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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是國家政府制訂、頒行的關于文化教育事業的總方針或總，它體現了一定社會不同歷史時期文化教育的指導思想、目標要求及其基本目的。我國多數朝代的統治者重視文化教育，精心制訂文教政策，使其充分發揮鞏固統治的作用。

公元前221年秦朝統一中國，封建社會確立，至1840年鴉片戰爭，中國封建社會持續2000年之久。在此期間，法家、道家、儒家思想都曾作為政策的指導思想起過重要作用。但自西漢武帝采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文教政策后。儒家思想基本處于主體地位，多數朝代奉行“尊孔崇儒”的文教政策，以“明人倫”為其最終目的，維護封建帝王的統治。其間經過秦代、漢代、魏晉、隋唐、宋明等幾次重大變遷。反映出封建社會文教政策的發展歷程。

一、秦朝奉行法家教育思想及維護集權統一的文教政策

公元前221年，秦滅六國，建立起我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國家。秦始皇為了強化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鞏固新創建的專制主義封建集權的國家，采用法家思想作為其治國的政治指導思想，政治、經濟上采取一系列措施，對促進我國封建社會的發展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在文化教育上，秦始皇亦奉行法家政策，其主要措施有：

（一）“書同文”、“行同倫”

“書同文”的目的是為了消除戰國以來“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的現象。將“大篆”（籀文）和古文（蝌蚪文）加以改造，形成新的文字“小篆”（秦篆），為推行朝廷政令掃除了障礙，也為文教的傳播提供了有利條件。為了推動“書同文”在全國有效地實施，朝廷迅速組織了蒙學識字課本的編寫。丞相李斯作《蒼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愛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漢初塾師將三篇合一，斷六十字為一章，共55章，改用隸書，統稱《蒼頡篇》或《三倉》。漢代程邈，據秦篆而簡化為“隸書”，成為楷書的雛形。

“行同倫”的目的是為了“黔首（百姓）改化，遠邇同度”，“匡飭異俗”。這些措施進一步融匯了各民族的風俗習慣，對于促進統一的中華民族共同心理狀態的形成，起到了積極作用。

（二）以法為教

秦國為了鞏固統一的中央集權制度，將法律作為教育的主要內容。在李斯的建議下，實行合法律、教師、官吏為一體的“吏師制度”。建“學室”于郡縣，召“史”之子入學為“弟子”，修習律令，實施“以法為教”

（三）“頒挾書令”、“禁私學以吏為師”導致“焚書坑儒”

“燔詩書而明法令”是法家的一貫主張。李斯據此駁斥朝廷中儒家傳統觀念的學者依據殷周古制的主張，認為這是“以古非今”。他說：“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德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籃，種樹之書。若欲自學法令，以吏為師。”[1]秦始皇采納了李斯的建議，頒布了“挾書令”，并禁止私學；士人求學，“以吏為師”，由政府統一地實施法治教育。隨著這個政策的實行，儒法矛盾更加尖銳，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1年）爆發了坑殺460余儒生的事件。焚書坑儒，是秦始皇在文教領域內推行封建專制主義的產物，其目的雖是為了鞏固中央集權的統治，但其結果除了造成對我國古代文化典籍的摧殘破壞之外，并沒有起到統一思想的作用，相反更加劇了社會矛盾，削弱了秦王朝的統治基礎，成為加速秦王朝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

“焚書坑儒”是秦在文教政策上的重大失誤，造成了不可彌補的巨大損失，嚴重影響了文化教育的發展。作為教訓為漢及以后的封建帝王所記取，并引以為鑒。

二、漢代“獨尊儒術”文教政策的確立與實施

西漢初年，漢高祖劉邦鑒于秦朝滅亡的教訓，采用道家“無為而治”的主張，施行“休養生息”的基本國策，推崇“黃老刑名之學”，并以其為政治指導思想。所謂“黃老之學”是依托黃帝而本于老子的一種學說，實際上是以道家思想為核心，融合了先秦時期各家學派的思想，特別是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而成的。道家思想的核心是“清靜無為”、順應自然，但也包括堅持法治思想的內涵。因此“黃老之學”的實質是刑德并用。這種政策摒棄了秦朝單純以法治國、過度殘暴百姓的政策，從而適應了漢初急需恢復發展社會經濟和人民渴望從頻繁的戰亂中擺脫出來過安定生活的客觀要求。經過“文景之治”，社會安定，經濟得以發展，但“吳楚七國”之亂的發生與平定，使漢政權面臨如何進一步鞏固中央集權的問題。

漢武帝即位后，立志要把無為政治變成一種具有進取精神的有為政治。為了實現其遠大抱負，漢武帝渴望尋求一種新的政治指導思想。大儒、博士董仲舒根據當時政治需要，把“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的原始儒學改造成夾雜大量迷信成分的神學化儒學。他利用《春秋》文字簡單隱晦，便于穿鑿的特點，對其中“大一統”思想加以發揮。他認為為了保證政治法紀的大一統，首先必須是統一思想。他在回答武帝策問時，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他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后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2]他還極力主張君權神授，使皇權達到了至高無上的地位。他說：“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3]他的主張出發點在于加強專制集權，完全投合漢武帝的心意。所以漢武帝便在建元元年（前140年）接受了他的建議，下令“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建元五年（前136年），西漢政府決定專置五經博士，從而結束了延設百家博士的局面，儒學獨尊政策，得到確定。自此國家政治指導思想和文化教育政策，皆以儒術為本，并根據這個指導思想，培養人才，選拔人才，對人民加強思想教化。在這個政策指導下，儒經受到了極大的尊崇，并得到廣泛的傳播。漢武帝以后的百余年間，經學極盛，經學大師先后多至千余人，從皇帝到地方官吏都會講經，有些經書的解釋竟多至百余萬言。東漢靈帝時刻有“嘉平石經”，作為標準經文。經學的昌盛，有力地推動了學校教育的發展。教學目的、內容及教材空前地統一起來，學校教育基本上成了經學教育。獨尊儒術文教政策的確立和實施，對后世封建社會的教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三、魏晉玄學興起，儒學地位下降，文化教育的多元化

魏晉南北朝，諸方割據，南北對峙，朝代交迭頻繁，無法形成統一的文教政策。但是，魏晉時期形成士族制度，即由大地主和高級官僚組成門閥士族集團。他們在政治上、經濟上享有許多特權，采用“九品中正”制嚴格控制仕途。在思想上儒學的仁義禮法不再適用，只有代表沒落貴族的老莊哲學最能滿足這種要求。正始年間（240～249）經何晏和王弼的研習，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得以結合，形成儒道兼綜的“新學”——玄學。這就意味著教育思想的發展，沖破了漢代經學的束縛，出現了一個多元化的時代。教育思想的匯通融合，促使教育理論深化。然而，儒家經學雖然失去了獨尊地位，作用有所下降，但在政治上仍有它的重要作用；學校的教學內容，也主要還是經學，只不過這時的經學，是由漢代的注重章句訓詁變為注重義理，而稱為“魏晉經學”，實質上成為了儒、道、佛混合的經學了。

教育思想理論的多元化為各地區、各民族和學派間的文化教育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學校教育雖然時興時衰，但卻出現了國子學、四門學、書學、律學、醫學以及文學、史學、玄學等多種形式的官學，促進了封建教育制度的發展。

四、隋唐“尊崇儒術”，兼重佛道

隋唐時期結束了300多年的戰亂局面，重新建立起了統一的封建帝國。唐初諸帝總結前代統治的教訓，進一步認識到儒家思想是封建社會長治久安最好的指導思想，確立了重振儒術的文教政策。正如唐太宗所述：“朕今所好者，惟在堯舜之道，周孔之教，以為如鳥有翼，如魚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暫無耳。”[4]與漢代“獨尊儒術”相比，唐代除尊崇儒術外，還提倡佛教和道教，即以尊孔崇儒為基本，以佛道兩教為輔助手段。這樣的文教政策，一方面促進了當時教育制度的發展，經學教育成為學校教育的主干，同時設立了學道的學校，即玄學，佛教寺院教育，對官學和后來的書院等世俗教育產生很大影響；另一方面，從教育思想來說，這時既是儒家教育思想的復興階段，又是儒家教育思想與儒老教育思想的交融，向宋明理學教育思想過渡的時期。隋唐實行的“尊崇儒術，兼重佛老”的文教政策，對于促進當時文化教育的發展是有積極意義的，對后世也有重要影響。

五、兩宋的“重文治”和元代的“遵用漢法”

公元960年趙匡胤推翻后周，建立宋王朝，結束了五代十國的封建割據局面。宋王朝十分重視意識形態對于鞏固專制集權統治的作用。在統治策略上，從重視“武功”改變為重視“文治”，把尊孔崇儒作為治國的指導思想，同時支持佛、道二教，使儒、道、佛三派融合起來，互相補充，相互為用。由于統治者的積極提倡，這為“理學”——宋明時期新儒學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

宋朝建國后，宋太祖為了加強中央集權，防止割據，重用儒臣。他說：“往者雖以武功克定，終須用文德致治。”[5]他特別提倡科舉，擴大取士名額，提高儒學地位。宋真宗親臨曲阜孔廟行禮，加謚孔子為“玄圣文宣王”，并自撰《文宣王贊》，稱頌孔子是“人倫之表”，孔學是“帝道之綱”；命祭酒邢師等校定《周禮》、《儀和》等書的“正義”，編注九經“義疏”，大量印行，并賜給州縣學校，作為官方指定教材。宋仁宗、神宗和徽宗時期，北宋有“三次興學”之舉，教育得到極大發展。

宋王朝在尊孔崇儒的同時，對佛教采取保護政策。太宗趙匡胤修廢寺、造佛像，刻印大藏經，佛教和佛學大大發展起來。宋太宗認為佛教“有裨政治”，在開封特設譯經院。在各地修建寺院，大度僧尼。宋真宗時是北宋佛教鼎盛時期，全國僧徒達到46萬余人。真宗在撰寫《崇儒術說》的同時，又作《崇釋說》，有意把佛學作為輔助儒學的統治工具。直到南宋時期，佛教仍保持支配地位。

道教是宋朝第二大宗教，宋太宗封賜華山道士陳摶為“希夷先生”，又在開封、蘇州等地修建道觀。真宗熱心鼓吹道教，偽造天書，封老子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又命宰相王欽若主持續修道藏，搜集道書4300余卷。徽宗更任用道士直接參與政治。南宋時，道教雖不再直接參與政治，但仍享有特權。

   宋代在儒學發展的歷程中，有一重要的變化，這就是理學的產生。由于宋代階級斗爭、民族矛盾的復雜性，宋王朝統治者推行儒、釋、道三教融合的政策，為儒學改造和發展提出了新的方向。周敦頤（1017～1073）首先提出吸收佛、道入儒學的理論，把佛道二教的禁欲主義和服從封建綱常的教條結合起來，要求人們既做一個忠臣孝子，又要具有安貧樂道、清心、寡欲的精神境界，成為理學的開端。接著經過張載（1020～1077）、程顥（1032～1085）、程頤（1033～1107）的發展，奠定了理學的基礎。南宋朱熹則從理論上加以總結，集其大成，完成了我國封建社會后期特定的官方哲學——理學的體系。朱熹在其身后，受到當朝的恩寵。寧宗于嘉定二年（1209年）便詔賜朱熹遣表恩澤，稱“朱文公”；嘉定五年（1212年）把《論語集注》《孟子集注》列人官學，作為法定教科書。理宗在寶慶三年（1227年）下詔：“朕觀朱熹集注《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發揮圣賢蘊奧，有補治道。”“特贈熹太師，追封信國公。”[6]從此確定了朱熹的歷史地位和理學對于鞏固封建統治的重要意義。此后，元、明、清各代，均崇奉理學為官方統治思想、文教政策的主要依據。

元代（1279～1318）是蒙古族建立的統治全國的政權。元代建國后，面對政治經濟文化比較進步的廣大漢族地區，一方面采用武力鎮壓和民族歧視的政策，努力保持自己民族特性，重武、重實，保存發展蒙古族的語言文字和文化。另一方面采用“遵用漢法”的政策，極力籠絡漢族士人，先后征得大儒趙復、劉基、竇默、許衡、郝經、吳澄等。這些儒士提出一套儒家治國平天下的和理論，為其制定興學校、立科舉、尊孔子的制度和措施，加強其統治起了很大作用。在尊崇孔子方面，早在建國前，元太宗就接受宣撫王揖的建議，于公元1234年將全國樞密院改為宣圣廟（孔子廟）；成宗即位之初，下詔書令中外皆崇奉孔子。武宗時（1308 ~1312）加封孔子為“大成至圣文宣王”。尊崇理學，意義更為深遠。太宗八年（1238年），為紀念理學鼻祖周敦頤，特建太極書院之“周子祠”，一并以程頤、程顥、張載、楊時、游酢、朱熹六君子配饗，聘趙復主講。理學成為元代統治者的“治國安民”之道。朱熹的《四書集注》成為官學教材和科舉考試的依據。從此理學成為元代的官方統治思想，確定了理學在我國封建社會后期的統治地位。

六、明清時期崇理學、創八股．實行文化專制

    明清時期封建社會已進入后期。兩朝統治者都竭力推崇程朱理學，把它作為思想、文化、教育領域的統治思想。明太祖朱元璋曾下令，學者講學“一宗朱子之學”，“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明成祖永樂十三年（1415年）命翰林學士胡廣等編纂《五經大全》、《四書大全》和《性理大全》頒行天下，作為欽定的學校教科書。明王朝在推崇程朱理學的同時，還首創八股取士，從“五經”和“四書”中命題，以八股制義為定式，“代圣人立言”，并以朱熹《四書集注》為標準。明王朝是以君主獨裁為特點的封建專制政權，在文教領域里，實行種種禁錮思想的措施。如洪武初年；朱元璋下令刪節《孟子》書中數條不利于君主專制的語句。他還在國子監設“繩愆廳”，對違規師生有執行刑罰的權利，對地方學校則“頒禁例于天下學校，鐫刻臥碑，不遵者以違制論”。

清王朝是滿族統治全國的朝代。它奉行壓制與籠絡兼施的統治政策，極力提倡程朱理學，并把它們作為官方統治思想。康熙時命一些理學名臣為其編纂《朱子大全》，重刊《性理精義》，學校教育和科舉考試內容，均以程朱理學為主。他對于漢族知識分子采取各種籠絡手段，以達到控制、利用的目的。然而，清初統治者為了鉗制輿論，對宋明以來士大夫會盟結社的風氣，嚴加禁止。還大興文字獄，屠殺知識分子，實令人發指。清王朝壓制知識分子的另一重要手段是沿用明朝在各級學校制訂嚴厲學規的辦法，頒訂了新《臥碑文》，康熙時頒布“圣諭十六條”，雍正時又演進為“圣諭廣訓”等。這比明朝對學生的思想控制更有過之，完全剝奪了他們思想、言論、出版、結社的自由，明令知識分子不準干預政治。

綜觀我國封建社會歷代文教政策的制訂和發展歷程，可以看出，歷代的文教政策是統治政策的一個組成部分；充分發揮文化教育為政治服務的作用，是文教政策的實質所在。同時可以看到，儒家思想是封建社會歷代文教政策的主體，強調“德治”、“教化”，重視教育作用，促使我國古代教育興盛、發達，走在世界前列。儒家教育強調把道德教育放在首位，把灌輸理論知識、進行道德訓練作為中心任務，這有其正確的一面，然而也不能低估其消極的一面，即因此而忽視或排斥生產知識、自然科學和技術訓練，致使我國古代教育畸形發展，嚴重阻礙了其向近代教育的轉化。

[1] 《史記·秦始皇本紀》。

[2]董仲舒：《舉賢良對策》。

[3]董仲舒：《舉賢良對策》。

[4] 《貞觀取要·慎所好》。

[5] 《續資治通鑒》卷十一。

[6] 《宋史記事本末》卷八。