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自考復習資料均由浙江自考網整理并發布，考生想要了解更多關于浙江自考報名、考試、成績查詢、畢業、歷年真題、常見問答等相關信息請關注浙江自考網，獲取浙江自考更多信息。

一、文教方針

（一）中國共產黨早期的教育綱領

1922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在《宣言》中明確提出男女教育權利平等和實行普及教育的主張。具體規定為：“女子在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教育上一律享受平等權利。”“改良教育制度，實行普及教育。”[1]同年5月，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也提出了開展工農教育、推行普遍的義務教育、男女平等教育等教育主張。

（二）瑞金時期的文教方針

以瑞金為中心的根據地建立后，根據地政府立即在文教方面確立了教育為工農民眾服務、為建設和鞏固新生政權服務的方針。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規定：“中華蘇維埃政權以保證工農勞苦民眾有受教育的權利為目的。”[2]1933年4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教育人民委員部在《目前的教育任務》的訓令中提出：“蘇區當前文化教育的任務，是要用教育為學習的方法，啟發群眾的階級覺悟，提高群眾的文化水平與政治水平，打破舊社會思想習慣的傳統，以深入的思想斗爭，使能更有力的動員起來，加入戰爭，深人階級斗爭和參加蘇維埃各方面的建設。”[3]1934年1月，毛澤東在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工作報告中，正式提出了蘇維埃文教建設的總方針：“文化教育為革命戰爭與階級斗爭服務”，“教育與勞動聯系起來”。文教建設的總任務：“厲行全部的義務教育，發展廣泛的社會教育，努力掃除文盲，創造大批領導斗爭的高級干部。”[4]

（三）延安時期的文教方針政策

以延安為中心的抗日根據地建立后，各項文教方針政策都是以奪取抗戰勝利和奪取全國政權這一總目標為出發點制定的。1938年中國共產黨提出：“一切文化教育事業均應使之適合戰爭的需要。”[5]1940年毛澤東發表《新民主主義論》，指出：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6]。所謂“民族的”，是指它具有中華民族的特性，是反對帝國主義的壓迫，維護中華民族的尊嚴和獨立，并與其他民族的進步文化相結合，進而“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所謂“科學的”，是指它反對一切封建迷信思想，主張實事求是、客觀真理和理論與實踐的統一，又主張尊重自己的歷史文化并“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所謂“大眾的”，是指它“應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勞苦民眾服務，并逐漸成為他們的文化”，因而又是“民主的”文化。[7]

根據上述指導思想，抗日根據地制定了以下具體文教政策：（1）文教工作中堅持統一戰線，即動員一切力量，組成浩浩蕩蕩的文教大軍，投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爭取抗戰的最后勝利和結成廣泛的反蔣統一戰線，奪取全國政權。（2）干部教育第一，國民教育第二，即大力發展干部教育，培養、提高干部使之成為群眾的先鋒，并把普通高小以上的教育納入干部教育的范疇。（3）注重生產勞動教育，即發揚蘇區教育與勞動聯系的傳統，使教育同根據地的生產建設聯系起來，自己動手、豐衣足食，戰勝根據地的物質生活困難。（4）國民教育實行民辦公助，即發動村民自己辦教育，政府給予適當的指導和可能的物質幫助，逐漸達到自中心小學以下均歸民辦，其學制和教育內容都應尊重群眾意見等。

二、教育體系

（一）干部教育

l．早期革命干部教育。

為了培養革命干部，共產黨早期開辦的學校主要有湖南自修大學、上海大學、平民女學、農民運動講習所和陸軍軍官學校等。

湖南自修大學是毛澤東于1921年8月在湖南長沙創辦的。目的是為了黨團干部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團結社會上進步青年。學校的主持人是何叔衡。學習的主要內容是馬列主義著作，如《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等。方式主要是自學和討論，學生24名。為了團結更多的進步青年，自修大學附設了補習學校．補習學校的負責人和教師多是自修大學的學生。由于學校的革命活動，1923年11月自修大學和補習學校即被湖南軍閥趙恒惕封閉。中國共產黨湖南黨組織旋即創辦了湘江學校，自修大學附設補習學校的學生大都轉入此校。1924年下半年，湘江學校增設農村師范和農運講習班。1927年3月，湘江學校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自動停辦。

上海大學為一些共產黨人士1922年春在上海創辦。校長于右任，他去貴陽后由邵力子任代理校長，教務長陳望道。上海大學設社會科學院、文藝院及附屬中學三部分。社會學系的創辦人和系主任是著名共產黨人瞿秋白。社會系必修課有社會科學、社會進化史、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等。許多共產黨人在此任教，如蔡和森講社會進化史、私有財產和家族制度的起源，任弼時教過俄文，張太雷、惲代英、楊賢江、肖楚女等人都曾在此講過課。上大設有附屬中學，1928年附中特定招收國民黨黨部保送的免試學生80名，培養革命青年。同時上大學生還在上海各區辦工人夜校，以發動工人。1925年“五卅”運動中，因上大積極參加反帝斗爭，帝國主義派海軍陸戰隊包圍學校，強令解散，上大被迫遷校。1928年4月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封閉了上海大學。

農民運動講習所是培養農民運動干部的學校，共辦有兩所，即“貴陽農民運動講習所”和“武漢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貴陽農民運動講習所創辦于1924年7月，共辦六期，第一至五期面向浙江，第六期面向全國，招收革命知識青年、從事農運的農民和少數從事工運的工人。課程有革命基礎知識、中國農民問題、農民運動理論與實施方法、農村教育、軍事訓練等。學習期限為一至三個月。第一期主任為彭湃，第六期所長為毛澤東，周恩來、惲代英、肖楚女等親自擔任教學工作。武漢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創辦于1927年3月，首期學員于6月結業。蔣介石公開叛變革命后，原定繼續舉辦的農政訓練班學員撤離武昌，參加了“八一”杭州起義。

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黃埔軍校）創立于1924年5月，1926年更名為中國國民黨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學校總理為孫中山先生，校長蔣介石，黨代表廖仲愷。1924年秋周恩來任軍校政治部主任，后熊雄繼任，軍事顧問加倫將軍。從第二期起分步兵、騎兵、工輜、憲兵五科，1925年設政治訓練班和軍官政治研究班。軍校有五個分校并附有兩個教導團。四期共畢業學生4981人。蔣介石叛變革命后，血洗了軍校中的共產黨人。五期以后，黃埔軍校變成為反革命服務的軍事學校了。

2．革命根據地干部教育。

干部教育類型包括在職干部教育和新干部培養，途徑包括大量干部的在崗短期培訓和部分干部的離崗系統教育以及部分新干部的崗前系統培訓。其教育機構可分四類：（1）干部短訓班，一般是按系統、分層次舉辦，時間短，內容比較集中。（2）軍政學校，如瑞金時期的紅軍學校、蘇維埃大學，延安時期的抗日軍政大學、中共中央黨校、延安大學等。（3）技術學校，如瑞金時期的中央農業學校、紅色醫務學校，延安時期的自然科學院、醫科大學、鐵路學院等。（4）文化藝術學校，如瑞金時期的高爾基戲劇學校，延安時期的魯迅藝術學校、俄文學院等。其中影響較大的干部教育機構有：

蘇維埃大學：1933年8月創辦于瑞金，毛澤東、瞿秋白先后任校長。學員主要是在黨政機關、群眾團體工作半年以上并有成績者。教學組織包括普通班和特別班。普通班為預科性質，以文化補習為主，學程不定；特別班設土地、國民經濟、財政、工農檢察、教育、內務、勞動、司法、外交、糧食10個專業班，學制半年以上，包括實習。該校于長征開始后停辦。

抗日軍政大學：前身為瑞金紅軍學校（紅軍大學），1936年6月成立時為西北抗日紅軍大學，1937年1月更名為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簡稱抗大），校址延安；校長先后為林彪、羅瑞卿（代）、徐向前。抗大的教育方針是：“堅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校訓是：“團結、緊張、嚴肅、活潑”；主要任務是”訓練抗日救國軍政領導人材”，對象主要是紅軍骨干及部分內地赴延安的知識分子；教育內容以馬列主義和軍事技術為主，課程包括政治課、文化課和軍事技術課三類；教學方法主要有：注重啟發的集中講授，注意研究的自學與討論，注重實踐的實地演習、實地調查和生產勞動等。八年抗戰中，抗大總校共辦了8期，并在晉東南、晉察冀、華中、蘇北等根據地辦了12所分校，先后培養了二十多萬名軍政干部。

延安大學：l941年9月由陜北公學、中國女子大學、澤東青年干部學校合并成立，其后又有魯迅藝術學院、自然科學院、民族學院、新文字干部學校及行政學院等相繼并入。吳玉章、周揚等先后任校長。延安大學初創時設有社會科學院、教育學院及法學院。其后擴大為：行政學院，合行政、司法、財經、教育四系，學制二年；文藝學院，含戲劇、音樂、美術、文學四系，學制二年；自然科學院，含工學、農學、化學、醫學四系，除醫學學制一至二年外，其余為三年。延安大學是當時根據地規模較大、有較正規學制的一所綜合性大學。

（二）普通初、中等教育

瑞金蘇維埃政權根據地的小學稱勞動小學、列寧小學或紅色小學，且以初小為主；1934年開始統稱列寧小學，分公辦和民辦兩種。初小課程有國語、算術、游藝，高小則增加社會常識和科學常識；學制最初為六年，三·三或四·二分段，后改為五年，三·二分段，初小三年、高小兩年，分全日制和半日制兩種。據1934年統計，浙江、福建、粵贛根據地共有列寧小學3052所、學生89700多人[8]。為適應小學教育發展對師資的要求，1932年10月創辦了中央列寧師范學校；先后由徐特立和羅欣然任校長，招收由政府保送的貧苦子弟學習3－6個月，培養了一大批小學教員。

延安時期，各抗日根據地小學相當普遍。小學學制規定為五年，三·二分段。小學辦學體制分公辦和民辦公助兩種。初小占多數且幾乎全為民辦公助。課程有國語、算術、常識、美術、勞作、音樂、體育，高小除增設政治課外，常識課改設自然、歷史、地理；其中勞作課以生產勞動為主，體育課注重軍事訓練。根據地普通中等教育發展不平衡。在文教基礎較好的華中、山東地區，有一定數量的普通中學；而在文教基礎較差的地區，如陜甘寧根據地，中等教育則主要是少數培養小學師資的師范學校。1937年民主政權建立后才逐步發展，至1942年時已有中等學校7所（師范5所、中學2所），學生共計1500余人，其后又陸續設立了延安中學、子長中學等。此外還設有少數中等職業學校，如醫藥專門學校、邊區職業學校、婦女職業學校等。解放戰爭期間，隨著根據地不斷鞏固。擴大，初、中等教育也迅速發展。據統計，至1949年2月，陜甘寧根據地已共有中學、師范27所，小學6830所，學生312000余人[9]。

（三）社會教育

由于當時90％以上的農民是文盲，因而解決農民的識字問題，使工農民眾具有“寫”、“看”能力是根據地社會教育的重要任務，從而開展了全民性的識字運動。識字運動首先從軍隊開始，各連隊組織識字班，學員按文化程度分甲、乙、丙三組，連隊文書任甲組教員，甲組學員為乙組教員，乙組學員為丙組教員，文化水平較高的首長為總教員，利用作戰間隙進行教學。各行各業則仿效推廣，按工作單位或居住地點組織識字教學，其形式包括建立成人夜校、識字班組、冬學、民眾學校等，使80％左右的文盲參加到掃盲運動和文化補習中來。社會教育還把識字教學與推廣科技知識結合起來，向民眾宣傳科技常識，以適應戰爭和發展生產的需要。如通過組織學習《看護識字課本》，既識字又傳授護理知識；通過開辦婦女冬學，既提高婦女的識字能力又宣傳接生、養育的新知識；通過設置民教館，開辦職業補習學校，組織民眾識字又傳授生產知識，把學文化和學手藝結合起來。

根據地社會教育成效顯著。瑞金時期，據1934年1月統計，浙江、福建、粵贛蘇區共有夜校6462所，學員94517；識字組32388個，學員155371人。[10]延安時期，陜甘寧邊區，1941年有識字組1973處，學員12259人；夜校505處，學員7907人；半日校393處，學生5990人；冬學659所，學員20915人。[11]

三、主要

（一）教育為中心工作服務

根據地的特殊地位表明它時刻面臨著戰爭的危險，一切工作都必須從適應革命戰爭的需要出發，為革命戰爭服務。根據地的教育堅持以建設、鞏固和擴大根據地，徹底打敗反動派和日本帝國主義，進而奪取全國政權、建立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為中心任務而展開。

首先，堅持把干部教育置于首位。瑞金時期，根據地創辦了紅軍大學、蘇維埃大學等干部學校。延安根據地建立不久，毛澤東就指出：“有計劃地培養大批的新于部，就是我們的戰斗任務。”[12] 1942年2月，中共中央在《關于在職干部教育的決定》中又進一步指出：“在目前條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應該是第一位的。而在職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又應該是第一位的。”[13]其次，重視政治教育。毛澤東在《文化工作中的統一戰線》中指出：“我們的工作首先是戰爭，其次是生產，其次是文化。”[14]教育內容充分反映政治斗爭和生產生活實際的需要，體現出兒童教育、干部教育和成人教育領域的政治形勢教育、民族氣節教育、階級斗爭教育以及生產生活知識教育。

（二）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

早在瑞金時期，《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小學校制度暫行條例》就明確提出：“要消滅離開生產勞動的寄生階級的教育，同時要用教育來提高生產勞動者的知識和藝術，使教育與勞動統一起來。”[15]在這一思想指導下，根據地學校都重視生產勞動教學，經常組織學生參加生產勞動，有的學校還形成了半工半讀制度。抗日戰爭時期，根據地各類學校把生產勞動正式列入教學計劃，效果很好。1944年10月延安文教大會強調教育與生產勞動結合是培養新公民、新知識分子的必由之路，并總結根據地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做法：教學的組織、時間與生產相適應，形式多樣，靈活安排；把生產勞動作為重要課程；生產勞動教育從兒童抓起。

（三）依靠群眾，因地制宜，多種形式辦學

瑞金時期，各級政府發動群眾廣泛利用祠堂、廟宇為校舍，以香案當課桌，用石頭作石凳，以沙盤和樹枝代替紙張與粉筆，開展勤儉辦學。成人教育以鄉村為單位，自辦夜班、識字班等；兒童教育一般是初小由鄉辦、高小由區辦，政府承擔部分經費。而場地、設施及不足經費由各鄉自行解決；干部教育由政府統籌辦理，但辦學場地、設施充分依靠地方支持，教育內容緊密聯系實際，注重為地方、為群眾服務。

延安時期，更加注重依靠群眾、因地制宜、多種形式辦學。毛澤東多次強調，發展民眾教育和普及教育，必須廣泛動員民力，政府給以恰當的指導和可能的物質幫助。辦學形式靈活多樣，采取集中的正規的小學、中學和分散的不正規的村學、讀報組、識字組相結合，新式學校與舊式村塾相結合，學制可長可短，辦學體制多體化，出現了米脂高家溝、楊家溝、延安楊家灣以及新舊輪回學校等模式。

[1] 《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大會宣言》《中國現代史資料選編》（l），394頁，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

[2] 《蘇區教育資料選編》，l頁，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

[3] 《蘇區教育資料選編》，6頁，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

[4] 《老解放區教育資料》（一），20頁，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1。

[5] 《毛澤東同志論教育工作》，33頁．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

[6] 《毛澤東同志論教育工作》，19頁．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

[7] 《毛澤東同志論教育工作》，27－29頁．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

[8] 《老解放區教育資料》（一），18頁，北京：教育科學出版杜，1981。

[9] 《解放日報》，l949年3月10日。

[10]引自李華興編：《民國教育史》，784頁，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l997。

[11]引自李華興編：《民國教育史》，792頁，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l997年版。

[12]毛澤東：《毛澤東選集》（一卷本），49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橫排本。

[13] 《解放日報》，1942年3月2日。

[14]毛澤東：《毛澤東選集》（一卷本），91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橫排本。

[15] 《老解放區教育資料》（一），308頁，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