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羅馬教育制度發展的同時，羅馬的教育思想也得到了一定的發展。西塞羅和昆體良的教育思想集中反映了羅馬教育思想所取得的成果。

一、西塞羅的教育思想

西塞羅（Cicero，前106～前43）是羅馬共和后期的政治家，拉丁散文文學的主要代表，也是羅馬重要的教育思想家。西塞羅的教育思想主要反映在他的《論共和國》、《論善與惡的定義》和《論雄辯家》等著作中。

西塞羅認為，全部教育的最高目的是培養政治家，而只有優秀的雄辯家才有可能成為真正的政治家。因此，教育的直接目的就在于培養雄辯家。他指出，一個雄辯家不僅要能言善辯，而且必須具有良好的、多方面的素養。首先，他必須具有廣博的知識。西塞羅指出，一個雄辯家之所以需要廣博的知識，是由雄辯術本身的特點決定的。“雄辯術集眾多科學與學問，其內容遠比人們所想象的要廣泛得多。”因此，對于一個雄辯家來說，“掌握廣博的知識是必不可少的，不具備這個條件，要做到言詞流暢不僅不可能，而且荒謬可笑”[1]。他又說：“依我之見，除非他擁有各種重要的知識和全部自由藝術，否則他就不可能成為一個多才多藝的雄辯家，因為不具有真才實學的人，他的語言必然是矯揉造作的，而且是冗長得令人難以忍受的，其演說也必然流于語言空洞而幼稚。”[2]西塞羅認為在雄辯家所學習的各種知識中，倫理學是最重要的。倫理學是一切知識的基礎。在西塞羅看來，一個雄辯家之所以要具備廣博的知識，原因還在于，作為一個政治家，他必須洞察人心，理解人的感情活動，并且了解社會生活，只有這樣，才能通過演說，打動聽眾，使其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張。

其次，雄辯家應當具有修辭學方面的特殊訓練。這是因為，如果僅僅具有廣博的知識，而無表達知識的能力，那么，知識便是無用之物。雄辯家與一般博學之士的不同之處在于，他不僅具有知識，更具有使知識充分、生動地表達出來的能力。因此，一個合格的雄辯家必須具有修辭學方面的良好素質，牢記雄辯術的一切規則，能夠通俗易懂、優美生動并且準確地表達自己的思想。

再次，雄辯家應當具有優雅的舉止風度。西塞羅指出：“演說是由身體、手勢、眼睛以及聲音的調節及變化等等加以控制的，它對于演說本身所產生的作用是巨大的。”[3]

西塞羅進一步提出了以“人道”為教育理想的主張。所謂人道，是指為人之道。而要盡為人之道，他認為，必須具備三個方面的條件：（1）必須充分發揮人之所以為人的特點；（2）以同情、仁愛、禮讓等規范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3）只有具有文化修養的人才能稱做人，因為只有他們才能盡人之所以為人之道。因此，教育工作必須高度重視道德品質的培養。

西塞羅的教育思想對昆體良產生了直接的影響。他關于教育目的和教育內容等方面的思想，在昆體良的思想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繼承和發展。

二、昆體育的教育思想

昆體良（Quintinlianus，35～100或40～114），古羅馬帝國時期的雄辯家、著名教育家，出生于西班牙（當時為羅馬帝國的一個行省）埃布羅河上游加拉古里斯的一個小鎮，少年時期赴羅馬學習雄辯術。公元70年，受命主持羅馬第一所國立拉丁語雄辯術學校，成為羅馬歷史上第一位公職教師。公元90年退休后，主要從事著書立說，主要著作為《雄辯術原理》。

（一）關于教育目的和教育作用的論述

與西塞羅一樣，昆體良也主張把培養善良而精于雄辯術的人作為教育所要達到的基本目的。他認為，一個雄辯家既要擅長雄辯，通曉各種有價值的知識，具有較高的才能，同時也應具有崇高的思想、高尚的情操，成為一個善良的人。對于雄辯家來說，才能與德行是相互聯系的，缺一不可。在一定意義上，德行比才能更為重要。這是因為，雄辯術是一門高尚的學問，它的主要任務是宣傳正義和德行，指導人們趨善避惡。雄辯術應當是為真理為正義而戰的戰士手中的武器，而不應成為強盜手中的工具。昆體良明確指出：“我所要培養的人是具有天賦才能、在全部自由學科上都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是天神派遣下凡來為世界爭光的人，是前無古人的人，是各方面都超群出眾、完善無缺的人，是思想和言論都崇高圣潔的人。”[4]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昆體良也把雄辯家的培養當做教育的基本目的，但是，由于時代條件的變化，他所說的雄辯家與西塞羅所說的雄辯家是有明顯不同的。在西塞羅的思想中，雄辯家實際上就是政治家和國務活動家。而在昆體良所處的時代，由于實行帝制，通過雄辯成為政治家的可能性已不存在。昆體良所說的雄辯家一方面是指訓練有素的律師，但更主要的是指受過良好教育的、有道德的和善良的人。

昆體良充分肯定教育的巨大作用，認為大多數人都具有基本相同的天賦，都能敏捷地思考、靈敏地學習。真正天生愚魯而不可教的人，是極為罕見的。另一方面，人生而具有的天賦才能，僅僅是個人發展的一種可能性。天賦才能的發展有賴于不斷的實踐，更有賴于良好的教育。一個天資聰慧的兒童，如果在成年后無所作為，那說明他缺少的并不是稟賦，而是教育。

昆體良雖然強調教育在人的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但他也認為教育的作用并不是絕對的。他指出，教育的作用應當以人的自然本性為基礎，教育者應當尊重受教育者個性差異和年齡差異。

（二）昆體良的教學理論

昆體良教育思想中最為重要的內容，是他關于教學問題的一系列主張。

（1）教學組織形式。在世界古代教育史上，普遍采用的教學組織形式是個別教學。與此不同，昆體良提出了分班教學的設想。他主張把學生分成班組，在同一時間，由教師對全班組而不是對個別學生進行教學。他認為實行這種教學組織形式，不但教師一次可以教許多學生、節省時間與精力，而且學生也可以在與其他同學的共同學習和交往中，接受良好榜樣的影響，從教師對別人的批評和表揚中，得到警示和鼓勵。這些優越性是個別教學所無法比擬的。

在強調集體教學的同時，昆體良注意到因材施教的問題，認為教師在面向班級進行教學的時候，同樣要了解學生的能力、個性特點和傾向，根據學生的具體情況，揚長補短，長善救失。

（2）教學原則與方法。在教學的原則與方法上，昆體良的一個重要見解是反對體罰。在古代國家的教育中，體罰是非常普遍的方法。昆體良主張廢除體罰，認為體罰是對兒童的凌辱，會使兒童心情壓抑、沮喪和消沉，對兒童的成長產生非常消極的后果。與此相聯系，他強調運用獎勵的方法，認為對兒童（尤其是那些脆弱或缺乏自信心的兒童）加以贊揚、給予榮譽，能夠起到激勵的作用，促進兒童的發展。

昆體良提出了教學應當適度的原則。他認為一個優秀的教師要在深入觀察、了解學生的個性及能力的基礎上，節制自己的力量，發展學生的能力。既要避免要求學生做力不能及的事，又不可讓學生放棄力所能及的課業。教師所傳授的知識內容的分量應當與學生的接受能力相適應，以防止學生的負擔過重。這個原則可視為近代教學量力性原則的萌芽。

為防止學生因學習負擔過重而造成疲勞，。昆體良主張學習與休息相間，使學生的精力得以恢復，更愉快地進行學習。為此，他主張在學習間隙，可讓學生進行有節制的游戲活動。防止學生疲勞的另一方法是更換課業，使不同課程的學習交替進行。

昆作良主張教學應當明白易懂。他認為，在教學過程中，教師絕不能故弄玄虛，絕不能裝腔作勢以抬高自己，而應當簡潔、明了地講授知識。只有這樣，學生才易于接受，并牢記不忘。

昆體良強調在教學過程中，教師應當經常向學生提出問題，促使學生積極思考，從而提高教學的效果。另一方面，他主張在必要的時候，應當讓學生自己動腦筋、想辦法，解決學習中遇到的一些問題，培養學生的獨立性，以防止事事依賴別人的壞習慣。只有這樣，才能逐步培養學生思想的創造性。因此，教學的任務，不僅在于傳授各種知識，而且還在于養成獨立的判斷力、創造性以及其他各種能力。

（三）關于教師的論述

昆體良高度重視教師的作用，認為要做好教育、教學工作，要培養完美的雄辯家，教師是至關重要的。正因為如此，教師應當具有全面的素質。

首先，教師應當是才德俱優、即言即行的人。昆體良認為，教師的道德面貌對學生的影響很大，教師自身所具有的高尚品德能防止學生的行為流于放蕩；相反，教師的行為失檢，就會對學生產生有害的影響。因此，一個優秀的教師，首先必須是道德高尚、行為端莊的人。

其次，教師應當具有廣博的知識，應當是公認有學識的人。只有這樣的教師，才能真正履行教師的職責，培養出完美的雄辯家。

第三，教師應當熱愛學生，能夠以父母般的感情對待學生。昆體良認為，教師對待學生的態度，應當是和藹的，又是嚴峻。但和藹不等于放縱，嚴峻并不意味著冷酷。教師應耐心工作，既不對學生發脾氣，也不縱容學生。

第四，教師既應熟悉所教學科的內容，又要能熟練地運用教學方法。只有深刻理解所教學科的內容，教師才可能有效地教學。也只有運用良好的教學方法，教師才能夠使教學內容更好地為學生所接受。

第五，教師應當深入了解學生的心理特征、個性、才能和傾向，更有針對性地組織教學。為此，教師應當經常、深入地觀察學生的言語、行為和活動。

  昆體良是古羅馬時期最為重要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在西歐文藝復興時期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成為人文主義教育的重要思想來源。宗教改革時期馬丁·路德的教育思想和17世紀夸美紐斯的教育學說，同樣受到來自昆體良的有益啟示。直到19世紀，昆體良的思想仍受到廣泛的贊譽。英國著名思想家穆勒（J.S.Mill）認為昆體良的（雄辯術原理）一書是“整個文化教育領域中古代思想的百科全書”[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