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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學是學者私人授徒講學以傳授文化，培養弟子的教育活動。它發端于春秋，興盛于戰國，在整個封建社會歷代私學與官學始終并行發展，成為古代教育的基本制度，對中國封建社會教育發展起了重要作用。私學一般包括經師講學和童蒙教學兩類，二者既有初級、高級之間的聯系，又有其辦學的獨立性，共同構成私學制度的整體。

一、歷代私學的實施與發展

（－）兩漢時期的私學

私學興起于春秋戰國時期，民間自發進行的以私家教育保存、傳遞、發展文化的做法，已逐漸形成深厚的傳統。尤其在齊魯一帶儒文化影響較大的地區，私人辦學活動一直在繼續。即使秦朝奉行“禁私學”，私學亦未中斷。入漢以后，原先隱居民間進行私人講學的名儒大師及其門徒弟子，趁勢復出，為漢初文教的恢復、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西漢初期，政府尚無暇顧及建立學制，此時學術發展、文化傳播仍賴私學。由于秦禁方開，政府又奉行“無為”，使私學教育的環境也較為寬松自由。儒、道、法、刑名等學都有私人傳授，雜家、卜籃學、縱橫術也都有人學習，就連自然科學知識，也不乏問津者。史載張倉“自秦時有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算律歷”[1]就是一例。

漢武帝以后．已建立中央太學和地方郡國學，但私人授學現象依然不衰，經師授徒，尤為興盛。這是因為官學數量、名額有限，太學設于京師，遠道學生入學很難，朝廷既定儒學于一尊，又開求學問仕之利祿進途，為仕做官必須讀書，要讀書必須求師，“漢人無無師之學，訓站句讀，皆由口授”[2]，這就是說讀書習經必須求師，這在客觀上促進了生源。漢代經師大儒凡得不到從政或任博士機會的．即從事私人講學。也有很多名儒一面做官，一面收錄弟子，罷官還家仍講學授徒．而一般士人拜他們為師，既有利于學業的精進，又有利于以后的進取。這些就是漢代私學盛行的原因。

    西漢時私學很盛．東漢時私學更盛。大經師收徒教授，學生人數多的一家常有數百，有的數千。例如牟長任博士及河內太守期間，受學諸生常有千余人，著錄弟子前后萬余人。馬融是東漢名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鄭玄游學歸里，學生相隨常數百千人，晚年遠道來學者數千人。漢代私學學生求學分著錄弟子與及門弟子兩種。所謂“著錄弟子”，即在名儒學者門下著其名，不必親來受業，所以著錄弟子能多至萬人，這便是后世“拜門”的開始。“及門弟子”是直接從師授教的，往往有數百千人，經常采用高業弟子轉相傳授的教學方法。如董仲舒在講學時，使弟子“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3]。“馬融門徒四百余人，升堂進者五十余生，乃使高業弟子，以次相傳，鮮有人入其室者。”[4]鄭玄在其門下至三年未見其面，最后出師時才得一見。所以漢代私學教學是個別教學。

漢代私學就其程度說有小學與專經階段的區分。專經階段是私學的高級形式，相當于太學程度，由經師大儒自立“經館”、“精會”、“精廬”等開門教授，專習一經或數經，與太學相輔并行。小學階段相當于小學程度，稱為“書館”、“學館”、“書舍”等，因為漢代官學中缺乏蒙學一類機構，所以青少年兒童啟蒙階段的教育主要由私學中的“書館”等進行，這樣就使私學在數量上超過了官學，其中“蒙學”占更主要的地位。相當于小學程度的私學又可分為兩段，第一段是蒙學，學生讀字書，學習識字。第二段學習《論語》、《孝經》，是專經前的準備階段。學完這段后，可在社會上謀職業，去做小吏。所以這一段學習不僅是識字，《論語》、《孝經》成為小學階段的必讀教材，為進入專經階段打下基礎。

（二）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私學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學校教育雖因戰亂而顯衰頹，但私人講學之風并未稍減，尤其是家庭教育得到了進一步發展。當時著名的講學大師有魏國的國淵、邴原等；吳國的虞翻；晉國的范平、杜夷、劉兆；南朝的雷次宗、劉球、何民等；北朝的劉獻之、張晉貴等，他們的學生常達數百數千人。據《晉書·儒林傳》載：濟南劉兆，博學善誘，著作百余萬言，從受業者數千人。吳郡范平，遍讀群書，很多名士曾跟他學習，他的三子均以儒學至大官，他的孫子蔚好學，遠近向蔚求學的常有百人。魏晉南北朝時期，除名儒聚徒講學非常興盛外，玄學家、佛學家也紛紛聚徒講學，與儒學爭雄，大大豐富了私學的內容。他們的弟子也常有數百人，有的還創造了自己獨特的教學方法，如隴西人王嘉不和世人交游，鑿崖穴居，弟子受業者數百人也都穴處。天文學家郭傳和臺產均以天文、五行教授門徒，黃跨也隨父學天文秘術。婦女授徒講學此時也成時尚，比較著名的如韋逞母親宋氏繼承家學《周官》音義，在戰亂中教學不輟，號宣文君。

    宗族和家庭教育在這個時期有所發展。據《晉書·孝友傳》載：王延因天下喪亂，于農桑之暇，從容不迫地訓誘宗族。劉殿的家庭教育很別致，他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另二子授《史記》和《漢書》，一家之內，經史并舉。東晉王羲之集書法之大成，被稱為“書圣”，他家子弟多善書，幼兒王獻之，七八歲時學書，被稱完“小圣”。次子疑之也工草隸。南齊祖沖之一家都長于天文歷算。家族的學術傳授在當時很普遍，許多儒學家、玄學家、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都是通過這種形式培養起來的。顏之推的《顏氏家訓》可以說是這個時期家庭教育的代表作。

（三）隋唐時期的私學

隋唐官學極盛，私學頗發達。隋朝大儒家王通，門下弟子普及全國，唐初開國名臣魏征、房玄齡等均出其門下。曹憲在隋時已聚徒講學，常數百人，當時公卿以下，亦多從之受業。唐代初年，劉焯、劉軌、孔穎達皆以耆儒開門教授，顏師古以考定五經著名，未顯達時以教授為業。孔穎達精通儒學，為太宗“十八學士”之一，奉命撰寫《五經正義》，融合南北經學家的見解，成為經學注疏的合本。他曾任國子博士、國子祭酒等官職，但同時又從事私人授徒講學，這是私學的又一種形式。尹知章亦然，在國子學當博士，每日回家還收私徒教授。韓愈從孤及、梁肅學古文成為一代文豪，對復興有功。他的弟子李翱、皇甫湜、張籍等皆當時名士。柳宗元貶柳州時，江嶺間為進士者，不遠數千里皆隨宗元師法，凡經其門下者必為名士。

隋唐時期不僅儒學私學極盛，佛教私學亦很流行。唐代時每所寺廟實即一個佛教學校。貞觀時的玄奘法師，文宗時的義凈法師，對于佛教都很有研究。他們把佛學傳授給門徒。懷讓禪師的高足弟子道一禪師向其師學習十年，自成一派，“四方學者云集座下”，禪法之盛，始于這兩位大師。道一號馬祖，弟子139人，各為一方宗主。佛寺有講學和宿舍，制定了“法規”，也講究注疏工作，講求問答和討論的教學方法。

（四）宋元明清時期的私學

宋元明清四朝的私學，是漢唐私學的繼續和發展。這一時期的私學依然大體分為“蒙學”和“經館”兩類。

“蒙學”或稱“鄉學”、“村學”、“私塾”，一般由私人設立，學生來校就讀；但也有宗族設立的“義學’和富有人家設立的“家館”，延聘教師去任教的。陸游詩：“兒童冬學問比鄰，據案愚儒卻自珍，授罷村書閉門睡，終年不著面見人”。自注：農家十月乃遣子入學，謂之冬學。此“冬學”和蘇武所說“吾八歲入小學，以道士張簡易為師，童子幾百人……而日進”中所述“小學”，當屬此類私學。入學學生不受年齡限制，以相應程度為準。雖以兒童為多，但也有青年或成人。

蒙學教育一般說，是以授書、背書和寫字為最基本的內容，教學中強調牢固記憶和基本訓練及培養兒童符合封建倫常道德的品質和習慣。

經館是經過蒙學識字教育之后，逐漸進入以應科舉為目的、程度較高的私學階段。由于科舉制的影響，士人出仕，必須投靠經師教授。因此宋元明清時期，經館階段私學，甚為發達。耐德翁《都城紀勝》記載：“都城內外……鄉家塾、舍館、書會，每一里巷，須一、二所。誦之聲，往往相聞。遇大比之年，登第補中舍選者。”經館的教學內容，主要為儒學經典及注疏文學，教材以“四書”、“五經”為主，元明以后，強調學習朱嘉《四書集注》，同時兼習史書選篇及歷代名家散文，從中學習古文，還要誦讀詩賦。此時還要求學生開始學作詩賦和八股文章，廣泛涉獵“程墨”、“房稿”之類的時文，作為科舉應試的準備。

私學教學組織一般不采用班級制，而是在總的“教學計劃”下，個人進度不一，教師個別教授，這種方法在有的教師手里，有因材施教的效果。私學中，學規極嚴，訂有嚴格的罰則，除罰站、罰跪外，經常使用戒尺“打手心”、“笞臀”等體罰，嚴重影響兒童身心的發展。

私學教師的水平相差極為懸殊，教師的旨趣也有很大不同，有的是“不屑仕進”、“恥事權貴”；有的是“不與時俯仰”，從而“隱居教授”，有的當朝士大夫以“傳道授業”為儒者要務而“授徒講學”，但更多的是屢試不第，為了養家糊口而“教授鄉里”。但因從事私學教學者人數眾多，再由于私學辦學不拘條件，教學制度較為靈活，因此，在我國封建社會后期，私學之設比比皆是。私學中培養的人才，以及為鞏固封建制度所起的作用和影響，甚至為官學所不及。

二、蒙養教材

在歷代私學教育中，蒙養教材的編寫和使用，是值得重視的。

（一）蒙養教材的由來和發展

所謂蒙養教材是指童蒙階段所使用的識字課本。早在先秦時期私學產生以后，就用字書進行識字。字書有三字、四字、七字為句的。四字為句的字書創于周之《史籀》，已失傳。秦有李斯作《蒼頡篇》、趙高作《愛歷篇》，胡毋敬作《博學篇》。漢初，閭里之師將這三篇合一，仍稱《蒼頡篇》。但其中重復字多，后揚雄作《訓纂篇》，順續《蒼頡篇》除掉重復字。班固繼揚雄作十三章，內容不外是儒經的要點。和帝時賈妨又作《滂熹篇》。后人遂以合并后的《蒼頡篇》為上卷，揚雄的《訓纂篇》為中卷，賈魴的《滂熹篇》為下卷，合稱《三蒼》，全書早佚。在王國維的《流沙墜簡》中，載有散存的《蒼頡篇》四篇，這是我們現在能看到的最早的字書了。

    三字、七字為句亦葉韻易讀的字書創于司馬相如的《凡將篇》。元帝時史游仿《凡將篇》的體裁作《急就篇》。《凡將篇》已失，現存《急就篇》，是我國現存的最早的蒙書。它由章句組成，其文三言、四言、七言都有韻，共兩千多字。寫法是領述五句之后便是姓氏、衣著、農藝、飲食、器用、音樂、生理、兵器、飛禽、走獸、醫藥、人事等應用字。這種用韻語把日常生活常用的字匯編在一起的辦法，既便于記憶，又切合實用。《急就篇》盛行于漢、魏晉南北朝以至于南宋。顧炎武《日知錄》說：“漢魏以后童子皆讀史游《急就篇》”，影響極其深遠。

（二）封建社會后期的蒙養教材

宋元明清時期私學的蒙養教材是在漢唐使用《急就篇》、《開蒙要訓》等書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但是較前代在數量上和質量上都有提高。當時所用教材，據南宋項世安《項氏家說》載：“左人教童子，多用韻語，如今《蒙求》、《千字文》、《太公家教》、《三字訓》之類，欲其易記也。”陸放翁詩自注云：“農家十月，乃遣子入學。所讀《雜字》、《百家姓》之類，謂之村書。”可見南宋時村塾所用教本除早有流傳的《蒙求》、《太公家教》、《千字文》外，又有《百家姓》、《三字訓》等書。而沿襲到元明時期，使用最普遍、流傳最長遠的則為《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三書。

《三字經》相傳為宋王應麟所作，也有人認為系宋末區適子撰或元初人就《三字訓》改作。但究竟何人所作，尚難斷定。該書言簡意賅，全書從教育重要性開始，隨即提出封建教育綱領，進而介紹一些名物常識，經書子書，歷史知識，歷代勉學，好學事例等等，內容豐富。全書1068字，反復字五次以上者不及十分之一。在編制方面，采用三字一句葉韻成文，便于記誦，很有特色。

《百家姓》相傳為宋初人所作。內容以名字姓氏，聯四字為句，俱為葉韻。后世所傳者共六百余字，文字殊無意義，僅為學塾識字之用。

《千字文》相傳為梁武帝周興嗣所著。唐代已經盛行于世。其內容包括天文、博物、歷史、人倫、教育、生活各方面，四字一句，共250句．恰為千字。

[1] 《漢書·張倉傳》。

[2]皮錫瑞；《經學歷史》。

[3] 《漢書·董仲舒傳》

[4] 《后漢書·馬融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