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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日常生活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生存文化。它是中華民族在創造精神文化和物質文化的過程中，所進行的社會群體消費活動。它由衣、食、住、行等各種日常化的生活形式表現出來，但在本質上仍是一種文化傳承活動。
    中國的日常生活文化是在私有制和私有觀念還沒有充分發展起來的情況下形成的。早期的全民公有制并沒有徹底被打破，只是從原始的公有制變成了中央集權下的“國有”、  “王有”和“社有”，這使中國人在后來的日常生活中，保留了相當的利他觀念和公益精神。這種生活文化還是在氏族血緣關系沒有解體的情況下演進的，因此家族和宗親關系一直在社會歷史中發揮作用，這也使中國人的日常生活文化觀極富天道人倫色彩。這種生活文化還是在農業生產經濟中的奴隸制不發達，生產者始終有一定的人身自由，有一些屬于個人的生產資料情況下產生的，或說更多地是在封建社會的制度下建立的。這也使中國人的日常生活文化與眾不同：既有創造性，又有依附性；個性與集體性、等級性與秩序性、平均性與民主性的

界限不大清楚，等等。

    中國的日常生活文化具有東方社會的獨特形態，很難用西方文化的標準來對照。它形成了中國人自己的生活方式、思維習慣和傳統美德，值得反思、改造、繼承和發揚。本節重點介紹居住、飲食、服飾、行旅、節日等日常文化事象與文化內涵。

    一、日常生活的文化觀念

農業社會的定居生活，使社會的經濟形態由“采食經濟”變成“產食經濟”，這對中華民族來說，是具有決定意義的變革。它使人們不再只依賴于大自然的賜予，而是可以通過社會經濟的再生產獲得生活資料，創造比較豐富多樣的消費生活內容。在此基礎上，中國人創造了自己的衣、食、住、行文化。   

1、居住建筑的文化含義  

房子不等于文化。我們的祖先最初在建造住所時，可能是十幾或上百人棲居在一起的。他們住在樹上、山洞里、地穴中、臨時搭建的房屋里，朝居夕遷，或者群出群沒，過著公共群體生活。這時的房子只是住人的地方。隨著社會的演進，群體生活被家庭結構所取代，于是出現了民居。民居為發展單一家庭提供了更多的條件。這時的房屋不僅僅是為了住人，而且要按照家的結構來布局，承擔祭祀、婚姻、財產分配、權利繼承、家庭義務和社會職能等諸種任務。居住建筑的文化含義是取決于這種家的結構的。  

居住建筑的文化含義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居住方式、居住建筑格局和儀式。

居住方式。居住方式的選擇與自然條件有直接關系。我國的居住用房主要有五種形式：半穴式、井干式、干欄式、石室、土木結構或木石結構式。南方的氣候潮濕多雨，故南方各民族多采用干欄式建筑，如苗族的吊腳樓。北方的氣候干燥寒冷，故多建筑土木結構或木石結構的房屋，比較普遍的是四合院。  

居住建筑格局。中國是長期的農業社會，從西周時代起，就形成了前院后屋或前園后室的居室風格，既方便生活，也方便生產。這種格局與文化的關系，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院墻。院墻是居室的外邊界，一般由土、石或磚砌成。用木樁、竹子、蘆葦搭建的圍墻叫籬笆墻。在南方，還有以樹為墻的，屈原《離騷》中的“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就記錄了楚地以樹為宅界的古俗。楚俗的主要傳承地在沅湘流域一帶，《湘夫人》“芷茸兮荷屋，繚之兮杜衡”，“罔薜荔兮為帷，擗蕙兮既張”等句，也是用來吟唱當地樹藤的這種人文功能的。

院門。院門是居室的人口，標志著一個家庭的全體成員的內部認同，也是家庭與社會連接的正式通道。親友往來、婚喪嫁娶必走正門；不然，翻墻越脊而入，或從他處穿堂入室，“不走正道”，住戶必大不悅。院門也是神靈的把口，古往今來，我國一直盛行著在院門上貼門神畫的習俗，傳說畫上的神靈立于門外，可令邪祟止息。

庭院。庭院是院墻和居室之間的空地。《札記·曲禮下》規定：“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廄庫為次，居室為后。”這種規定是上層禮俗，但就其對地塊空間的分割利用而言，民間也如此。居住院落的用途，一是迎神祭祖，人神相處；二是日常生活，人與自然(動物、植物、陽光、空氣、水)和諧相處。缺一不可，于今亦然。庭院中最顯眼的地方，其構造別具一格，用途也非尋常可比，那就是院落與居室相連接處的“審美”裝飾。稍有財力的民居，在這些地方的裝飾上都比較講究。裝飾的方式有泥塑、木雕、石刻、瓷瓦和凸花磚等，通常是在門樓、門墩、照壁、花坊、房檐、屋脊和門窗等地塊空間處鏤雕繪畫，表達主人在居室建筑上建立的一種特殊對話方式。江南民居大都不肯錯過這個節目。當地人在房屋的筑脊上，用雌毛脊表示家道向上，用哺雞脊表示吉祥如意；在門樓檐窗上，用五只蝙蝠圍繞一個團壽字象征“五福捧壽”，用童子坐麒麟象征“麒麟送子”，用花瓶插月季花比喻“四季平安”，用長壽花菊花象征“福壽綿長”等。梁宗懔的《荊楚歲時記》就記載過“菊花”的比喻，說：“九月九，佩茱萸，食蓬耳，飲菊花酒，令人長壽。”《荊楚歲時記》成書于公元6世紀，到現在，14個世紀過去了，這個比喻還在流傳著，而“傳話”的工具，就是居室建筑本身，可見建筑的語言是活的。

我國很早就有了把居室和人倫聯系起來的概念，這使居室建造和使用時，采取兩種原則：一是以睡處為家庭中最為內聚的地方，如古人說，“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二是以正房為公共空間，被用來遠接神祖、近待友朋。居室的這兩個建筑原則，雖然是觀念，但帶有強制性，它維護家庭繁衍和家族的社會利益。

我國居室的室內格局，大體分睡處、神位、照明、取暖和貯藏幾塊。睡處和神位屬于一個空間，一般不再隔離。中國的血緣家庭講父系尊嚴，夫妻關系附屬于父系家族制度。居住設計遵守著這一制度，把一個父系家庭視為一個睡處整體。在這種情況下，古人所說的“男女居室”，其實并非一定要同輩人住在一起，兩代以上的家人也是可以合住的，這叫“伙居”。伙居處祭神，晝坐夜宿。與“伙居”相對，我國廣大地區后來實行了“分居”。分居，指輩分分居，即以一對夫妻為主的核心家庭共享一個睡處單元。盡管如此，從一個完整的家庭來說，在整體布局上，還是晚輩環繞著長輩，兒女順從于家長的。不同輩分的人分室而睡，但合住于一個宅院。

居室內的照明設施分窗和燈兩類。在開窗的風俗上，南北各地互有不同。東北過去有一首“三大怪”的民謠，其中的“一怪”講“窗戶紙糊在外”，就是描繪北方開窗的特點的。燈的形制更是千燈千姿。一些農村直到改革開放以后才裝上電燈，從前老人是用油燈的。油燈用麻油和菜籽油當燃料，用棉花和棉紗當油捻，置于燈盞之中，暗夜點燃，亮度極差。民國時開始有了煤油燈，分有罩和無罩的兩種，亮度比油燈要好多了，但普通人家又點不起。每天夜晚，婦女緊挨著油燈，有做不完的針線活。兒童們在燈下打手勢，編狗、馬、鼠、兔等生肖動物，投影到墻上，開心大笑。冬季晝短夜長，農民舍不得點燈耗油，就闔家圍坐在炕頭上講故事，男女老少互相看不見眉眼，你一句、我一句，談笑風生，其樂也融融。現在能源技術發達了，電燈普及了，入夜則城鄉萬家燈火，再也不用一家子湊著一盞燈辦事了。20世紀80年代以后，又興起了床頭燈、落地燈、電視燈、迷你燈……燈光一天天把人們帶出了傳統的世界，照亮了個性化的現代生活。但現代社會的節奏太快，時髦的新潮一個接著一個，當人們忽然發現失去了穩定的精神家園的時候，他們又會想起兒時的那盞明燈。

室內取暖處。它隨地理環境、自然資源的不同，也有地方差異。例如，我國南方的氣候相對暖和，一般民居便采取火盆取暖、暖爐取暖等方式，取暖處可以根據人的需要而流動。除非由于信仰的原因，取暖設施才固定一處，不準輕易挪動，像彝族的火塘。北方的氣候相對寒冷，冬閑季節漫長，一般居室便以睡處為取暖處，有效地利用睡處空間，如上面提到的北方火炕，便能作睡覺、取暖、做飯三用。炕是北方人越冬的好幫手，還能節省能源。

室內貯藏物，分家具、糧倉等。它們占據著平常的空間，卻也有著不平常的文化含義。在過去的農業社會里，經濟來源為自給自足，家具是一代傳一代的祖傳財產，往往由結婚陪嫁而來，來之不易，人們十分珍惜。現代社會實行商品經濟，家具市場比比皆是，家具不再是祖宗“傳”的，而是花錢“買”的，買來的家具不再是聯絡世代情感的物件，而是消費的符號。這和傳統的儲物習俗相比，反差很大。

在住宅格局中，正房是最有中國特色的地方。以四合院為例，正房的建筑通常高于側房，一般由家長居住。正房又稱堂屋，其作用猶如中國古代的明堂。明堂是古代天子宣明政教的地方，凡朝會、祭祀、慶賞、選士、養老、教學等國家大典，都在明堂舉行。后世的帝王建筑仍沿襲此例，設正殿或大殿等。在一般民居中，正房是家庭待客、議事，舉行紅白喜事和壽誕儀式的地方，在正房內發生的各種事件對全家人來說都有嚴肅的意義。正房的核心部位是中堂，中堂供奉“天地君親師”條幅，掛祖宗家譜。年復一年，在家長的率領下，一家人在此聚合，講“修”、“齊”、“治”、“平”的人生大義，把家庭、祖先、歷史社會和國家聯系在一起。

居住建筑儀式。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居室的文化含義從蓋房起就顯露出來了。房屋寄托著人們的幸福、人生希望和生命安全感，于是各種住房儀式應運而生。

   選址儀式。一般認為，金鑾殿(帝王之居)、寺廟(菩薩之居)和官府取正南方向，稱“子午向”，平常人不能僭越。普通民居的朝向都稍偏一些，或東南向，或西南向。這種選址方式，表現了傳統中國人的一種人生哲學。即房子的方位象征一種社會秩序，在一般情況下，上下階層的居室方位秩序，是被共同遵守的，彼此有階層差別。

上梁儀式。房子上“正梁”時，要舉行上梁儀式。一般由唱“上梁詩”、“摜梁紅”、“接財寶”、“摜元寶”、“吃上梁酒”等幾個步驟組成。“摜元寶”是整個儀式中最熱鬧的場面，是帶有濃厚信仰色彩的答謝饋贈。正梁是一座房子的心臟部位，只有它穩固，才能穩住全家。因此人們每每蓋房，都要隆重地舉辦上梁儀式，表示他們對這個要害部位的重視。

賀新房儀式。新房落成后，親友四鄰要來新房慶賀，唱喜歌、贈禮品、吃酒宴、鬧新居。這一習俗的起源可能與古老的“避煞”信仰有關，后來演變成了人們對美好生活愿望的寄托。喜歌的歌詞不外道喜念福、祭祀后土、歌頌魯班、追懷祖先和恭喜發財之類，表現了農業社會的群體心理。

使用家具的儀式。居室內的睡處是一家人的內聚之處，從前人們也把祖傳的家具放在這里，既當家產，也給以祭拜。用處最大的是床，人們往往圍繞著它，歡唱婚禮曲《撒帳歌》，表達傳統家庭對人口興旺的愿望。明代的《清平山堂話本》中收有——篇《快嘴李翠蓮記》，寫了新婚的翠蓮與丈夫拜堂后，聽候婆家撒帳的情景。

祭灶儀式。灶臺是居室內第二個兼用于生活與祭祀的設施。中國人信仰灶王，奉之為家神。平時，人們在灶臺上供神龕，兩邊貼對聯“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橫批是“一家之主”，給了他一個永不退休的地位。到了年舊歷臘月二十三，全家舉行祭灶儀式，吃灶糖、唱《祭灶歌》。過去祭灶，反映兩大基本社會問題：吃飯和治病，今天人們的生活和觀念都已發生了很大變化。

搬遷儀式。從前中國人蓋了房子就扎了根，輕易不搬家。但在特殊情況下，如遭受了戰爭、疾病或別的什么家庭不幸，還是要搬家。這時的搬家，就成了免災儀式。在我國各民族中，涼山彝族的搬遷儀式，堪稱之“最”。據統計，在傳統社會，那里每家平均遷居十次以上者為多數。這種搬遷蘊涵著宗教與歷史意義。

在現代中國社會，住房逐漸商品化、市場化，一些傳統的居住建筑幾近消失了。但值得研究的是中國的居住觀念，如中國人怎樣把居室建筑與人生幸福、財富和運氣聯系在一起，怎樣把房梁、門、床、灶等私有空間與社會的公共空間關系相協調一致，怎樣通過歷史回憶的方式把建筑的含義告訴后代，等等，這些都需要思考。

 居住方式、居住格局和建筑儀式能把居住建筑定義為文化，能使居室因人的經濟活動和社會活動而變得與眾不同。就是到了高科技的現代社會，這些居住傳統，還能引發社會對普通人住房的信息和資料的重視。高科技總是扎根于民族的傳統文化的。

2．飲食習俗的文化底蘊

飲食習俗，既是構成中國人日常生活的一個要素，也是考察中國文化傳統的一種方法。從中國文化史上說，研究飲食，就是研究在中國文化的系統內，人們吃什么和怎么吃。

(1)飲食烹飪技術和傳承

    烹飪，也稱熟食制作，包括燒、烤、蒸、煮技藝。它能把在自然狀態下人們不能食用的原料加工成食品，提高了人們利用生態環境的比率和生存能力。我國在周代已能運用烹飪技術。據《周禮》記載，當時設有“烹人”之官，負責“水火之齊”，即專管掌握宮廷熟食制作過程中的火候和水量。周代宮廷的兩件大事是祭祀和吃飯，傳說可供祭祀的時令食物有120種。要把這么多的宮廷食品都加工得恰到好處，能符合統治者敬天祭地的至高要求，這說明周代上層社會的烹飪已達到了很高的技術水平。

    我國廣大地區和不同民族在長期的生活實踐中，也都形成了一些獨特的烹飪技藝。就八大菜系來說，僅配料一項，便堪稱一絕。魯菜善用清湯、奶湯制菜，菜品以清鮮、脆嫩著稱。湘菜取用湘江流域、洞庭湖區和湘西山區的特產下料，油重色濃，味道酸辣、酥軟、微甜。閩菜素有“一湯十變”的美稱，擅長以海鮮入菜，淡爽可口。川菜號稱“一菜一格、百菜百格”，調味品多樣而復雜，有五香、宮保、家常、姜汁、陳皮、蒜泥、豆瓣、白油、怪味、麻辣、酸辣等十幾種。燒出的川菜，據傳有“七味八滋”：七味，指酸、甜、麻、辣、苦、咸、香；八滋，指干燒、酸、辣、五香、煸、怪味、麻辣、紅油。多少年來，川菜在中國菜中的地位一直很高，其中不乏高超的烹飪技術的原因。其他幾種菜系，也都風格突出。俗語說“南甜、北咸、東辣、西酸”，是民間人士對中國烹飪的地方差異的扼要概括。

現在中國人把地方烹飪中的精品叫“特色菜”，把鄉土氣濃一點的，叫“名特小吃”。各地的美味佳肴，不勝枚舉。著名的像天津的狗不理包子、貴陽的龍虎斗、福建的佛跳墻和四川的燈影牛肉等。燈影牛肉的肉片，形寬而薄，據說薄得可以透過燈影，有皮影戲的效果，味道香辣回甜，酥美化透，深受食客的歡迎。

    在我國，各地各民族的烹飪技術與文化互相交流，還發展出一些新菜系。北京菜的出現，即是一例。北京作為首都已有七百多年的歷史。元代以來，由于北方游牧民族曾居統治地位，對北京的烹飪配料和飲食結構都發生了重要影響。元代的蒙古族統治者喜食羊肉，當時北京人吃羊肉的風氣就很流行。元代有個忽思慧，當過太醫，他寫了一本書叫《飲膳正要》，記錄了元代的食譜，其中羊肉菜占80％。直到現在，在北京的飲食中，涮羊肉還是最富特色的。自清代以來，滿族貴族入主北京。滿族喜食豬肉，使北京的食風又為之一變。所以，從清代起，在北京的飲食里，是豬羊并重的，至今烤小豬、烤乳豬都是名菜。明清以后，北京又是全國各地的士大夫的云居之地，跟隨他們而來的是各地的廚師。對北京菜影響較大的是魯菜，魯萊喜用蔥香味的特點，為京菜所吸收；其次是江浙菜，重甜淡味；還有淮陽菜，重色澤。它們的特點，也都被融人了京菜，形成了北京菜南北合璧的新風格。其名牌產品是北京烤鴨，它以北京自產的填鴨為原料，以江浙風味的甜面醬做調味品，以淮陽風格的燒烤技術烤制，再配以魯菜風味的生蔥和荷葉餅，熔各家之長為一爐，頗反映了北京菜的歷史淵源。

    中國烹飪的勝境，是色、香、味、形俱全。一道美食，講究起來，能使人的耳、目、口、鼻、身五官的感覺，一齊得到美化。特別是那些傳統的節慶食品，不但要好吃，還要賦形，即人們在食品上添制了花鳥蟲魚飛禽走獸等各種吉祥物的造型，把充饑的食品變成了巧婦俊男的手工藝品。在這時，一個個普通的中國人，就不只是在燒菜做飯，而是要在精神世界里面有一番作為了。

    (2)飲食的文化觀念

    什么是中國長期流傳的飲食觀念呢?它主要包括以下幾點：

    民本思想。飲食，是儒家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的組成部分；足食，是讓國民吃飽，是傳統社會穩定秩序的—項國策。在這種背景下，歷代都把糧食和吃飯當做基本的社會問題。

    節約糧食。勤儉節約，是我國人民的傳統美德。節約的重要內容，是節糧。古詩“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是一首通俗的勸善歌，勸人不要浪費糧食。但古人說的節約，是從愛惜勞力的角度講的，“粒粒皆辛苦”，指的是勞力的辛苦。今人說節約，更強調愛惜自然資源和全球環境，這是古今思想的差別。

    人格教育。在世界許多民族的文化中，家庭教育是從餐桌上開始的。中國人利用飲食的機會培養志向、觀察人品，甚至把飲食觀與人才觀聯系起來，這是中國人所獨有的。例如，在漢語中，把享受先人的蔭庇叫“食德”(《易·訟》)，把玩物喪志叫“飯坑酒囊”(王充《論衡·別通》)，把庸碌無能叫“飯囊酒甕”(顏之推《顏氏家訓·戒兵》)，把不勞而獲、飽食終日叫做“腦滿腸肥”(納蘭性德《納蘭詞》四《念奴嬌·宿漢兒屯》)等。人要成才，就不能貪吃，必要時，還應經受饑餓的鍛煉，叫“餓其體膚”，以期在品格修養上達到超越常人的境界。儒家歷來主張回避各種享樂的誘惑，提倡通過節衣縮食，樹立克己利他的人生觀，這對中國人的生活方式有深刻的影響。

    食療觀。上面講到忽思慧的《飲膳正要》，里面就寫到了飲食衛生。中國人很早就懂得了飲食與養生的道理。中醫認為，人要以五谷養氣，食肉多，則食氣為肉氣所勝，會破壞內臟的平衡，導致疾病的產生。我國古代食譜大都強調要節制飲食，以君對臣的燕禮為例：設在堂上東邊柱子西側兩尊方壺，飲酒時用音樂助興，賓主敬酒與回敬酒許多回合，但被宴請的臣子回去時，必須退下臺階下拜，當奏樂的人為他敲鐘送行時，還要把帶來的肉脯賜給敲鐘的人，以此表示自己飲酒是適量的。這就是節制。古人把對宴飲的節制當成一種禮節，是把它視為一種嚴肅的社會規范的。在飲食健康上，中國人講究選擇食物和食法。比如食粥，就曾被認為是簡易方便的保健療法。南宋陸游還專門作過《食粥》詩，詩曰：“世人個個學長年，不知長年在目前。我得宛丘平易法，只將食粥致神仙。”孫思邈在《千金方》中也提到了食粥療法。總之，食療的思想，是強調在進食和人體之間保持平衡，在生理和文化之間尋求平衡。什么事情都不要過分。這種思想，實在是我們民族精神的寫照。

    (3)飲食文化的群體實踐

    飲食文化，從本質上說，不是指這個人與那個人在餐飲上應該做出哪種選擇，它指的是隱藏在人們心里的東西，如共同的歷史背景和民族文化的基礎；指的是人們在這方面連續重復的群體實踐。我國的群體飲食活動，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儀式飲食。許多傳統的信仰儀式都有這么一套程序，既供奉食品，又唱誦經詞，這類飲食又稱信仰飲食，由來已久。傳說明代小說《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發明了用饅頭祭祀的方法，唐宋明清的筆記雜纂也都記錄過這類故事(宋高承《事物紀原》，唐段成式《酉陽雜俎》)。據《周禮》和《儀禮》記載，食品祭祀，在先秦就有了。當時的王公貴族稱這種儀式飲食為“饋食禮”。《周禮春官大宗伯》注：“饋食者，著有黍稷，互相備也。”秦漢典籍還記載了儀式飲食的多功能性：除了祭祀，還用于軍事、政治、外交和人生儀禮。人生儀禮飲食一項，包括紅白喜事和壽誕慶禮，民間延續至今。

    階層飲食。飲食是受經濟條件限制的。在古代漢語里，把上層階級尊稱為“肉食者”，把底層庶民鄙喻為食“菜”者，反映了飲食的階層性。明代通俗小說《水滸傳》講農民英雄飲食的套話是：“大碗喝酒，大塊吃肉”，不說吃“菜”。我們可以通過一個集團從吃“菜”階級跳到吃“肉”階級的突變，看出他們確實“造反”了。明代小說《金瓶梅》受《水滸傳》的啟發而寫，主要表現市民階層的生活習俗，其中對中層階級的飲食描寫十分豐富，如寫的點心有四五十種，還寫了來旺媳婦的拿手菜“燒豬頭肉”，應伯爵做的“紅糟香拌鰣魚塊”等，并介紹了一些烹飪食譜。據分析，《金瓶梅》寫點心格外突出，與當時的市井生活需求有關。商人來去匆匆，行蹤不定，小吃點心最適合他們的口味。因為小吃多為成品，隨來隨吃，攜帶也方便。《金瓶梅》提到的許多小吃，如“果餡涼糕”、“黃米面棗糕”和“艾窩窩”等，至今在北京還極為常見。

    節日飲食。春節的餃子、十五的元宵、中秋的月餅、臘月的八寶粥，它們在中國人的傳統生活中，都是只有過節時才品嘗的特殊食品。節日有狂歡性，過節吃這些食品，能體現群體之間的分享、慶祝、納吉、驅邪、競賽、交換和溝通行為，凝聚著多種平民精神，平常是做不到的。節日飲食有各種講究，分行為的和觀念的兩種。行為上的講究，是強調全家圍坐在一起吃節日食品，民間還伴有相應的祭祀儀式，有的是敬神，有的是祭祖，這些行為源遠流長。從觀念上說，節日飲食的講究更多，如除夕的年夜飯，從準備材料到吃，一道道手續，大都含有象征意義：如包餃子的人，要把皮和餡都剩一點，稱“留余頭”；做菜要有“雞”和“魚”，表示吉慶有余；燒菜要有芹菜，表示一年勤快；上菜要上十二種，表示對來年十二個月的祝福等。

    民間組織飲食。中華民族雖然是美食民族，但有時飲食帶有特殊的宗教意義。在這種時候，吃飯是一種帶有神圣性質的“工作餐”。在辦廟會、過善會時，這種飲食活動大多出現，有時飲食還有民間習慣法的功能。一頓飯，能頂一個合同，家庭村落的矛盾，能在飯后一筆勾銷。但這種飲食的局內性很強，不準外人插入。地處湘黔邊界的侗族，每年四月八過“烏飯節”，出嫁的女兒在這一天要回娘家，和村里的姊妹一起吃烏飯，吃飯時還要講一種與眾不同的語言，叫“姑娘話”，內容對別人保密。

    待客飲食。好客，是我國各族人民的美德。中國人表白友誼的一種熱情洋溢的方式是請客吃飯。西北邊疆的哈薩克人，每當親友到來，都要宰羊款待。為了表達主人的誠意，主人在宰殺之前，要把羊牽到客人面前看一看，說一番美好的祝詞，得到客人的許諾，主人才把羊殺掉。如果客人堅辭不就，主人還會反復說服客人，直到客人點頭默許為止。羊肉經過烹調，盛在盤里，端上了席，主人會將煮熟的羊頭放在肉盤上，將頭的嘴朝向客人一邊，表示尊敬。這時，主人要求客人用小刀先割去羊頭上的兩腮肉吃下，客人照辦，主人感謝客人的賞光。主人再割下耳朵，遞給家里的兒孫，讓他們先吃，表示聽話和尊重長輩。然后在座的其他人才能動手吃肉。漢族待客，也有一套禮貌的做法，主人要不斷地為客人夾菜、勸酒，希望客人賓至如歸。

    饋贈飲食。提食饋贈，亦為一俗，從先秦起源，到現在還有。在我國，逢會友宴客、華誕祝壽、節日喜慶等場合，人們少不了贈送食品表達心意。但是，過多的送禮，也會成為負擔。據《二續金陵瑣記》下卷記載，明萬歷年間，南京文人周暉在除夕前一天外出訪客，行至內橋，見兵馬司前手捧食盒的人，擠滿了道路，造成交通堵塞。上前一問，方知“中城各大家致兵馬司送節物也”。當然，對于身居要位的權貴們來說，拎幾個食盒，何足道哉!但明代官俸最薄，如果讓官吏們都自掏腰包送禮，那樣傾囊饋贈足以讓他們頃家蕩產。可見，鋪張浪費者主要使用公款吃喝，此舉不僅使貪風大熾，也使社會風氣惡化。

    在我國，飲食文化也處在不斷變化的狀態中。20世紀50年代后期搞大食堂制，一度取消了飲食文化的發展空間。60年代以后，國內的復合家庭居多，一家老少三代共同進餐，老年長輩最能恪守飲食傳統，并對晚輩的飲食形成制約。80年代以后，核心家庭增多，兩代共餐的現象比較普遍，年輕一代對選擇飲食，更傾向于方便快捷，平時吃自助餐的多了。但逢年過節，人們還是要向中國的傳統飲食文化回歸。

    3．服飾習俗的文化標志

    服飾是人類區別于動物的一種獨有的創造和技巧。但要想發現最早的服飾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世界各國的學者都注意服飾產生的基礎。研究結果表明，服飾起源于雙重性格，第一重性格是實用，第二重性格是裝飾。兩重性格的順序不能顛倒。服飾的構成要素是質(原料)、形(樣式)、飾(佩戴的飾物)、色(顏色)和畫(圖案)。服飾的雙重性格，是由這五種要素體現出來的。

    服飾的形制有四種基本類型：第一，衣著。最基本的是上、下，衣、鞋、襪、帽是相對次要的。第二，附屬裝飾品。如頭發上的夾、簪、釵、梳，耳朵上的耳環、耳墜，頸部的項圈、項鏈，胸部的胸針，腰部的腰佩，手臂的手鐲、戒指，腳部的腳鈴、腳環。第三，人體自身的裝飾。如發式、鑲牙、束胸、纏足、紋面、畫眉、描唇、涂指甲。第四，帶有裝飾性的生產工具、護身武器和日用品。如各種佩刀(餐刀、水果刀、腰刀)、背兜、挎包、手提袋、荷包、錢包、香袋、折扇、鼻煙壺和煙袋桿等。

    在不同社會的文化背景下，服飾還承載著環境、生理和群體心態特征等千差萬別的信息。中國服飾的性格、要素與形制，與這些信息相組合，構成了中國服飾習俗的文化標志。

    (1)自然范圍內的服飾文化標志

    它包括服飾的環境標志、性別標志、體型標志、年齡標志。

    環境標志。中國服飾與文化的關系，首先是人適應自然環境的關系。我國東西南北地理環境差異很大，服飾的單、夾、皮、棉各有地理要求。青藏高原氣候多變，溫差明顯，藏民的半皮牛單服飾就很適合地區特點。季節差異也是一種環境因素。湖北清江水畔的土家兒童服飾隨著季節的更替而交換。例如帽子，小孩春秋兩季戴“紫金冠”，夏季戴“冬瓜帽”，冬季戴“狗頭帽”和“風帽”。通過服飾，可見長輩護佑晚輩的親情。

    性別標志。原始服飾已有性別差別，男女各自遮蔽性器官部位。中國傳統社會進入封建社會以后，服飾的含義被陰陽五行學說所附會，男為陽，女為陰，天為陽，地為陰，光為陽，暗為陰，所以古代男子的服飾色調鮮亮，女子的服飾相對暗淡。至今服裝制作講胸圍、臀圍，仍體現了性別標志。

    體型標志。指高矮胖瘦等人體條件。古代瘦官穿棉襖，起墊肩作用。墊肩使人精神，插肩使人苗條。胖人穿豎條圖案，瘦人穿橫條圖案，起到服飾與體型的互補作用。

    年齡標志。我國一些少數民族的服飾有年齡組的標志。但就一般情況講，不同年齡階段的人們，有穿不同樣式服裝的習慣。嬰兒宜穿毛邊衣服，不傷皮膚；老人喜穿寬松衣服，悠然閑適；年輕人著裝隨意，顯得瀟灑自然、青春活潑等。這里有生理原因，也有心理原因。

(2)人文范圍內的服飾標志

    它包括服飾的信仰標志、階層標志、禮儀標志、政治含義、職業標志和審美標志等。

    信仰標志。我國傳統農業社會的服飾圖案，在很大程度上標志著自然崇拜的信仰，描繪著古老農業國度的神話傳說故事。有的出于圖騰信仰，如盤王瑤的服裝；有的表現自然神信仰，如漢族皇帝的龍袍，象征著最神圣的動物靈魂，是封建帝王作為“真龍天子”的最高男性權威的標志。漢族服飾中的龍、鳳、麒麟等圖案象征至尊至貴。天體和云霞等自然現象的圖案象征吉祥。南方女子有簪花、插花的習慣，原來都有鎮邪驅祟的用意。信仰一般具有民族特點，民族服飾因此是各民族自我認同的一種標志。

    階層標志。隨著社會制度和社會等級的變化，身份的尊卑、地位的高低，都在服飾上有所顯示。魯迅在小說《孔乙己》中，描寫主人公孔乙己出入咸亨酒店，必穿長衫，堅持在鄉下人中間突出自己的讀書人身份。他瞧不起站在柜臺外面的布衣百姓，因為那種裝束標志他們是沒有讀過書的窮人。封建觀念帶來了服飾的階層性，黃色衣服成為皇家的標志，紫色衣服成為達官貴人的標志，灰色藍色衣服成為平民百姓的標志，“葛麻”與“絲綢”成為貧富的標志，長袍馬褂成為文人學士和有身份的人的標志，短衣麻褐成為下層苦力的標志。

儀禮標志。我國傳統的人生儀禮，把換裝當做一種重要的人生標志。在這些儀禮中，最重要的是誕生禮、成年禮、婚禮和喪禮。四次重大儀禮進行四次換裝儀式，每次換裝都以不同的方式，標志著個人與社會相融合的含義。誕生禮的換裝，由家長給幼兒掛上銀圈玉鎖之類的飾物，表示把幼兒的魂魄鎖在體內，從此長命無恙。成年禮的換裝，標志個人經過家族和社會的認可，步入成年階段。傳統漢族男子的成年禮叫“加冠”，也稱冠禮。冠就是穿禮服時戴的一種帽子。首先有加緇布冠，其次加皮弁，最后加爵弁。加冠之后，方可用字、號。女子的成年禮叫“加笄”。笄是用來束發的簪子。女子從此換發作結，表示成熟，要拜祖先、父母，還要由父母教導侍奉舅姑尊長之禮。婚禮的主要功能是建立夫妻關系，繁衍后代，延續家族。我國婚禮喜用紅色，紅色是血的顏色，代表性能力和血親生命的世代傳遞。婚禮上新娘一律著紅裝，新房內外幾乎全部用紅色裝飾渲染喜慶。喪禮中最能傳達中國人敬祖收宗觀念的是喪服。喪服的種類體現了一套嚴格的區分親疏貴賤關系的喪葬等級制度。我國古代的喪服稱為“五服”，指斬缞、齊缞、大功、小功、緦麻五種服制。斬衰，因不許縫邊的粗麻布喪服而得名，由兒子為父母服孝，妻子為丈夫服孝，未出嫁的女兒為父母服喪時穿戴，服期三年。齊衰，用粗生麻布制作，剪斷處緝邊，此喪服為祖父母服孝一年，為曾祖父母服孝五個月，為高祖父母服孝三個月。大功，以大功布做喪服；小功，所做孝服比大功布的絲縷稍細；緦麻，在喪服中分量最輕。大功、小功和緦麻三種孝服的服喪對象，比前面兩種的關系疏遠一些，穿喪服的時間也比較短。五服喪制以麻布的粗細來標志家庭成員的地位，強化了喪葬儀禮的倫理意識。在長期的封建社會里，五服制維系著九族制的家庭體制，強有力地控制著封建社會的社會基礎。

    政治標志。服飾還往往敏感地反映著社會的政治體制。古代統治者在建立政權時，大都要制定相應的服飾等級制度。古代完備的政治制度是包括服飾制度的。唐初政權穩固后，曾頒布“武德令”，規定上至帝王后妃，下至文武百官及其妻女的全部服飾，條款十分詳細，對鞏固唐代的封建宗法制度起了重要作用。我國歷史上的服飾改革，也多與統治者的移風易俗措施有關。隋、唐時期多民族服飾的融合，體現了政治清明、外交開放的恢弘氣象。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之后，剪辮子和穿中山裝，成為“咸與維新”的象征。新中國成立后，衣服顏色基本上是全國一律的灰、藍二色，象征著“思想一致”的政治傾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人們服飾的多姿多彩，并形成接踵而至的時裝潮，國民無不感受到改革開放的氣氛。

職業標志。社會分工促進職業的發展，服飾依從職業的便利，并隨之復雜化。工匠有工匠的服裝，商人有商人的裝束，僧侶道士等職業宗教人員各有其專服。我國很早就有文、武職之分，相應地也產生了文臣武將、學生士兵的各不相同的服裝。另一方面，職業服裝有時也產生非職業化的趨向，我國當代流行服飾的一些種類就與此有關，如運動服變為休閑服，獵裝、攝影裝變為時裝等。

審美標志。我國農業社會形成了一些約定俗成的審美觀念，如稚拙美、古樸美、單純美和自然美等，無數文人雅士都曾把它們作為田園理想的吟誦對象。上層審美觀與下層審美觀有對立的成分．但也有相互交叉的成分。但不管怎樣，中國人不可能走向非功利性的純審美、純裝飾，中國服飾因此也不可能脫離本民族服飾的自然性格和人文標志。

4．交通行旅的文化心結

交通行旅是伴隨著人類遷徙的腳印、生產運輸的路線和彼此溝通的需要發展起來的。從徒步跋涉到海運空載，中間經歷了漫長的歲月。在這個意義上講，一個民族文明的發達程度，是可以用它的交通發達程度來衡量的。但人們出行，有時也會別有一番心思。中國人習慣上把家庭看成是生命與安全的庇護所，把家庭住宅所在的地點看成是人生依戀的故土，所以一旦離開家門或故鄉外出旅行，又會產生不安全感。因此，我國的交通行旅文化就顯示了復雜的內容，它既跟蹤著民族文明前進的足跡，也表現了各族人民長期以來形成的種種文化心結。

    (1)交通設施的習俗傳承

最初的交通設施是陸路，它是人類沿著狩獵、采集的固定路線開辟的。在《周禮》和《爾雅》等典籍中，已有了對各種道路的稱呼，如《周禮·地官·遂人》把大小不同的道路分為五等，分別稱為“徑”、“畛”、“涂”、“道”、“路”等。據東漢學者鄭玄解釋，“徑”是能通過牛馬的獸路，“畛”是能走牛車的道，“涂”是古代八尺寬的標準路，“道”十六尺寬，“路”二十四尺寬，也都是標準車道。這是根據路面的寬窄對道路所作的分類。此外，古人還根據環境和地貌的差別對道路加以區分，并通過漢字部首表達出來，如山野田間之路，多“從足”、“從止”、“從阜”、“從田”，把這種小路稱“蹊”、“歧”、“阡”、“陌”、“畛”等；城邑中的道路，多“從行”，用“行”字為形旁的專名都是城邑中的通衢，今天所說的北京的胡同、上海的里弄、湖廣的巷道等，都是這類城市道路名稱的歷史遺存。我們的祖先在長期的實踐中懂得了直路近、彎路遠，平坦的道路易于載重快行的道理，漸漸修建起一條條直而平的路。秦統一中國后，推行車同軌的制度，這對于修筑交通大道、發展運輸十分有利。我國大西北的絲綢之路，大西南的巴蜀棧道，都是古代著名的陸路交通工程。

    陸路經常被水域隔斷，人們便開路建橋，或開辟水路來連接和延伸陸路。歷史上各種水路的發明，充分展現了古代民眾的智慧。曾在黃河上發揮樞紐作用的浮橋，在長江上穿梭往來的航船，西南各省的索橋、風雨橋，南北各地的石拱橋、木板橋、石板橋等，都曾為我國的交通民俗史冊增添新的篇章。

    (2)運輸工具的習俗傳承

    早期的運輸工具以挑擔為主。當一人不勝負載時，人們發明了二人抬，乃至三人以上合作的新工具。另外，還要歸功于由狩獵所帶來的動物的馴養。特別是大牲畜，如牛、馬等，可供人騎用，于是它們也成了真正的交通工具。今天我們從各民族的交通傳承中，還能找到這類交通工具的遺跡。東北的赫哲族人，在北國冬季到來的時候，使用狗拉爬犁。爬犁用兩根硬質鮮木撅成兩頭翹、中間平的底板，再橫定木板、鋪上柳樹條子做成。爬犁既可坐人，也能載物，每個爬犁視其大小，配駕幾只或十幾只狗。在冰雪封路，車馬難行的時候，狗拉爬犁正好大顯身手，一天可奔馳200多里。在元、明兩朝，狗拉爬犁還曾是官方的交通運輸工具，當時官府在北方設立的狗站竟多達50多個。

    車的發明比較晚。傳說黃帝是車的發明者，所以他的名字叫軒轅氏。商周時期，車的制作已經相當進步。最初的車是木輪車，俗稱“大轱轆車”。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草原的“鐵勒”部落，曾因“車輪較大，輻數至多”，被稱為“高車部”。現在在黑龍江省的達斡爾族聚居區，還可以見到這種高大的車，當地稱“草上飛”。它的車輪直徑達四五尺。由于輪子大，便于承載，又可防顛，所以無論高山荒野還是草澤溝壑地帶都很適用。達斡爾族人趕著一排排的大輪車，帶著他們的活動氈房，游走、放牧，或在中俄邊境搞長途運輸，世世代代，習以為常。

    在封建社會中，車輿與服飾一樣，有一套等級森嚴的使用制度。天子與后妃乘坐一種富麗堂皇的大馬車，叫“路"；士乘棧車，是用竹木編制上漆的一種車；大夫以上的貴族乘的車稱”軒’’大約在春秋戰國時期，出現了輿轎，到魏晉時代，輿轎成為統治者的日常代步工具。明清以后，轎分為官轎和民轎。官品不同，身份不同，乘坐的轎子的質料、裝飾、轎夫都不同。電視連續劇《宰相劉鑼鍋》里的劉鏞所乘的轎子是一種上乘官轎，又稱綠呢大轎，這種轎的轎衣由綠色呢料制作，四人抬行，內徑較大，圓拱形頂，有錫制鑄花的，沿轎頂四周，垂下六寸長黃色的絲線穗子，外表和內間都很闊氣，乘坐者都是有功名的官員。民間只有在婚喪嫁娶時才可以用轎，結婚用的稱“花轎”，喪葬用的稱“素轎”。

水路交通工具是船。船的前身是木排、竹排、葫蘆和革囊等，它們今天仍在使用。如黃河上的羊皮筏子，西藏的牛皮船，南方的木排，寧夏、青海的牛皮囊等。

橋也是水路交通工具，所謂“遇水架橋”。我國南北各地的獨木橋、木拱橋、石拱橋、風雨橋、溜索橋、藤索橋、鐵索橋等，形式多樣，它們都在當地的交通發展中起到了重要的歷史作用。

    (3)交通行旅行業的習俗傳承

    由于經濟的不斷發展和日趨繁榮，我國傳統的交通行旅行業分工也越來越細，像陸路上的各種車把式、腳夫、轎夫，水路上的船家、筏子客，各重要交通站口和碼頭的店家、腳行與牙行等。他們在業務方面都有各自的行旅規矩、范圍、行話、信仰、禁忌和技藝傳承等一系列行業習俗，形成了各自的操作規范。

    行旅規矩。傳統觀念認為，行旅途中的安全是由神掌管的。這種神稱路神，也叫道神、行神等。因此，舊時啟程必須先擇吉日俗語說“三六九，往外走；二五八，好回家”，說的是逢農歷每月的三、六、九日出門吉利，是黃道吉日；二、五、八日不宜離家宜歸家，以防不測。在魯西南一帶，直到現在，有的鐵路乘務員都知道，每到農歷三、六、九日，車上一定特別擁擠，乃至于影響車輛的調度，要在這些日子里加掛車廂，才能緩解客流。江浙地區的老百姓過去凡出遠門，臨行前要洗臉洗手，在祖先堂前和灶前分別燒香，并跪下說明自己的外出地點、目的及返回時間，請求祖宗和一家之主的灶王保佑平安、事情辦的順利。如果趕上正月，又是一年中的第一次出遠門，還要在走出門后點燃一掛小鞭炮，邊走邊放，叫“高升炮”，開路去惡氣。出門前還要“吃吉利飯”，但不能喝粥，因為粥俗稱“糊嘟”，諧音“糊涂”，怕出門以后糊糊涂涂，吃虧受罪。

    行業范圍。江浙的船家擺渡，有兩個說法：外地人乘船過河、過湖的收現錢。上船時不要錢，待船行至河或湖的中央，再停船收錢，有錢的給錢，沒錢的折物頂錢。實在沒錢的也不強求。但本地人乘船過河，無論往返多少次，也一律不收錢，等到每年夏、秋兩季莊稼收獲時，船家再到農民家里收取一定數量的糧食，作為補償。農民多有多給，少有少給，叫“自己不絕自己路”。

    信仰禁忌。江浙水運習俗，新船造好之后，船工要在船頭燒香上供，祭謝魯班祖師，接著放鞭炮送神，然后新船才能下水。這種儀式叫“做順風”。船只啟行時，各船之間必須保持沉默，不打招呼，以防說出不吉祥的話來影響途中安全。江面行船，如有魚跳上來，應馬上放回水中，不可食用。傳說魚蝦是龍王的親戚，行船靠的是龍王保佑才能平安順利，如果連龍王的親戚到來都不尊重，那就對不起龍王，可能招惹災禍。

    行業技術。過去的轎夫行，人人身體健壯，訓練有素，步伐協調，行動默契。轎夫抬轎時，因為轎后面的轎夫的視線被轎子擋住，看不見前面的路，為防止滑倒，需要轎前的轎夫的提醒，這就形成了他們的一整套操作技術。如早年北京的轎夫，前面的轎夫喊一聲，后面就重復一句，以示知道了。前面喊“左門照”，后面應一聲“左門照”，意思是左面有障礙物，要當心。前面喊“右蹬空”，后面應一聲“右蹬空”，意思是右邊有坑，要注意。有時前呼后應的內容也有所不同，如前面喊“右邊一朵花”，后面回應“看它莫踩它”，意思是右邊有一堆馬糞，別踩在上面。

    交通行旅習俗反映了中國人出門在外的不安全感。在沒有飛機的時代，人們認為乘船的風險最大，因此也格外小心。所謂船上不能說不吉利的話等禁忌，是在訴說人的擔憂，也在祈求超人力的神靈來“保駕護航”。它們更多表現了人們對自然神的敬畏心理和祈求心愿。

    交通行旅習俗也反映了中國人與家人分離的孤獨感。行旅諺曰：“一人不上路，二人不看井。”意思是出門最好結伴而行。水運行業都有結幫運輸的習慣。大船至少四船一幫，一般船為六船一幫。在航行途中，合幫各船互相配合，共同前進。在這個意義上講，結伴合伙亦為良俗。

    前面提到的江浙船家還有一條行規，叫做“有錢沒錢都過河”。在當地，外來人搭船隨身沒帶錢，不許強要；本地人當年交不起船費的，來年照樣乘船。這種傳統的互惠行為，表現了中國人對人的親熱和溫厚。

    二、社會組織的文化聚合

    在中國傳統社會中，體現人們生存與生產活動的基本組織形態是家庭和區域社會，它是人們繁衍發展的自然單位，也是個人與群體取得社會化資格的文化認同單位。文化認同的渠道，包括家庭和社區的群體活動等。

    1．家庭結構與家庭管理的文化要素

    家庭指共同居住、經濟協助、有血緣關系的社會集團。家族是由出生和婚姻形成的親屬關系，里面包括血緣關系和姻緣關系。血緣關系是由出生形成的縱向譜系性紐帶。其中，男性以自己的出生為準，追溯個人與祖先的關系稱父系；女性以自己出生為準，追溯個人與祖先的關系稱母系。姻緣關系是由婚姻形成的橫向親屬紐帶，也是締結婚姻的男女雙方的血緣關系的結合。我國傳統封建社會男尊女卑，形成了以血緣關系為重心的家族體系，姻緣關系服從于血緣關系。

    家庭成員的地位在血緣關系中尋找，具體又可分為血緣九族制和血親五服制兩種。血緣九族制，即以本人為基準，向上、下各推衍四代，共九代，為九族。九族是傳統中國最典型的家族制度，也有的以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為九族。血親五服制，即以本人為基準，向上推四代的直系親屬稱祖先。孝祭有嚴格的規定，五服以內是近親，五服以外不是親族，是同宗。

    在中國傳統的混合家庭中，男性成員歸屬家族的男性集團，女性成員歸屬家族的女性集團。孩子不屬于夫妻，屬于家族。家庭的寢室以夫妻為單位，但家庭成員的地位卻要到家族中去尋找。所以在《紅樓夢》中，寶玉挨打，能替他解圍的，不是王夫人，而是賈母。賈母是賈府家族集團的權威，說一不二，王夫人只是賈府姻緣集團里的附屬成員，無法操縱寶玉的命運。

    家庭成員的作用也是由血緣家庭決定的。在血緣家庭中，以男性為中心進行權力的傳遞和財產的繼承。家長的社會地位及權力由長子繼承。歷代封建皇朝以此為正統，民間也大體如此。雖然也有幼子繼承的事例，但往往引起權力紛爭。《左傳》所記的鄭伯克段于鄢的史事，講的就是弟弟繼位，但被兄長打敗的故事。

    中國家庭管理的文化要素主要有：

    字輩譜。這是一個記憶性的文化鏈，可以把家族成員的傳衍系統跨時空地記憶幾百年、上千年。字輩譜的構成，與中國姓氏的敘述傳統相一致，一般用家庭成員姓名的第二個字象征輩分，第三個字象征夫妻意識。毛澤東的名字就在韶山毛氏的字輩譜中的第14輩。字輩譜表示了家族內部的角色差別和地位等級。輩分高的成員享有相應的尊榮，比輩分低的人說話有分量。字輩譜的管理絕對從血緣系統上“論資排輩”，在這種傳統觀念面前，一切標志社會關系的年齡、學齡、干齡、軍齡、教齡等都不起作用。

    家譜。這是中國傳統社會保存和延續輩分等級的一種文化方式。它大致包括譜序、像贊、祖訓、世表、世系表、字輩派語、家譜傳記、祠堂制、坊墓、余慶錄、五服圖和義譜等。我國的家譜藏量豐富，據說達百萬余部。它們散落在國內國外、城市鄉村，產生了不可低估的文化能量。它是維系家庭文化的經典，被稱為民間的“二十五史”。

    家風。這是一種習慣法，由家族共同體世代沿襲，用以規范家族內部的行為和秩序。北宋著名愛國將領楊家將的一支后裔世居山西代縣，數百年來，他們一直遵守著祖先流傳下來的家風家規，培養了正直、善良、勤勞、勇敢的群體風尚，創造了親密祥和的生活氣氛，約束了家族內部成員的不良行為，維護了優良的家庭傳統教育。現在的楊姓子孫已經和別人一樣，要從民間故事和影視戲曲中認識楊家將了，但由于他們世代生活在英雄家庭的氛圍中，至今還為自己出身楊門而自豪。  

    人生儀禮。按照中國民間的傳統習慣，在一個家庭成員的幼年、成年和老年等不同人生階段，要分別舉行誕生禮、成年禮、婚禮、壽禮和葬禮。未通過儀禮的人，不能算做正式的家庭成員，也不會得到社會的承認。它是家庭成員獲取社會認同資格的一種文化制度。

    家庭的親屬成員總是有限的，家庭要承擔它的社會義務，消解它所承受的社會壓力，還要與其他熟人關系相結合，形成一個社會關系網絡。與家相比，這個網絡是一個強網。在中國以往的傳統社會結構中，家庭關系與地緣關系相結合，就能形成這個強網。家庭關系與地緣關系的結合體，又稱家族共同體，它有以下兩個主要的文化功能：

    血緣凝聚力。家族共同體中的宗姓首先是血親家族的符號。家族內的每一個家庭按照父系的血緣認祖歸宗，單系傳遞。它排斥血親內部的婚姻，以發展嚴格的家族體制，維持家庭的倫理秩序。家庭中的女性成員雖被冠以宗姓，但她出嫁后，她的后代隨從外姓，以表明血親系統與姻親系統的主次關系。外姓移居入一地方社會時，在自己親戚少的情況下，有時通過與原社會內部的大姓認干親的方式，尋求社會關系網絡的保護。他們管這些大姓人家或叫“舅舅”，或叫“義父”，世世代代執晚輩之禮。干親之間經常走動，逢婚喪嫁娶、賀生祝壽、建房蓋屋、年節歲時禮尚往來，“親幫親”、“鄰幫鄰”被看做是情理之中的事，各姓家族之間都感到有了依靠。

    地緣凝聚力。家族共同體的情感歸屬離不開特定地域。在農耕社會中，人們的定居生活必須以土地為基礎。有了土地，他們才能落地生根，才能縮短兩次生育之間的周期，繁衍人口，提高生產力。對家庭來說，共同的土地資源是他們分享生命快樂的依據，是養育所有定居家庭的同一條血脈。

    家族共同體的地緣合作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生產互助。如實行無報酬的勞力和畜力支援，在地多人少與地少人多的家庭之間開展換工互助，以保證春種秋收不違農時。二是生活互助。云南哈尼族的葬禮在出殯當天，全村人要停止一切生產勞動，坐家陪喪，舉村致哀。河南的許多鄉村至今還保留著生活資料的互惠原則，每到逢年過節的時候，兩村免費互贈自己的農副特產，以調劑余缺，改善關系。三是在公共地的建設上實行基層民主制，用以維護村民的共同利益。所謂公共地，包括傳統聚會空地、路口處、公用道路和水源地等。在公共資源缺乏的鄉村社會，人們更加堅持村落民主自治。在山西霍縣和洪洞縣的“四社五村”，人們愛惜公共水源地的程度遠勝顧惜家族的面子。村落間互稱“老大”、“老二”、“老三”和“老四”，宛若四兄弟，比親人還親，這種關系已保持了一千多年。按照他們的內部規矩，家人的關系可以破壞，但地緣關系不能破壞。這種地緣聯盟能緩解家庭的內部矛盾，也能應付外在自然界和社會的壓力，能量很大。

    家族共同體在精神信仰上的層面更復雜，往往能夠超越地方社會，帶有民族共同體文化的色彩。信仰擁有一個共同祖先的人們，還會以某一傳說中的同一祖先為祭祀對象，定期舉行祭祖活動，鞏固地緣情感，教育后人熱愛家鄉，增強本土文化意識。目前國內祭者如織的黃帝陵、太昊陵、大禹陵等都被看成這種圣地，每年都有成千上萬的港澳同胞、海外華僑來到這里，祭祀祖先，表達他們的故園之思。

    過去由于貧苦、戰爭、疾病、流徙、社會動蕩等原因，中國人很難像西方發達國家那樣，用某種歷史建筑物或長期遺留的物化遺產來紀念一個家的存在，可是他們的顧“家”情感卻是世界聞名的。中國人的家庭觀念很強，又不依賴于豐厚的物資資源，主要是通過精神行為傳承來創造對家的文化記憶，這成為區別異文化的一個特點。甚至可以說，凡是中國人總會懷有認同家庭的共同意識的，這是他們永久無悔的精神文化紀念品，是一種深沉的歷史意識，也可以說是五千年中華文明的歷史積淀。它很抽象，但也很具體，因為它牽動著每一個中國人的生命情感、文化背景和傳統教育。在這種情況下發展的家庭文化事象，是一種特殊的社會文化，它能凝聚人心、管理國民和教育后代。

    2．社區組織的文化互動

    在中國的傳統社會中，不同地緣的家族組織往往結成社區群體。他們以某地方的圣地或社區農資集散地為中心點，以若干相毗連的自然區劃為范疇，形成歷史上較大的社會活動。比起家族組織和地緣組織，這種社區活動在更大的范圍內帶動了中國傳統生活文化的發展。

    (1)社區與地方圣地的活動

    我國各地都有一些傳說中的神仙、圣賢所在地，在它們周圍，都有一個神話群，一種能聚攏遠近人群的“文化意識”，一伙能操持本地民事的熱心組織者，和一種能預期引導地方文化輿論的戲曲或其他民間文藝表演。特別是華南、華北一帶的大廟會，都有這種性質。他們的活動有以下特征：

    對神仙、圣賢所在地的崇拜。北京西郊的妙峰山自明清以來，吸引了京畿地區眾多的村社組織前來朝圣。據1925年北京大學教授的調查，當年到妙峰山的民間香會組織就有99個，香會的名稱有“樂善俊山清茶圣會”、“南道水泉降香粥茶老會”、“公議呈供獻鹽圣會”、“萬壽善緣縫綻會”、“永佑平安繩絡老會”、“天津公善汽燈會”等。他們朝拜的神靈是碧霞元君。負責表演的各路班社稱花會。花會又分兩種：一種是香道會，不用人請，每年農歷四月初一至十五逢碧霞元君祠開廟時，自動上山進香演出；一種是局會，必須下帖子方能出山。演出的節目有五虎棍、地秧歌、中幡、獅子、扛箱、旱船、云車、竹馬……其套路、順序和地點都嚴守規矩，顯示了莊嚴的儀式性，不比尋常娛樂。整個朝拜活動由一個民間組織指揮，叫某某會，下設會首一人，管事四五人。他們募集錢物、攤派差事、頒發會啟、陳設儀仗，處事井井有條，把整個區域信仰活動安排得渾然一體、無懈可擊。

    交換農副產品。地方圣地的群體活動，有時也并不完全是慶典祭祀，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商品交換的需要。在福建建甌縣厚山村一帶，山巒起伏，交通不便，人口稀少，長期以來，當地舉辦的“三圣公王”廟會與社會組織聯系密切。廟會長達十天，可把沿溪流散落的各村村民吸引到一處前來參加廟會慶典，同時利用朝溪的門面和大路做物質交換的場所，使廟會與商品交換的集市結合在一起。集市的商品，有鹽、鐵器、農具、布匹、茶葉、木竹、藥材、米、油等生活日用品和生產必需品。購物的農民遍布附近二十多個姓的家族。他們平時散居在厚山村沿溪分布的細長村落上，難得一聚。在每年一度的廟會上，他們可以一道朝圣、一道購物，實現各村的參與感，使大家在思想上結成一體，這種情況，就不是某一村社組織所能做到的。

    賭勝。我國各地的區域活動中都有一些賭勝的內容，如觸摸某寺廟山門前的某一動物形狀或形態殊異的一小塊建筑物，表示能得到一種定向的神賜。它的實質是打賭，碰運氣，刺激人們從感官上接近神、共享神佑的愿望。賭贏了，人們說神靈；賭不贏，人們也不說神不靈，這表明人們知道這種活動的傳統意義是什么，不能用現在的眼光去衡量它。

    吃喝。食品主要是地方風味小吃。換句話說，許多地方小吃的食譜和飲食傳統都是在社區組織的活動資料中被保留下來的。北京的炸灌腸、面茶、艾窩窩、茶湯、扒糕、炸丸子、豌豆黃、炒肝、馬蹄燒餅、爆肚、荷葉粥、水晶肉、蕓豆餅、白水羊頭、鹵煮火燒等，都是常見的廟會飲食。在這種場合下出售飲食，與平常的商店售貨不同，它不但要求物美價廉，而且要有民俗特色，比如講究字號，工具和賣起來的動作也要地道。像北京人逛廟會愛喝的茶湯，是用炒熟的糜子面，佐以核桃仁、花生仁、芝麻等磨成粉狀的果料，開水沖沸而成。正宗的茶湯用大銅壺盛裝，大銅壺的大小，像一個小水缸。銅壺以紫銅為胎，壺腹中有一個煤球爐子，爐火燃旺后，開水就翻滾起來，熱氣騰騰。賣茶湯的師傅一手拿碗，放在距壺嘴四五十公分處，一手搬動壺把，開水噴射出來，不偏不倚正好沖到碗中，再把握壺的手慢慢松開，水柱也就漸漸不流了。這種茶湯的醇香、賣家動作的優美，都極見功夫。

娛樂。魯迅小說中的江南社戲，北京郊區的妙峰山花會，社會學家李景漢等搜集的定縣秧歌，20世紀30年代顧頡剛、吳曉鈴先生研究灤州皮影戲，都有娛神兼娛人的功能。看戲，是人們樂此不疲的一種活動。

    (2)社區文化互動的歷史價值

    社區文化活動可以跨越多民族的界限成為一個地方社會的共同活動。北京的妙峰山、白云觀、東岳廟等的進香活動就是例子。這個信仰群體至少包括漢、滿、蒙、回、鮮等五個民族的成員，他們的共同活動歷時幾個世紀而生生不息。

    社區文化活動可以保持各地方、各民族的文化特質。西北甘肅土族的文化活動，受到漢族、裕固族、東鄉族等周圍多民族文化的影響，但仍保持著自己重農務實的文化特色。

    社區文化活動可以保持地方文化遺產。社區活動的性質—般是超現世的，因而它能在一定程度上，擺脫現世的世俗利益，把含有信仰意義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產品保留下來，使之遺產化，而不進入商品系統。上述各種文化事象的傳承皆如此。

    三、中國日常生活的文化習慣

    在中國的日常生活文化中，有許多可以總結的東西，經過變型發展，能為現代生活所繼承。歸納起來，它們大致有以下幾點：

    1．血緣社會的禮俗美德

    血緣社會的文化以血緣家族共同體為基礎，結合地緣關系和社緣關系，形成集體觀念和行為事象。它維系個人與群體、家庭與社會之間的平衡關系，提倡祖宗觀念、孝養觀念、家庭觀念和鄉土觀念，營造親睦祥和的氣氛，培養善良、正直、奉獻的人格風尚，對形成中華民族優秀人文文化曾起到積極作用。

    2．人情社會的公益傳統

    中國人的日常文化觀中的一些公有共享的文化要素，在經歷了后世社會的淘洗之后，依然保存下來。在一個長期自給自足的農業社會里，在一個缺乏現代溝通的文化環境中，這些要素超常地起到了凝聚民族成員的作用。它使中華民族富有同情心和犧牲精神，樂善好施、不計回報、有容乃大、慷慨方正。這種民族性格，值得珍視。

    3.耕讀社會的奮斗精神

    儒家贊美土耕、尚賢舉才的思想，由于適應中國農業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發展水平，因而對上、下階層的文化都發生了深刻影響。隋唐以后，實行科舉，寒士崛起，更塑造了中國人的讀書心態和生活道路。在社會各階層中，耕讀成了一種社會理想，也成了一種進己途徑，人人都可以有選擇的機會和對前途的自信。它還造就了中國歷代優秀知識分子的奮斗傳統，使他們蔑視社會等級、以天下國家為己任，滿懷昂揚的自我意識、強烈的民族氣節和奔放的愛國激情建功立業。這給中國文化帶來了高亢、明朗、雍容、浪漫、從容不迫的氣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