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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臘位于歐洲南部，其地理范圍以希臘半島為中心，包括愛琴海、愛奧尼亞海的島嶼、今土耳其西南沿岸地區以及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島東部沿岸地區。

希臘文化和教育的發展過程通常被劃分為四個階段：1．荷馬時代（公元前1100～公元前800）；2．古風時代（公元前800～公元前500）；3．古典時代（公元前500～公元前330）；4．希臘化時代（公元前330～公元前30）。

一、荷馬時代的教育

公元前1100～公元前800年之所以被稱為荷馬時代，是因為關于這個時期的資料主要來自《荷馬史詩》。《荷馬史詩》相傳為生活在公元前9世紀的盲詩人荷馬所作，包括《伊里亞特》和《奧德賽》兩個部分。史詩主要敘述了希臘人攻打小亞細亞的特洛伊城的前后經過，歌頌了阿喀琉斯（Achilles）、奧德修斯（Odysseus）等希臘英雄的業績。由于這個原因，荷馬時代又被稱為“英雄時代”

從《荷馬史詩》的有關文字中可以看到，在荷馬時代，尚等未出現學校這種專門的教育機構，對兒童和青少年的教育主要是在實際的生活過程中進行的。通過參與成年人的各種活動，兒童和青年逐漸獲得了社會所需要的各種知識和技能。教育的內容大致以軍事和與軍事直接有關的知識、技能為主，同時也注重演說能力的培養。在《荷馬史詩》中，包括阿喀琉斯在內的大多數英雄既是武藝高強的戰士，同時也是在議事會上能言善辯的演說家。這反映了軍事民主制社會的基本要求。荷馬時代教育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道德教育。《荷馬史詩》中所歌頌的英雄都是品行高尚、人格健全的道德典范。在他們身上，集中了各種為社會所肯定的美德：勇敢、正義、忠誠、大公無私、熱愛集體、智慧，等等。從中可以看出，在對青年人的教育中，道德教育所占據的地位。

概括地說，荷馬時代的教育是一種非制度化的教育，其目的是培養像阿喀琉斯那樣勇敢、武藝高強和像奧德修斯那樣足智多謀、能言善辯的武士。

雖然荷馬時代的教育還處于較為低級的發展階段，但是，它對希臘教育的歷史發展卻具有非常深刻的影響。《荷馬史詩》始終是希臘人教育年輕一代的重要教材，自有學校后一直是希臘學校的重要教學內容。其次，荷馬時代教育中著重培養的道德品質，不僅成為希臘人的重要道德規范，也始終是希臘學校道德教育的基本內容。更為重要的是，荷馬時代教育中所具有的既注重個性發展又重視群體利益、既強調實行實干又注重雄辯、謀略的特點，事實上為后來希臘教育的發展奠定了深刻的歷史基礎。

       二、古風時代的教育

古風時代希臘社會最為重大的變化是最終完成了從氏族制度向奴隸制的轉變．形成了奴隸制國家、即城邦（polis）。所謂城邦，是指以一個城市為中心的主權國家。從公元前呂世紀至公元前6世紀，希臘先后出現了幾十個城邦。在眾多希臘城邦中．斯巴達和雅典是最具代表性的，它們先后稱雄于希臘世界，在希臘歷史上占有中心地位。

（一）斯巴達教育

斯巴達位于伯羅奔尼撒半島南部的拉哥尼亞平原。平原以北群山深鎖，向南為沼澤地，由此延伸入海。斯巴達土地肥沃，易于耕作，但由于沒有適宜的港灣，因而與外界的交往甚為不便。斯巴達封閉的地理條件，對其社會、文化和教育的發展均有一定的影響。

斯巴達國家的居民分為三個等級。期巴達人為第一等級，是城邦的公民，享有一切特權。斯巴達人是入侵的多里安人（Dorians）的一支，他們的人數較少，僅9000戶、30000人。第二等級是皮里阿面人（Perioeci），他們領有土地、經營農業，也從事工商業。他們雖不是奴隸，但也不具有政治權利。第三個等級是希洛人（Helots），他們是當地的土著居民，為被征服的奴隸，不具有任何政治、經濟權利，約有30萬人。為了維護其統治，斯巴達實行舉國皆兵的體制，整個國家就是一座軍營。

在斯巴達，教育被當做一項極為重要的國家事業。傳說中的斯巴達國家的立法者來庫古（Lycurgus）就曾指出，教育是一個立法者應該加以考慮的最主要和最重大的事務。由于這個原因，斯巴達的教育完全由國家控制。

斯巴達人實行嚴格的體格檢查制度。公民子女出生后，由長老代表國家檢查新生兒的體質情況。只有那些體質健康的新生兒，才被允許撫養。身體孱弱或有殘疾的新生兒則被棄之荒野。實行體檢制度的目的在于，保證種族在體質上的“優越性”，并有利于培養體格強壯的戰士。

在7歲以前，公民子女在家中接受母親的教育。從7歲至18歲，兒童進入國家的教育機構，開始軍營生活。在這個階段，教育的主要任務是通過嚴格的軍事體育訓練和道德灌輸，使兒童養成健康的體魄、頑強的意志以及勇敢、堅韌、順從、愛國等品質。教育的主要內容是“五項競技”（即賽跑、跳躍、摔跤、擲鐵餅和投標槍。這些同時也是古代奧運會的主要比賽項目）、神話、傳說。此外，兒童也參加祭神、競技和各種儀式。

在國家教育機構中，兒童按年齡分成若干小隊，挑選勇敢機智的兒童擔任隊長，由20歲左右的青年擔任教官（被稱為埃倫）。在埃倫之上，由“最高尚、最優秀”的公民出任派度諾米（即兒童們的監督者），負責對兒童的教育。與此同時，斯巴達的老人們也經常來監督兒童的教育，并對犯了錯誤的孩子進行懲罰。

為了使兒童養成堅毅、剛強、機警等品質，教育機構中的生活是非常艱苦的。兒童們頭蓄短發、赤足行走，并且睡在用蘆葦編輯的草墊上，而蘆葦則是兒童用手從河中拔來的。由于經常吃不飽，兒勇常常被唆使去偷竊，如被發覺，將受到鞭打，以此懲罰他的遲鈍。

從18歲起，公民子弟進入高一級的教育機構——青年軍事訓練團（ephebia）。入團前，青年們在神廟的祭壇前當眾接受鞭打的考驗，凡能忍受者為合格，忍受鞭打次數最多者為優勝，將受到獎勵；哀號求免者被剝奪入團資格。青年軍事訓練團的主要任務是進行正規的軍事訓練，其中的一個重要科目是所謂的“秘密服役”，即在夜間對希洛人進行突然的襲擊。

年滿20歲的公民子弟開始接受實戰訓練，到30歲，正式獲得公民資格。

與絕大多數古代國家不同的是，斯巴達人非常重視女子教育。女子通常和男子接受同樣的軍事、體育訓練，其目的是造就體格強壯的母親，以生育健康的子女。女子教育的另一重要目的是，當男子出征時，婦女能擔負防守本土的職責。

（二）雅典教育

雅典原是阿提卡半島上一個城市的名稱，阿提卡統一為一個城邦后，它成為這個國家的名稱。雅典三面臨海，有良好的海運條件，易于航海和商業貿易。

公元前683年，雅典結束了王政時代，向奴隸制社會邁進，并逐步形成了城邦。在早期，雅典和斯巴達一樣，也實行貴族統治。從元前594年至公元前593年梭倫（Solon）改革開始，中經前509年至前508年的克利斯提尼（Cleisthenes）改革，雅典逐步向奴隸主民主制度過渡。這對雅典文化和教育的發展，具有非常深刻的影響。

與斯巴達一樣，雅典城邦也高度重視教育。早在公元前6世紀，梭倫立法中就明確規定，父親有責任讓其子女接受適當的教育，否則，子女成年后有權不贍養父親。但與斯巴達不同的是，雅典人認為，要培養公民在履行公共義務時所應具有的理智、聰慧和公正等品質，這是要由國家來規定的。但是，在如何安排個人的閑暇時間以及勇敢、強壯等品質的培養上，就不能完全依靠由國家控制的教育。由于這樣的原因，雅典盛行私人辦學，國家只負責16－20歲青年的教育。

公民子女出生后，也要進行體格檢查，所不同的是，雅典兒童的體檢是由父親負責進行的。7歲前，兒童在家中由父母養育。7歲以后，女孩繼續在家中，由母親負責教育，學習紡織、縫紉等技能。男孩7歲后則開始進入弦琴學校學習。弦琴學校主要教授音樂、唱歌、朗誦等。以后又出現了文法學校，教授讀、寫、算等知識。這類學校是私立、收費的。兒童上學、放學均有“教仆”陪同，以避免兒童接受街頭的不良影響。教仆大多為有一定知識的奴隸。弦琴學校和文法學校的教師一般是有政治權利的自由公民，也有一些是贖身的奴隸。

到十二三歲左右，公民子弟一方面繼續在弦琴學校和文法學校學習，另一方面則進入體操學校（又稱角力學校），接受各種體育訓練：游泳、舞蹈、賽跑、跳躍、摔跤、擲鐵餅、投標槍，其目的在于使公民子弟具有健全的體魄和頑強、堅韌的品質。到15－16歲，大多數公民子弟不再繼續上學，而開始從事各種職業，少數顯貴子弟則進入國立體育館，接受體育、智育和審美教育。從18～20歲，青年進入青年軍事訓練團，接受軍事教育。到20歲，經過一定的儀式被授予公民稱號。

從全面的觀點看，古風時代并不是雅典文化、教育發展的鼎盛時期。盡管如此，在古風時代，雅典已初步形成了明顯不同于斯巴達教育的特征。與斯巴達相比，雅典教育的制度化程度更高一些。不僅如此，與斯巴達單一的軍事體育一道德教育相比，雅典教育更注重多方面的教育和陶冶。

三、古典時代的教育

公元前5世紀至公元前4世紀，在希臘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在這個時期，希臘的奴隸制經濟得到重大發展，在一些經濟發達的城邦，奴隸制已進入“以生產剩余價值為目的”（馬克思語）的階段。這個時期，奴隸主民主政治制度得以最終確立。也正是在這個時期，希臘文化和教育的發展達到了全面繁榮的階段。

（一）古典時代的雅典社會

公元前499年，以米利都為首的小亞細亞諸希臘城邦展開了反抗波斯統治的起義，起義得到了雅典的支持。起義失敗后，波斯為“懲罰”雅典、進而征服全希臘，于公元前492年、前490年兩次大舉進犯希臘，均遭失敗。前480年，波斯發兵第三次進攻希臘，出于民族的共同利益，希臘30多個城邦自動組成了以雅典為首的反波斯同盟。經過薩拉米、普拉提亞、塞斯托斯三大戰役，希臘人取得了希波戰爭的決定性勝利，迫使波斯于前448年簽訂和約。

希波戰爭的勝利，在希臘歷史上具有極為重大的意義。其中的一個直接結果是雅典確立了它的海上霸權，并促使其經濟進入了一個空前繁榮的時期。

在奴隸制經濟高度發展的基礎上，雅典的民主制度進一步成熟。在伯里克利（Pericles，約前500～前429）當政時期（前461～前429），由于采取種種措施，政治進一步向公民開放，公民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權利得到保障，雅典的奴隸主民主政治制度進入了發展的鼎盛時期。

但是，雅典奴隸主民主政治的全盛同時也潛伏著導致它衰落的深刻危機。雅典公民民主是以奴隸制為基礎的，而奴隸則主要來自海外。因此，要保存雅典民主制度．惟一的出路就是對外擴張。而這又必然與斯巴達等希臘城邦的利益發生沖突。正是在住種用利益的沖突中，爆發了伯羅奔尼撒戰爭（前43１～前404）。這場戰爭以雅典戰敗、斯巴達取代其霸權而結束。伯羅奔尼撒戰爭結束后，雅典奴隸主民主政治完全衰落。

（二）文化的繁榮和價值觀念的變化

    希波戰爭結束后，隨著雅典經濟的調整發展和民主政治的確立，希臘文化進入了空前繁榮的時期。傳統的貴族文化開始向公民普及，并產生了像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愛斯庫羅斯(Aeschylus)、索福克勒斯（Sopholes）這樣的戲劇作家，普羅泰戈拉（Protagoras，約前485 ~ 約前410）、蘇格拉底（Socrates，前469～前399）和柏拉圖（Plato，前427～前347）等著名的哲學家。

與此同時，由于社會生活各方面條件的重大變化，希臘人的思想意識和價值觀念也隨之發生了顯著的改變，傳統的政治觀念和道德觀念面臨挑戰，懷疑和否定的傾向盛行，對權力和財富的追求成為一種時尚，個人主義普遍流行。簡言之，希波戰爭后，雅典社會進入了一個思想啟蒙、個性解放的時代。

由于這些原因，從前5世紀中葉開始，希臘人的理論興趣逐漸從過去對自然現象的關注轉向對社會、道德和人自身的探究。在早期智者和蘇格拉底那里，希臘哲學完成了從自然哲學向社會人事哲學的過渡。希波戰爭后希臘社會內部的沖突嚴重，促使人們不斷思考一系列重大的人生、人事問題：什么是幸福和快樂？什么是善？什么是惡？人應當追求什么理想？怎樣才能獲得善行和美德？作為一個統治者應當具有什么品德和才能？如此等等。對這些問題的解答，是當時社會所迫切需要的。正是在解答這些問題的努力中，形成了前5世紀豐富的政治理論、道德學說。也正是在這種努力中，產生了希臘教育思想的第一次重大發展。

伯羅奔尼撒戰爭期間以及戰爭結束以后，希臘（尤其是雅典）社會又一次發生了非常重大的變化，并對人們的思想意識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由于戰爭所造成的破壞，由于民主政治的衰落，由于城邦內部黨派斗爭的日益激烈和殘酷．雅典人原有的政治煙相和道德觀念面臨崩潰。

   民主政治的衰落、道德的普遍淪喪，客觀上要求人們深入探討擺脫社會危機的途徑，探索新的道德標準和價值觀念，尋求新的政治體制和治國方略。由于這個原因，伯羅奔尼撒戰爭之后，希臘的政治、倫理學說得到了空前的發展，產生了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人的哲學。哲學的繁榮又直接促進了教育，特別是教育思想的大發展。

（三）古典時代的雅典教育

古典時代是希臘教育發展的黃金時期。以智者的出現為標志希臘（尤其是雅典）教育進人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所謂“智者”（sophistes，又稱詭辯家），在前5世紀后期主要指以收費授徒為職業的巡回教師。這些人云游各地，積極參加城邦的政治和文化生活，以傳播和傳授知識獲得報酬，并逐步形成了一個階層。智者派的代表人物主要包括：普羅泰戈拉、高爾吉亞（Gorgias）、普羅狄克斯（Prodicus）、希庇亞斯（Hippias）、安提豐(Antiphon和克里底亞（Critias）等。

智者派產生于希臘奴隸主民主政治制度的鼎盛時期。它深刻反映了時代的要求，同時又進一步促進了當時在希臘世界（尤其是在雅典）開始的思想啟蒙運動。智者派雖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學派或學術團體，智者們也沒有統一的哲學主張和政治見解，但是，共同的職業、共同的治學內容以及共同的時代要求，賦予智者以共同的理想傾向和價值觀。作為智者派共同的思想特征是：相對主義、個人主義、感覺主義和懷疑主義。

在智者看來，一切知識、真理和道德都是相對的，都有賴于具體的感知者。在一個人看來是真的，就是他所說的真。沒有客觀真理，只有主觀意志。普羅泰戈拉指出：“事物對于你就是它向你呈現的樣子，對于我就是它向我呈現的樣子。”由此，他提出：“人是萬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1]

應當指出的是，普羅泰戈拉的“人是萬物的尺度”這個命題中的個人，主要是指個別的、具體存在的人，也就是個人。以個人作為判斷事物存在與否、真假、善惡的惟一標準，實際上提出了一種以人為中心的樸素的人本主義的價值取向。這在當時具有重要的思想啟蒙作用。

智者不僅在希臘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作為西方最早的職業教師，他們對希臘教育實踐和教育思想的發展，同樣作出了重大的貢獻。第一，智者們云游各地，授徒講學，以錢財而不以門第作為教學的惟一條件，這不僅推動了文化的傳播，而且，由于擴大了教育對象的范圍，因而促進了社會的流動。第二，智者適應了時代對辯論、演講的廣泛需要，抱著實用的目的研究與辯論、演講直接相關的文法、修辭、哲學等科目，并把這些知識傳授給他人，因而，既拓展了學術研究的領域，又擴大了教育內容的范圍。西方教育史上沿用長達千年之久的“七藝”中的前三藝（即文法、修辭學和辯證法），正是由智者首先確定下來的。第三，智者們最為關心的是道德問題和政治問題，并把系統的道德知識和政治知識作為主要的教育內容。這樣，不僅豐富了教育的內容，而且提供了一種新型的教育——即政治家或統治者的預備教育。這種教育是奴隸主民主政治發展到鼎盛時期所必然產生的客觀需要。智者派的教育活動順應了時代的要求，并使這種教育得以確立。不僅如此，隨著奴隸主民主政治的衰落，這種教育不但沒有失去其存在的價值，反而另益成為人們關注的重大問題。

智者派不僅直接促進了希臘教育實踐的發展，而且推動了希臘教育思想的進一步豐富。智者們雖然沒有留下非常系統的教育著作，也沒有形成系統的教育思想，但從一些智者的著作殘篇來看，智者派對教育問題的思考是非常廣泛的。

作為職業教師，智者們已經較為明確地意識到教育活動的特殊性，并開始自覺地把教育現象與政治現象、道德現象等社會現象相區分。他們把教育過程當做一個運用稟賦、進行練習的過程。另一方面，他們也明確地認識到，教育與政治、道德具有密切的相互聯系，教育在國家生活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普羅泰戈拉指出：“一個合理的國家的所有公民，包括壞的公民在內，比起一個既無文化，也無正義，也無法律，更無使公民養成公正習慣的強制力的國家的公民來，都要更好更正直。他們的這種優越性要歸功于他們國家中的法律、教育、文化。”[2]再一方面，智者（尤其是普羅泰戈拉）反對道德天賦論，強調道德是人人都可能具有的，道德是可以通過學習和訓練而獲得的。

在希臘教育的發展史上，智者的教育活動和教育思想占有重要的地位。智者的出現表明，在希臘，職業教師已逐步取代原有的“大眾教師”（如詩人、戲劇作家），教育工作已經開始職業化。這對提高教師的地位、提高教育工作的成效，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也由于職業教師的出現，教育活動的內容、方法逐步規范化，這同樣有助于教育的進步。智者對希臘教育思想的發展所作出的貢獻尤為突出。正是由于智者的出現，希臘教育思想才真正成型。這主要表現在，希臘教育思想所探討的基本問題，大多已由智者提出，并在不同程度上作了理論的探討。另一方面，希臘教育思想中的一些基本范疇、命題、原理，在智者們的言論中也或多或少的涉及了。簡言之，在智者的教育思想中，已經包含了全部希臘教育思想發展的基本線索和方向。

在古典時代，希臘教育發生了一系列重要的變化。在雅典，逐漸形成了文字教師與音樂教師的分工，文法學校與弦琴學校從此分設。更為重要的變化是，出現了一些由著名學者創辦的高等教育機構。前390年（或前392年），著名修辭學家、教育家伊索克拉底（Isocrates，前436一前338）創辦修辭學校。前387年，柏拉圖創辦學園（阿加德米）。前335年，亞里士多德創辦學園（呂克昂）。前200年，這些高等教育機構合并成為雅典大學。

四、希臘化時期的教育

公元前334年，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Alexander the Great，前356～前323）開始向東擴張，先后征服了希臘、小亞細亞、敘利歪、埃及和印度（部分地區）等地區，建立了一個橫跨歐、亞、非三大洲的龐大軍事帝國，開始了東西方文化和教育相融合的新時期。亞歷山大死后，他所建立的帝國分裂為若干王國。這些王國以后相繼被羅馬滅亡。亞歷山大的軍事擴張，在客觀上起到了促進不同民族文化之間的交流與融合、推動希臘文化的廣泛傳播的重要作用，從而為希臘化時期的教育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另一方面，在希臘世界內部，由于城邦的覆滅，曾經創造出燦爛輝煌的希臘文化的社會基礎不復存在，因而，在希臘化時期，文化和教育方面的變化呈現出明顯不同于古典時期的特點。

在希臘化時期，教育的變化主要表現在以下諸方面。第一，希臘，特別是雅典的學校教育制度，廣泛地傳播到小亞細亞、美索不達米亞、波斯、埃及等廣大地區，從而對這些地區的教育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第二，文化和教育中心的轉移。在古典時期，雅典一直是文化和教育的中心，在希臘化時期，文化和教育的中心逐步轉移到亞歷山大利亞城。該城由于擁有規模宏大的圖書館、博物館、植物園、動物園和氣象臺，而成為文化和教育的中心，吸引了來自各地的學者。在整個希臘化時期，亞歷山大利亞城事實上一直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東方文化對西方文化產生了重要影響。第三，希臘的初級學校發生蛻變。在古典時期，希臘的小學通常多注重實施以德育、智育、美育和體育為基本內容的多方面教育，以促進學生多方面能力的和諧發展。而在希臘化時期，由于城邦的覆滅，帶有軍事目的的體育首先被取消，美育逐步被削弱，小學教育的內容主要局限于讀、寫、算等知識性科目。第四，在希臘化時期，原有的中等教育機構——體育館（Gymnasium）為文法學校(Grammar School)所取代。與此相聯系，中等教育日益偏重于知識教學，尤其強調文學教育，體育和美育被忽視。中等教育也逐步偏離了希臘教育的傳統，其功能逐漸萎縮。第五，希臘化時期教育中真正得到明顯發展的是高等教育。除原有的柏拉圖的“學園”(Akademia)、亞里士多德的“呂克昂”（Lyceum）和伊索克拉底開辦的修辭學校之外，出現了由芝諾（Zenon Kitieus，前336～前264）開辦的斯多葛（Stoics）學派的哲學學校（前300年）和伊壁鳩魯（Epicurus，前341～前270）開辦的伊壁鳩魯學派的哲學學校（前311年）。公元前200年前后，上述四所學校合并成為雅典大學（University of Athens）。經過長時期的發展，到公元2世紀至3世紀雅典大學成為非常著名的學術研究中心和高等教育的中心，吸引了來自各地的眾多學子，為傳播希臘的文化、科學和學術，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從公元313年基督教被定為國教后，雅典大學開始衰落，公元529年被關閉）。從另一方面看，與希臘化時期的整個教育狀況一樣，這個時期的高等教育也呈現出某種蛻變的趨勢。這主要表現在高等教育的內容逐步壓縮，日益側重于修辭學的教學。由于城邦的淪陷和奴隸主民主政治的衰敗，演說、雄辯已失去原有的實際功用，因此，修辭學的教學逐步陷于形式主義的泥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