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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傳統科學技術源遠流長，內容豐富。它對中華民族的生息繁衍、人文經濟、政治、軍事、文化、娛樂等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起著重大的作用，并在世界物質文明的發展中居于重要地位，例如在世界上獨樹一幟的四大發明、天文歷算之學和中醫藥學等。一些傳統的科學技術至今仍在生產生活中被使用和發生影響。為敘述方便起見，本節按學科分述，但這并不等于說，傳統科技已存在著這種完整的體系。另一方面，中國傳統科學技術的文化內涵，也是遠非本節所能涵蓋。本節簡要闡述中國的傳統科學知識、中國傳統科技的民族文化基礎、中國傳統科技的貢獻與歷史局限等。
    一、天文歷算之學的民族走向

中國傳統科學技術是一個歷史概念，就廣義而言，它可以被界定為在中國農業社會中曾存在的各種傳統科學和技術成果。天文、算學是它的一個門類。

在中國傳統科學中，天文、算學曾形成自己的體系。由于近現代西方科學的傳人，它們的影響大為減少了，但某些科學思想和科學認識仍留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

1．天文學知識

    中國傳統天文學包括天象觀測和歷法制定兩個部分。古人觀測天象的目的，是用天象的變化預卜人間的禍福。古人認為：天變是人事順逆、吉兇的表象，所謂“政失于此，則變見于彼”。人們將星空分為中宮(拱極宮)、東宮(蒼龍)、北宮(玄武)、西宮（白虎)、南宮(朱雀)。各星宿所主之事不同。如中宮中北斗七星“第一曰正星，主陽德，天子之象也。二曰法星，主陰刑，女主之位也。三曰令星，主中禍。四曰伐星，主天理，伐無道。五曰殺星，主中央，助四旁，殺有罪。六曰危星，主天倉五谷。七曰部星，亦曰應星，主兵”。其他四宮各有七宿，如東宮七宿為角、亢、氏、房、心、尾、箕。每一宿至少由兩顆星組成，如角宿有兩顆星，而南宮的翼宿有二十二顆星。每顆星所管的事情不一樣，如東宮房宿四星為明堂，即天子布政之官。此宿“四表”的中間稱作“天衢”，為黃道之所經。日、月、五星經由衢，則天下太平；經由陽道(天衢之南)則旱、喪；經由陰道(天衢之北)則水、兵。房星明亮，主王者明；房星離，主民流離。又如此宮斗宿，共六星為“天廟”，象征丞相、太宰之位，主褒賢進士，秉爵授祿。天子有事占于斗，斗星圣明，王道平和，爵祿行。

    這種將星象與人事相聯的思維是虛妄的，但是由于觀天測星的需要，人們認識了星的數量、亮度、顏色、分布、運動等自然屬性，則有一定的科學價值。

    歷法是根據太陽、月亮的運動變化制定記時方式的方法。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歷法，如回歷、泰歷、藏歷。而同一民族在不同的時代，也有不同的歷法，如漢代曾經用過太初歷、四分歷、乾象歷等。現在世界上通行的是西方的公歷(即格雷果里歷Gregorian Calendar)，中國用的則是陰陽合歷。中國傳統歷法的基本元素是日、氣、朔三點。“日”就是一晝一夜，古代采用干支紀日，從甲子到癸亥，六十干支名循環使用。“氣”分“中氣”和“節氣”兩種。人們確定從冬至點到下一個冬至點為一回歸年。在一個回歸年中，有前面介紹的二十四“氣”。“朔”是日、月的黃道經度相同的時刻。每兩朔之間的時間稱為一個“朔望月”，十二個朔望月即為一個歷年。它的時間長度與回歸年有一個差數，不到三年便相差達一個月。為了不使其與回歸年脫節，必須在歷年內增加一個月，這個月就叫“閏月”。這就是陰歷年(農歷)與陽歷年(公歷)的時間不相同的原因。元旦為陽歷年之始，春節(正月初一)為陰歷年之始。

現在我國民間還流傳著不同的計時制度和器具。如十二時辰，即以太陽南中作為正中點。一晝夜分為十二等分，每時辰為二小時。夜半子、雞鳴丑、平旦寅、日出卯、食時辰、隅中巳、日中午、日昳未、哺時申、日入酉、黃昏戌、人定亥。每辰的起點叫“某時初”或“某初”，正中點叫“某時正”、“某正”或“某半”。計時器具有漏壺、香篆等。所謂漏壺，即用一固定尺寸的銅壺盛水，在壺壁上刻畫時刻的標記，再根據壺水淹浸的部位讀出對應的時刻來。“香篆”是將更香做成篆字形狀，點燃后，燃燒點沿著篆字的筆畫推進，燃完為一整天。計時器具也有用蠟燭和煙來計時的。  

　  2．算學知識

    中國傳統算學的特點首先是其應用性。西漢學者劉歆說：“夫推歷、生律、制器、規圓、矩方、權重、準繩、嘉量，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度長短者不失毫厘，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索。其次是獨特的籌算記數法。三是以算術、代數為主，幾何學不發達。傳統算學中的許多算法至今仍保留在民間，下面簡述幾種常見的算學知識。

    七巧板。也稱“七巧圖”、“智慧板”，是漢族民間流傳的智力玩具。它是由唐代的燕幾演變而來的，原為文人的一種室內游戲，后在民間演變為拼圖板玩具。據清陸以湘的《冷廬雜識》說：“宋黃伯思燕幾圖，以方幾七，長短相參，衍為二十五體，變為六十八名。明嚴澂蝶幾譜，則又變通其制，擬勾股之形，作三角相錯形，如蝶翅。其式三，其數十有三，其變化之式，凡—百有余。近又有七巧圖，其式五，其數七，其變化之式多至千余。體物肖形，隨手變幻，蓋游戲之具，足以排悶破寂，故世俗皆喜為之。”現七巧板系由一塊正方形切割為五個小勾股形，將其拼湊成各種事物圖形，如人物、動植物、房亭樓閣、車轎船橋等，可一人玩，也可多人進行比賽。利用七巧板可以闡明若干重要的幾何關系，其原理便是古算中的“出入相補原理”。

    韓信點兵。亦稱“孫子算”、“鬼谷算”、“隔墻算”、“翦管術”和“秦王暗點兵”，褚人獲《堅瓠集》載有歌訣：“《挑燈集異》有隔壁算決，三人逢零七十稀(每三作一數，三數之余，或余一則作七十，余二則作一百四十，如無余不必論)，五馬沿盤廿一奇(一作五人折桂女廿一枝；每五作一數，五數之余，或余一則作廿一，余二則作四十二，余仿此)，七星約在元宵里(每七作一數，七數之余，或余一則作十五)，一百零五定為除(蓋前后總積數若干，這一百零五或二百一十即除去，余所存數即其手中所握之數也)。”

    這就是現代數學中的一次同余式組解法，西方人也稱之為“中國剩余定理”。

    二、中醫藥學的民族文化基礎  

    中醫藥學是中國傳統醫學理論的瑰寶。中醫藥學的形成，一方面來源于對臨床治療的歸納，一方面與整體民族文化背景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例如神仙方術、道教思想、陰陽學說、五行學說、宋明理學等，均對祖國中醫藥學的形成與發展產生相當深刻的影響。它不是一般的醫學，而是在醫學發展的不同階段，不斷吸收各種民族文化理論，使之成為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當醫學理論體系建立起來以后，又必須接受實踐的檢驗，許多經不起實踐檢驗的理論逐漸銷聲匿跡。而新的經驗又促使智者在傳統民族文化所能達到的知識水平上將其總結提升為理論。中醫藥學就是在這種錯綜復雜的關系中逐步發展起來的。

    1．中醫藥學理論的形成與發展

    醫學在古代被視為“方技”的一部分。據《漢書·藝文志》的記載，當時的“方技”包括“醫經(醫學理論)”、“經方(治療方法)”、“神仙(長生不老之術)”和“房中(性技術)”四個組成部分。其共同特點是尋求益壽延年的技藝。隨著歷史的發展，“神仙”與“房中”兩種方術色彩較濃的內容，與道教融合，脫離了中醫藥學的體系，“醫經”和“經方”逐漸成為傳統醫學的主體。至兩漢時期，傳統中醫學的理論框架基本定型，至今未有重大改變。古代還出現了一些經典醫學著作，如以醫學理論為主的《素問》，以針刺療法為主的《靈樞》  (后世將這兩部著作合稱為《黃帝內經》)，藥物學專著《神農本草經》，及《難經》、《傷寒雜病論》等。漢代已有“四診”的診斷技術，  “四診”是望、聞、問、切。其中，主要是切脈方法的應用，使醫生能夠更多地了解人體內部的變化，進行脈象變化與疾病關系的理性分析，摸索出人體的脈氣循環系統，創立中國獨特的脈學理論。

    自漢至宋，歷代醫家對醫學理論、醫療方法和藥物加工不斷進行研究，進一步豐富了傳統醫學的內容。西晉王叔和的《脈經》，首次將脈診法規范化，皇甫謐的《針灸甲乙經》，是我國針灸學的第一部專著。隋唐時期孫思邈編寫的《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等大型方書，代表了當時臨床治療方劑發展的空前盛況。在宋代成書的《洗冤錄》則是中國、也是世界少見的法醫專著。此書后來在我國沿用了六百年，為后來的各種法醫書籍所模仿或參考，還曾被譯成多種外文，在海外廣為流傳。

    明清時期的傳統醫學成就，是在探索免疫治療法上有重大突破。中國至少在16世紀已開始用人痘接種的方法預防天花，這一發明，直接啟發了18世紀英國人琴納對牛痘接種法的發明，在世界醫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我國的藥學是傳統醫學的組成部分。藥學與藥物的起源與應用是不同的概念。我國對藥物的使用發生很早，有關藥物的應用知識在先秦文獻中已有記載。但藥學理論的出現，是在西漢時期，當時出現了“本草”一詞，將藥學當做一個醫學分支，從這時起，藥學才具有獨立的地位。所以中國古代的藥學，又稱“本草”之學，其內容為記述各種藥物的名稱、性狀、功能、主治、產地及采集、加工、保存等知識。在較晚出現的本草學著作中，還附載了許多配合應用的范例，稱為“本草附方”。現存最早的藥學專書是南朝道士陶弘景補充修訂的《神農本草經》，以后，明代大醫學家李時珍花費畢生心血完成了集祖國藥學之大成的偉大著作《本草綱目》，為祖國乃至世界醫學史提供了一部藥學百科全書。

    直至西方近代科學傳人后，中國的傳統醫藥學才遇到了非難。但中醫的實際治療效果始終為中外人土所承認。從本質上說，當時對兩者不同的看法，是近代西醫臨床理論與中國博大精深的醫學文化的歷史撞擊，中國傳統醫學始終是整個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

    2.中醫藥學的基礎理論及其對本民族文化的吸收

    (1)腑臟學說

    在中醫學上，臟，包括心、肝、脾、肺、腎，統稱“五臟’：腑，包括胃、大腸、小腸、膀胱、膽、三焦，統稱“六腑”。兩部分合稱“腑臟”。這一學說的核心是“臟象之說”，即認為五臟六腑長在體內，但其形象和功能卻表現于外。其實這種認識缺少解剖學的依據，如中醫對五臟功能的描述，因沒有重量、生化的知識而不能得到科學的證實，目前還是一種脫離解剖形態的推測；對六腑功能的描述，也是建立在古代粗淺解剖的直觀認識之上的，從現代醫學論證上說，也還需要探索。因此，腑臟在中醫學里，不是一個單純的生理解剖概念，更重要的是一個傳統文化概念。它的思想來源，是陰陽五行學說。在這一體系中，把五行觀念與人體器官相配屬，分列為五官、五色、五味、五音和七情，然后將它們的內性外象聯系在一起考察，通過觀察人體外部器官與內臟之間的某種聯系和根據臨床經驗進行辨證施治它在祖國醫學幾千年的實踐中取得了實證效果。

    (2)經脈學說  

    經脈學說惟見于中國的傳統醫學理論，而不見于世界其他國家的古代醫學。它是中醫基礎理論的另一支柱。根據這一學說，人體經脈包括十二經脈、奇位八脈、十二經別、十二經筋、十二皮部和十五絡經，是一個相互聯系的循環系統。這一學說把人的生理系統看做是一個如環無端的循環圈，其中有人體器官的配屬關系，人體與外界的天人配合關系，人體中的氣結、聚、散與筋肉的關系等，并將其付諸臨床應用。在現代醫學中，經絡系統之謎，尚未解開。但這一學說對于中醫學的長期臨床實踐，確實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它強調人體的外表、肌肉與內臟的密不可分的聯系，強調生理健康與心理健康的辯證關系，并以此為依據，進行診斷和治療，這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整體觀念和事物聯系發展的觀念是相一致的。

    (3)針灸學說

    針灸是針刺與灸法的合稱，它的出現是對經脈學說直接應用的結果。按照針灸學說，只要確定了某種病癥屬于某一經脈，即可直接施治，其要點是辯證解決人體健康中的“阻滯”與“疏通”的矛盾關系。這既是一種治療方法，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種思維方法。許多人認為，中國傳統醫學可以分為兩大體系，即以神農——草藥為脈絡的藥物學治療體系，和以黃帝、伏羲——針砭為脈絡的針灸學治療體系，便是從醫學史和文化史兩方面加以綜合得出的。針灸學說是中國傳統醫學文化的一種創造，現已廣泛流傳于世界各地。

　  三、四大發明的民族貢獻

    中國的傳統科技曾長期居于世界領先水平，中華民族舉世公認的重大貢獻是四大發明。它代表了中國農業文明的輝煌成就，曾改變了整個人類文明的歷史進程，是具有獨特的民族文化史意義的偉大技術成果。

    造紙術是我國古代勞動人民的一項卓越創造，它的發明者傳說是東漢時期(公元2世紀初)的蔡倫。蔡倫用樹皮、麻頭、破布和舊魚網造紙，據說造出來的紙質地良好，還大大降低了成本，因此很快在國內推廣，使“天下咸稱蔡侯紙”(《后漢書·蔡倫傳》)。自公元6世紀起，造紙術開始向東南亞國家流傳，公元8世紀傳到了中東阿拉伯國家，公元12世紀傳人歐洲，但直到公元16世紀，歐洲人才普遍用紙，這時離蔡倫發明造紙已經一千多年了。紙的發明，對世界各國的文化、教育、政治、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

    印刷術是我國古代勞動人民的又一重要發明。早在唐代初年我國已出現了雕版印刷技術。宋仁宗時期(公元11世紀中葉)，畢昇發明了活字印刷術，既節省了工料，又提高了工作效率，加速了我國印刷業的發展。公元8世紀時，雕版印刷術傳入日本，公元14-15世紀，雕版與活字印刷開始并行歐洲，成為人類共享的文明成果。印刷術的發明，帶來了我國明清文化的繁榮，促進了歐洲的宗教改革運動，推動了世界各國思想文化的交流。

    火藥的發明至遲在唐朝。唐朝末年已能生產火炮和火箭，北宋時期已能制造用于軍事的霹靂炮。南宋發明了管形火器，即近代槍炮的雛形。公元10世紀左右，蒙古人和阿拉伯人陸續學會了使用火藥火器，13世紀以后，火藥傳人歐洲。火藥在歐洲近代政治和商業發展史上發揮了極大的威力。

    指南針的發明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劃時代事件。我國早在戰國時期就發現了磁石指示南北方向的現象，制成了最初的指南針－－司南。到北宋末年<公元12世紀初)，指南針已被用于航海貿易。在宋代，中國的商船在印度、南洋和波斯灣一帶十分活躍，阿拉伯人從中國人那里學會了使用指南針的技術，后經阿拉伯人之手，指南針傳人歐洲。指南針幫助哥倫布完成了震驚世界的地理大發現，促成了海上新航線的開辟，導致了世界市場的出現。

　　中國盡管有四大發明這樣的科技成果，但這些發明創造始終未能成為社會前進的主流。中國古代的許多科技發現都無法得到社會的推廣和應用，往往出現中斷、失傳的現象。這是與中國傳統農業社會的性質和制度分不開的。這種情況，現在正在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