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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漢時期是中國封建王朝的成長期，也是中國王朝政治第—次強盛期。這一時期共經歷秦(公元前221～前206年)、西漢(公元前206～公元8年)、新朝(公元8—23年)、東漢(公元25～220年)四個朝代，歷時400余年。統一帝制王朝的歷史實踐，使中國文化發生了許多重大的新變。先秦文化部分被吸收、改造，部分也被中斷；適應封建帝制要求的新文化確立。秦漢時期的中國文化在總結、告別著過去時，也在開始著未來。  
　　一、邊疆的開拓與文明的同步發展

    1．經略南方

    秦漢帝國不同以往的氣魄首先表現在疆土的開辟，和對匈奴曠日持久的邊防戰爭。

兩漢時期，中原同東南、華南和西南地區的聯系進一步加強。秦漢時期對東南、華南及西南地區的經略，為漫長的南方開發歷史作了開端。

    2．對匈奴的戰爭及開通西域

對秦漢特別是后者的歷史而言，有著更大影響的是北方和西北邊疆的經略。與匈奴貴族長期戰爭，直接影響著漢帝國的內政；而對付匈奴，又直接引發了西北邊疆的開發及通向中亞乃至西方的“絲綢之路”的打通。

與主動的經營南方不同，在北方，秦漢政府取的是守勢。秦統一中國時，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業已強大，并且趁中原內戰之際，進占河南(今內蒙伊克昭盟)之地。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秦朝軍隊30萬在將軍蒙恬率領下北擊匈奴，掃清了陰山以南的匈奴勢力。秦在黃河以北地區駐扎軍隊，在河南之地設立郡縣，從內地移民三萬墾荒守邊；同時，調集大量人力、物力修建長城。先秦時期，秦、趙、燕三國都曾修建過長城，秦朝主要工程是將原有的長城連接起來。但盡管如此，這項工程也是浩大的，耗費了大量的民力，對秦王朝政治構成致命的傷害。有感于此，西漢王朝在很長的時間里，對匈奴政權采取忍讓的“和親”，一直到武帝時期。在漢武帝數十年對匈奴戰爭中，大的戰役有三次，即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收復河套地區的河南戰役，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 爭奪河西走廊的河西戰役，及規模最大的漠北戰役(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三次戰役，迫使匈奴向西北邊遠地區遷徙，基本解除了匈奴對漢西北地區的威脅。

打擊匈奴引發了西域的打通。狹義的西域指新疆地區，天山南北當時分布著大小36個國家，文明水準相當高。廣義的西域還包括中亞、印度、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一部分。漢武帝曾派張騫兩次出使西域。預定目標沒有達到，但發現了西域各國，此后漢與西域使臣來往不斷。為徹底肅清匈奴在西域的勢力，漢武帝兩次大舉對西域用兵，基本控制了西域。從漢宣帝時起，設立西域都護，確立了在那里的統治。東漢與匈奴繼續爭奪西域，著名的班超出使西域后，東漢在西域的統治再次得到確立。打通西域的當時意義是打擊匈奴，而它的深遠意義是文化的交流。著名的“絲綢之路”不僅交流著物質，也溝通著中外的文化。中國文化經西域傳到中亞乃至歐洲，異域文化如音樂、舞蹈等大量傳來，而佛教的東傳，是打通西域最明顯的結果之一。

  　3．邊地民族的內附

　　二、王朝政治的新格局

　　1.郡縣制的確立

　　從秦朝建立到漢武帝初期百余年里，王朝政治經歷了郡縣制與分封制的反復。在西周，封建諸侯所以成功，在于當時眾多“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部族的存在，共同的文化基礎尚未形成。這都限制著王朝與諸侯必須共存共生。漢代這樣的前提已經消失，諸侯國只會片面發展自己而不顧朝廷。漢景帝時以吳國為首的“七國之亂”的爆發及其平定，標志著分封諸侯做法的徹底過時。經過漢武帝一番切實的削弱的實施，郡縣制作為王朝惟一的政治制度，最終得到確立。政治大一統的格局由此正式形成。

　　2．中央集權制

　　秦朝為中央集權制奠定了規模。最高權力者稱皇帝，表示他的地位與上天同尊。皇帝之下是所謂“三公”，即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丞相是皇帝的副手，輔佐皇帝處理政務；太尉主管軍事，但秦代有其官無其人；御史大夫掌管重要文件，負責監察百官和司法審判。三公的權力各自獨立，互不相屬，從而保證皇帝決斷的大權。三公之下設掌管具體事務的官吏，主要有九個部門，在漢代稱“九卿”。另外，皇帝身邊還有一批親近侍從人員，如尚書、常侍、給事中等。后來丞相以下的三公九卿稱“外朝官”，皇帝的親近侍從則稱“內朝官”。

在地方，秦與西漢是郡、縣兩級制；東漢負責監察州縣政務的刺史，逐漸固定為地方行政最高長官，地方行政體系變為三級。縣的行政官員為令長，下有縣丞、縣尉，一文一武，輔佐令長。縣以下的基層組織是鄉、亭、里。鄉、亭的主要官吏是嗇夫、游徼和三老。三老負責教化。

這顯示著秦漢時期歷史的走向。中國古代逐漸變成一個“大政治，小社會”的家國。從朝廷指向地方、指向社會基層的政治權力，越來越深入普遍，民間可以自為的方面、范圍越來越少，越來越小。

    在中央的權力上層，是“內朝官”地位逐漸取代“外朝官”，皇帝剝奪丞相的權力。漢成帝時，進一步把宰相的權力三分為司徒、司空、司馬。到東漢光武帝時，三公九卿形同虛設，國家大權實際完全操縱在尚書機構中。此時的尚書仍然是“文屬少府”的小官。官小而任大職，便于控制，對皇帝的個人意志構不成障礙。

    不信任丞相、剝奪相權的后果是嚴重的。東漢的外戚與宦官輪流把持朝政的混亂局面，直接與此有關。大一統的王朝，要統治經營這樣一個龐大的國家，就必須有一個龐大的官僚體系，就必須有一個官僚體系之長。但帝制皇權并不能尊重這個現實，所以要削弱剝奪丞相權。合法的相權被剝奪，那只有非法的相權，而非法的相權帶來的必然是昏亂。這就是兩漢的政治現實，如果說政治也是一種文化的話，這就是中國王朝的政治文化特征。

3．官員選拔的文化標準

    統治一個幅員廣大的國家，需要龐大的官僚隊伍。秦漢特別是兩漢王朝，在選拔、任用官員方面有許多為后世所不及的地方。兩 漢選官方式多種多樣，最重要的有察舉、征辟、考試等方法。察舉就是選舉，是一種由下向上推選官員人才的制度。有許多科目，其中孝廉、茂才、賢良方正文學三科最顯著。孝廉即孝子廉吏，是兩漢人仕的正途之一。三科中，孝廉重德行，茂才重才能，賢良方正則重在學問。一個人只要出身沒有政治問題，不是商人家庭，都可以以三項中的任何一項長處進入上流社會。三科取士是政治，也是文化行為，對化導社會以道德立身、以學問揚名，有著非常實在的作用。

后世王朝用人權在中央，兩漢則是中央地方并行，這就是征辟的內容。在中央有皇帝征辟和公府(即丞相或司徒、御史大大或司空、太尉或司馬三府及九卿府)的征辟，在地方有州郡的征辟。

漢代的考試是與察舉相伴而行的，察舉出來的人是否任用，還須經過各種考試，種類有

皇帝策試、公府考試、博土弟子課試等。隋唐以后的科舉制，即由此而來。不論是察舉還是征辟，都與一個人的社會聲望有關。社會健康的時候它可以激發人上進，但也極易促成虛偽風氣的形成。漢代這方面的事例也不少。

    三、重農主義的基本國策

    重農主義是為保護小農而打擊工商業的一種國家觀念。這種觀念起于西周，成就于戰國的法家。這種觀念把農業視為“本”，把工商業視為“末”，認為后者不僅是社會浮華、墮落的原因，而且是小農的兼并者和國家利益的侵蝕者。商鞅在秦國變法，“驅農歸戰，利出一孔”的政策，是典型的重農主義。它使秦國獲得了統一的成功，在西漢成為國家的基本國策。

    四、兩漢經學的歷史、文化功能

    1．漢武帝的“獨尊儒術”

公元134 年，漢武帝接受董仲舒《天人三策》的建議，罷黜黃老百家之言，獨尊儒術，自此儒家思想正式上升為國家的統治思想，一直延續了兩千年。董仲舒的儒學是熔陰陽家、黃老、名法家等多種學說為一爐的新儒學，講陰陽五行、好言災異及天人感應使之充滿了神學色彩。董仲舒大講這些內容有明顯的限制皇權的用意，但是武帝對此并不接受。但國家既然以儒學為教，改制的措施是必要的。對當時的民眾特別是讀書人影響最大的是任用布衣儒生公孫弘做丞相，以及為五經博士官設弟子員若干名。這都意味著通曉儒家經典已成為入仕做官的主要途徑。

    尊儒術、興太平首先產生結果的是在文學方面。漢大賦所以名“賦”，在當時作家是很明確的，就是要皈依《詩》經學的“六義”大法。更有意義的是樂府采詩制度的實施。樂府這一政府機構，可能秦代就有，但是用這個機構大力采集民歌，卻是漢武帝“獨尊儒術”的表現。

    2．經學與王莽新政

    漢武帝雖罷黜百家，但在他做皇帝的時代里，儒學的政治理念并未有施展的機會。武帝的政治，他的曾孫宣帝說得好，“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實際是內法外儒；武帝的丞相公孫弘也是因以儒術“緣飾”吏道而得信任。到了宣帝子元帝即位后，情況發生大的轉變。元帝上臺后提拔了一大批名儒來主政，西漢儒生一套寬政減刑、不與民爭利的言論不顧實際地得到實行。建國二百年的王朝腐敗已經十分嚴重，本來“王霸雜用”的官方理解是以“王道”對付好人，“霸道”對付壞人，現在全用“寬政”，王朝政治如脫韁之馬般地向更腐敗的地步墮落。如上所述，漢代的儒學是雜著陰陽災異的混合物，它的宇宙論模式是陰陽家的五行相生相克，落到歷史層面是“五德終始”之說。政治的腐敗透頂，再加上自然災害頻仍，漢家“失德”該有新王朝代漢的說法漸漸流傳開來。同時，世人接受這樣的說法，還有著更堅實的基礎，那就是《尚書》等經典中保存的“堯舜禪讓”、“湯武革命”的理論。這給了經學之士膽量，谷永等一批人公然對著皇帝說漢家該讓位的言語。漢哀帝在任命他的寵臣董賢做大司馬時，居然也用了《尚書》中堯任命舜時的語言，可見連皇帝都有了禪讓的意思。

    在這樣的情況下，王莽的出現是必然的。不能簡單地把王莽代漢視為外戚的干政篡權。王莽其人很能表現自己，行為舉止很像儒家贊美的圣賢，一時被看成是當代圣人。天下的豪強都在兼并土地，朝廷封給他新野田，王莽堅決辭掉，感動得天下有48萬人上書，要求朝廷獎賞他。王莽先是仿照周公的例子攝政，以后干脆搞一個禪讓的儀式，代漢建立新朝政。新朝的失敗也不是因劉姓勢力反撲，而是因為王莽是個經學的書呆子。他完全照著《周禮》治理國家，所行的大政沒有一樣切合實際；天下餓殍遍地，人民已經開始造反，他還在只顧和大臣們議制度，以為禮制一定，天下自然就安定、太平起來。王莽的失敗，是一場經學的失敗。東漢建立后，“堯舜禪讓”一類的經論被皇帝“受命于天”的論調代替了，以后再也沒有見誰敢提起。

    3．一個階層的養成

    兩漢儒學獨尊的另外一個重要結果是士族階層的養成。西漢初朝廷依靠的是一批功臣。從漢武帝開始儒學之士被提拔任用，特別是元帝以后，經學興盛，儒學起家的士人開始分享國家的權力和利益。東漢時已形成“累世公卿”的局面，許多家族的成員連續數代以“家學”做三公的官，儒學之士更是龐大官僚機構的骨干力量，這個階層逐漸形成一種聯系緊密的以家族為中心的地方勢力。達官一般都是經師，想入仕的人必須向他們習經術，官僚之間漸漸形成“門生”關系；作為地方官又可以聘用屬吏，“故吏”關系得以形成。漢末許多割據一時的諸侯都有這樣的私人聯系為依托，如袁紹集團等。這個階層與外戚和宦官比是社會的“清流”，是天下的人望，影響力很大；他們也極其風流自賞，特別注重自己的身份和門第。魏晉以后的門閥制度就從這里開始。

    經學大興于世的一個結果是學校的發展，特別是西漢元帝后。東漢光武帝本人就曾在太學讀過書，他也十分注意學校教育。到東漢中晚期，太學里的學生有數萬人。

    士人群體出現于先秦，但真正變成一個享有社會實際權益的社會階層，是在兩漢時期。在這個階層身上，有中國的學術思想、文化藝術，有中國的政治，作為社會的清流顯要，又對時代風尚施以重要影響。許多重大的文化現象，都與這個階層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