遠規劃的思想，選擇優化增長的方案和限制人對自然的無限索取欲望的集體規約。這是中國人在長期的實踐中磨煉出來的可貴意識，它使中國人發揮了無窮的智慧，積累了數不清的對付困難的寶貴經驗，得到了無數的優良產品。這一傳統應該繼續發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