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治維新以前日本的教育
日本是亞洲東部的一個島國。從7世紀中葉以后,日本開始向封建社會過渡。在長期的封建社會中,日本在學習中國古代文化教育的基礎上,結合自己的實際,逐漸形成了獨特的教育體系。
明治維新以前的260多年,在日本歷史上被稱為江戶時代或德川幕府統治時期。幕府是指以武將為領導的,獨立于日本天皇之外的最高權力機關。17世紀,英國發生資產階級革命時,日本由德川家族所建立的幕府統治著,天皇完全處于幕府的控制之下。在地方,日本的封建主稱“大名”,他們的領地稱為“藩”。在幕府和藩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日本也相應在形成一種獨特的崇尚勇武、堅忍、重名輕死的“武士道精神”和信佛敬祖、嚴守禮法的“神道教精神”,對日本政治、思想文化和學校教育的發展發生了重要的影響。
在日本封建社會發展過程中,對日本教育產生較大影響的思想文化主要有儒學、國學和蘭學。
幕府時期,為了維護封建等級制度和對精神支柱天皇的效忠,日本非常崇尚中國的儒家文化,特別是中國宋朝朱熹的朱子學。日本人吸收的中國封建社會的典章制度和儒家的政治倫理思想,構成了日本封建社會教育的主要內容。當然,日本將儒學加以改進,更重視“忠”、“勇”,而不是“仁”、“孝”。
這一時期,在日本思想文化領域中,日本本土所形成的“國學”也逐步得到發展。它提倡日本的民族精神——大和魂,大和魂與日本的神道精神結合在一起,成為神化和維護天皇統治的思想工具。
此外,隨著西方天主教的傳入,西方的文化思想也開始向日本滲透。為了防止歐洲殖民勢力和文化思想的入侵,最初,日本采取了“鎖國”的,反對一切西方宗教和文化思想。后來,又采取區別對待的禁“洋教”,不禁“洋學”的,只通過荷蘭人了解西方的文化和科學知識。因此,西方文化在當時也被稱為“蘭學”?!疤m學”的傳人,對于19世紀發展起來的日本反封建的啟蒙思想有直接的影響。
幕府時期,日本的具有等級特點的教育機構逐漸發展起來,主有以下3種類型:
(1)幕府直轄的學校機構。主要有昌平坂學問所、和學講習所、開成所及醫學所等。其中,1631年成立的昌平坂學問所是最重要的儒學傳播的中心。它設有祭祖孔子的圣堂,重視學校研究,許多藩校的教師都來自于該校。和學講習所是傳授日本國學的中心。開成所是傳授西方文化科學知識和西方語言的中心。醫學所主要教授荷蘭醫學。
(2)藩學。藩學一般設在地方封建主“大名”的領地上,以培養藩國的武士為目的。藩學的教學內容最初是以教授漢學書籍為主,同時教以習武。1715年以后,逐漸增加了近代科學知識的內容,如數學、醫學、航海和軍事技術、西方語言等。也有的藩學重視日本的國學和日本歷史的研究。
(3)民眾的教育機構,包括鄉學、私塾、寺子屋等學校。鄉學分為大名的親族或家庭為自己的子女開辦的學校和庶民在鄉村中設立的學校兩種。前一種類似于藩學,后一種類似于守子屋。私塾是由學者個人收徒授業的,有的以傳授一家之說而聞名。寺子屋在幕府初期受佛教的影響多設在寺院。后來隨著民眾對文化需求的強烈,設在寺院以外的寺子屋逐漸增多,到明治維新前夕,已發展到2萬多所。寺子屋的開辦人最初多為僧侶,后來一些武士、醫生和平民也加入了進去。寺子屋的學生稱“寺子”,來自社會的各個階層,其中以平民子弟最多。學習的科目主要是讀、寫、算和誦讀佛經等。寺子屋作為一種初級的教育機構,具有廣泛的大眾性,為日本明治維新后初等教育的普及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19世紀中葉以后,日本的封建社會趨于解體,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逐步形成,與此同時,也出現了一批反對封建制度、主張學習西方以自強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啟蒙思想家和教育家福澤諭吉。福澤諭吉(1834-1901)年青時曾研究過漢學、蘭學,并于1860-1867年間三次去過歐美,深受西方近代資產階級自由民主的思想和自然科學的影響。他強烈批評日本封建制度和文化的落后性,主張發展工商業,實行社會改革。他認為,深受儒學影響的日本文化與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相比,缺乏獨立心和數理知識。因此,他一生積極從事宣傳新思想和培養新人的教育活動。在教育上,福澤渝吉特別重視個人獨立性的養成,主張“以一身之獨立,求一國之獨立”。他強調,學校教育“不是傳授知識的,而是開發人類天資的場所”。1858年,他創立的“蘭學塾”(1868年改為慶應義塾)強調獨立精神的培養,重視數理之學研究,為明治維新培養了許多優秀人才。福澤諭吉也重視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認為學校教育不重視家庭教育,猶如“枯木求花”。此外,福澤諭吉還積極從事著述和翻譯工作,著作和譯著達數十卷。主要著作有《勸學篇》(187-1876)、《文明論之概略》(1875年)、《文明教育論》(1889年)。
二、明治維新后日本的教育
1868年,是日本歷史發展的重要時期。以中、下級武士和藩主為代表的倒幕派推翻了德川幕府的封建統治政權,發表“王政復古”、廢除將軍制的宣言,成立了明治政府。明治期間,明治政府所推行的資產階級改革運動,史稱“明治維新”。從此,日本進入了資本主義近代化的歷史時期。
在明治維新的過程中,日本政府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和教育方面實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提出了“富國強兵”、“殖產興業”、“文明開化”的改革目標。其中,“富國強兵”就是建立一個經濟發達、軍事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殖產興業”就是鼓勵與扶持日本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文明開化”就是全面學習西方資本主義的文化、技術和知識,以保證日本的獨立、富強;免受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侵略。為此,1868年3月,日本以天皇誓言的形式發布了政府的施政綱領——五條《御誓文》,其中的“破從來之陋習”和“求知識于世界”兩條,表明日本新興資產階級放棄閉關自守政策,向西方學習的決心。與改革目標和施政綱領相適應,且871年,明治政府“廢藩置縣”,確保了中央政府對全國的直接統治。同時,改革中央政府管理體制,設置適應日本資本主義發展需要的新的官制。其中,設置了文部省,負責管理全國的文化教育事業。文部省成立后,即著手學校制度的改革。1872年8月,頒布了日本近代第一個教育改革法令——《學制令》,具體規定了日本的教育領導體制和學校制度。
《學制令》由學區、學校、教員、學生和考試5大部分組成。在教育領導體制方面,日本仿效法國,實行中央集權的大學區制。在文部省的統一管轄之下,日本全國劃分為8個大學區。每個大學區設立1所大學和32個中學區,每個中學區設立1所中學。中學區又分成210個小學區,每個區設貝所小學,計劃在全國設立57360所小學。教育行政管理上實行中央集權制,即在文部省的統一領導下,設立督學局。各大學區設督學,各中學設監督。督學有權與地方官員協商督辦區內的學校。學區的監督負責管理和監督小學區的學務。為了改革舊的制度,建立新的制度,《學制令》規定廢止寺子屋和鄉學,開辦8年制的、分為初級和高級兩段各4年的小學校,接受普及義務教育。《學制令》的制定反映了日本教育改革的決心,但由于日本當時財政困難,百姓又不滿征收過重的教育稅和學費,日本的許多地方都發生了搗毀學校的事件,新學制的改革計劃未能全部實現。
從1873年到1878年,日本的小學校數和學生數都有較大的增加。1873年,日本小學適齡兒童的人學率只有28.l%,到1878年已上升到40.2%。但日本的教育仍面臨著教育管理體制、學校制度和教科書等問題。1879年,日本廢除了1872年的《學制令》,頒布了《教育令》。
《教育令》是日本參照美國的教育改革,第二次建立國民教育制度的嘗試。其特點是中央放寬對地方教育事業的控制,給他方更多的自主權。主要內容有,廢除大學區制,把教育行政領導權交給地方;實行選舉制,由各地民眾選出的學務委員會負責管理學校;改變學制,普及初等義務教育的年限縮短為4年。由于《教育令》受美國的影響,強調地方分權和教育自由化,很快遭到反對。1880年,《教育令》又作修改,中央政府又加強了對學校教育的控制,選舉制又改為任命制,4-4分段的小學學制改為3-3-2分段的學制(即小學初級科3年,中級科3年,高級科2年),其中小學初級科的3年為義務教育階段。
19世紀80年代,日本資本主義在天皇制的國家政權的大力扶持下得到迅速的發展,日本的經濟也轉化為帶有軍國主義性質的、以特權商人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經濟。為了適應日本政治和經濟的發展,1885年,日本廢除了太政官制,建立了內閣制,伊藤博文任第一任總理大臣。
1885年,森有禮任文部大臣,開始了日本新的教育改革。森有禮接受了德國國家主義的思想,主張通過教育維護君主立憲制。他強調為了國家的富強,應當實施全民皆兵的軍事訓練教育。根據國家主義的教育思想,1886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學校令》,其中包括《小學校令》、《中學校令》、《帝國大學令》、《師范學校令》。
《小學校令》規定,小學仍恢復1872年的《學制令》規定的4-4分段的學制,即設4年制尋常小學和4年制高等小學。小學實行收費制,前4年為義務教育階段。
《中學校令》規定,中學分為尋常中學和高級中學。前者為5年制,由地方設置管理,屬于普通教育學校。后者為2年制,屬于大學預科性質,全國只設5所,由文部省大臣直接管轄。
《帝國大學令》規定,將日本的東京大學改為帝國大學,實行學院制。帝國大學由大學院和分科大學組成。大學院側重學術和科學研究,分科大學側重傳授專門知識和培養國家應用方面的人才。分科大學設法、理、醫、工、文五個學院,其中法學占有突出的地位,它的校長兼任帝國大學的總校長。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日本又成立了京都、東北、九州、北海道等幾所帝國大學,原帝國大學改為東京帝國大學。
《師范學校令》規定,將師范學校分為普通師范學校和高等師范學校。普通師范學校由地方設立,培養公立小學的教師和校長。高等師范學校由國家設立,培養中學教師和校長,也培養普通師范學校的教師和校長。師范學校的主要任務是培養教員應具備的品德和學識。在品德方面,特別強調培養順良、信愛和威重的氣質。同時,還要對師范生進行軍事體操訓練,實行兵營式管理。以后,這種軍事訓練制度逐步擴展到大學、中學和小學,各級學校成為培養日本軍國主義者的基地。
在強化對日本各級學校進行改革和管理的同時,日本政府為了進一步鞏固天皇制的國家政體,十分重視對國民的思想道德教育。1889年,日本頒布了帝國憲法,承認天皇統治的合法性。1890年,日本政府以天皇詔敕的名義頒布了以儒家忠孝、仁愛為教育內容,摻雜近代資產階級倫理道德的《教育敕語》。它規定日本教育的目標是培養忠于天皇的臣民和忠于父輩的孝子,要求學校、社會、家庭都要教育人們在家做孝子,在外做忠臣。在道德教育方面,還要求培養學生“忠君愛國”、“義勇奉公”、“保衛皇運”的品質?!督逃氛Z》的頒布,規定了日本近代教育發展的方向,奠定了日本國民道德教育的基礎,一直成為二戰以前日本教育的總的指導綱領。
《學校令》頒布以后,日本的各級學校教育都得到了較快的發展。1891年,日本小學的入學率為50.3%,到1902年,日本基本上普及了初等教育。這一時期,日本的職業教育也得到一定的發展。1893年和1894年,日本先后頒布了《實業補習學校規程》和《徒弟學校規程》、《實業教育國庫補助法》以及《貿易學校規程》等法規,促進了職業教育的發展。到1908年,日本實業補習學校已有4185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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